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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能源强国需重新认识电力安全和绿电消纳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 张中祥
能源强国以能源安全为基础，在坚持绿色低碳方向的同时，能够提供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和社会平稳运行的能源需求的综合生产能力。在电力时代，满足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爆发式增长的电力需求，需要全天候持续、稳定的高功率供电，新能源高比例接入背景下电力系统的安全和稳定运行，决定中国未来的能源安全。容量电价保障煤电转型为调节性电源，为电力系统提供安全兜底和调峰保障时的煤电收益，在构建安全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是要严格落实如期完成“双碳”目标，实施碳排放“双控”政策，限制化石能源消费，提高全社会对绿电的需求，大力发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二是要开拓消纳新能源的应用场景，着力推动实现工业园区的低碳化和零碳化。三是要统筹就地消纳和外送，重构消纳逻辑，让新能源电站直接对接下游负荷，就近发电、就近消纳，不完全依赖大电网的长距离输送和调峰，以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新能源接入增量配电网的发展，促进新能源资源富集地区新能源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地区经济的融合发展。此外，还需通过绿电直连提高绿电的竞争性和电力系统本身的灵活性、稳定性与韧性水平。（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7期，详见）
作者简介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与环境。主要论著有《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中国与世界——绿色低碳转型、绿色金融、碳市场与碳边境调节机制》《多效应下全球气候联盟稳定性的博弈分析》等。
芍药
统筹推进能源强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许勤华
建设能源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必由之路。建设能源强国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依托坚持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与超前布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与新型工业化融合、完善市场化机制三大支柱协同推进。建设能源强国意味着能源的角色定位发生深度转变，能源产业已不仅是经济运行的“燃料”，而且是赋能全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性、平台性行业。从能源大国到能源强国，关键要完成从规模扩张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的战略转型，实现由“体量领先”到“实力引领”的跨越。
当前，我国能源发展在规模与产业优势、技术与创新引领、制度与政策保障层面，已具备由大变强的坚实基础。我国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亟须确立“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的战略主线，推动发展重心从规模速度型增长全面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以体制机制的高质量改革破除发展瓶颈，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铸就安全根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塑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将能源产业打造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平台性基石。（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7期，详见）
作者简介
许勤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能源与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和欧亚区域与国别安全。主要著作有《国际关系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国际能源战略研究》《读懂“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主编）。
以生物制造筑牢国家能源安全新防线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氢能中心首席科学家李十中
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体系，是我国加快能源强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途径。实践表明，发展生物制造，是实现从燃料到材料，多方位摆脱化石能源路径依赖的重要举措。在替代石油的技术选择上，有电合成燃料与生物基燃料两种路径。生物燃料是目前唯一可大规模取代石油的可再生燃料，其中主要原料是以农林剩余物为代表的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和利用边际土地种植的能源植物，具备替代大部分进口石油的潜力。在系统设计层面，可采用热化学或生物化学转化技术处理生物质做原料，把传统煤化工厂和炼油厂改造为现代生物炼厂。发展生物质能源替代原油，兼具经济效益显著、就业带动能力强、减排效果突出等多重优势。
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应采取综合性措施加以谋划和推进。具体来说：健全强制应用机制，推行产品配额制度；明确统筹管理部门，指导产业融合发展；建设国家级生物质生物化学和热化学转化技术创新平台；提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力，开拓国际高值创汇新市场；培育潜在能源植物产业，建立耕、种、管、收、储、运全流程标准规范。（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7期，详见）
作者简介
李十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氢能中心首席科学家。研究方向为用生物质生产能源与材料的生物化学与热化学转化技术。主要著作有《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丛书：生物质能卷》（编著）等。
湖南省常宁市洋泉镇，田园、民居、山峦、道路、河流相映成景。刘东华摄（人民图片）
以投资于人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政策选择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若要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必须更加重视投资于人，以投资于人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广义上讲，投资于人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积累更多人力资本，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物”的承载与“人”的赋能双向增效。只有人的素质提高，才能不断地推动思想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从而催生新质生产力。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要提高对投资于人重要性的认识，着力构建投资于人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的机制，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在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中，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互动。（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4期，详见）
作者简介
赵振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有《劳动价值新论》《当前党政干部关注的重大经济问题》《经济前沿课：新质生产力》（合著）等。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的主要依据与构建路径
——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侯万军
“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互为支撑、循序渐进的演进和赋能过程，只有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最大创新资源”，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才能有效开辟发展新格局、新领域、新赛道。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并非教育、科技、人才三大系统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涉及要素重组、流程再造与功能重塑的深刻变革。要科学界定这一格局是否基本形成，必须深入治理体系的微观机理，从以下四个关键维度进行系统审视：在政策规划上，是否实现“一体衔接”与战略同频；在主体功能上，是否实现“一体融合”与生态共生；在资源配置上，是否实现“一体统筹”与高效聚合；在评价激励上，是否实现“一体联动”与价值认同。
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的要义，在于通过规划“一体衔接”、主体“一体融合”、资源“一体统筹”与评价“一体联动”，构建要素畅通、主体协同、制度适配，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为此，需确立以统筹为核心、以改革为动力、以评价为导向的实施路线图：坚持以“一体规划”强化顶层设计的刚性约束，以“一体改革”破除阻碍融合的体制壁垒，以“一体评价”树立导向一致的制度标尺，通过这三大关键路径的协同发力，构建起权威高效、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科技、科技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3期，详见）
作者简介
侯万军，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科技创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主要著作有《科教发展评论（第十二辑）》《论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等。
本期编辑 | 王卓怡 曲统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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