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开厂8 年，5 个老婆 11 个娃年入8位数，但不是我想的生活|伊拉克|优素福|哈米德|法蒂玛|玛丽亚|莱拉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从国内破产负债到伊拉克年入三千万，我拥有了一个让全世界男人羡慕到眼红的配置：5个风格各异的老婆，11个孩子，豪宅保镖豪车，统治着一座建材王国。

可那个除夕夜，当我端着亲手包的饺子端上桌时，11个孩子用标准的阿拉伯语说：“爸爸，我们不吃异教徒的东西。”

我整个人愣在原地，手里的盘子“啪”地摔碎在地上。

一瞬间我忽然发现，五张床轮流睡，五个家庭来回转，我活成了一张永远不会停歇的打卡表。

而真正的结局是——我连最后一张和这个世界告别的床，可能都没资格躺回故乡。

我叫刘建国，今年四十九岁，江苏南通人。

如果拿简历出来说事，我的履历能让半个中国的男人嫉妒到把后槽牙咬碎。

我在伊拉克经营着四家大型建材厂，水泥、砖块、预制板、钢结构全占了，年利润税后稳稳过三千万人民币。出门清一色的防弹越野车，后面跟着两个持枪保镖。回家有五个老婆轮流伺候，光孩子就生了十一个。

钱、权、女人、后代，男人们一辈子追求的东西，我全有，还超额完成。

可我告诉你，此时此刻，坐在巴格达郊外这栋占地三亩的别墅阳台上，看着底格里斯河面上那轮惨白的月亮，我的眼泪愣是没忍住。

这种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但死都死不起，你知道吗？

死都死不起。五个老婆十一个孩子，全指望我这张脸这张卡刷着过日子。

我如果敢倒下，这十六个人的天直接就塌了。

话要从头说。

2008年，我三十四岁，在南通做外贸生意，本来小日子过得蛮好，老婆儿子房子车子全齐了。结果一笔俄罗斯客户的巨额订单被坑，货款收不回来，上下游连环爆雷，直接把我炸了个精光。

债主堵门，老婆抱着儿子跑回了娘家，留下一句“这辈子别让我再看到你”。

我蹲在南通那个还欠着三个月物业费的出租屋里，把手机里所有能打的电话全打了一遍。没人接，没人管，没人愿意拉一把。

人在谷底的时候，只有两条路：要么躺平烂掉，要么拼命爬起来。

我选了第二条。

我把最后一套挂着的首饰拿去当铺，凑了两万三千块钱，飞到伊拉克。

那阵子伊拉克什么样子？到处是美军留下来的弹坑，街头时不时传来爆炸声，空气中永远飘着一股烧焦的味道。

但战后重建的市场大得吓人，建材需求量简直是天文数字。

在我看来，废墟不是废墟，那就是遍地的黄金在冲我招手，就等着弯下腰去捡。

我用仅有的钱在巴格达郊区盘下一家快倒闭的水泥砖厂，当地工人只有六个，设备锈得不像样子，连电都经常没有。

那段日子我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像做梦。

我每天四点爬起来和工人们一起搬砖、和泥、烧制，手上全是水泡和老茧。四十多度的沙漠高温，晒得皮肤一层层脱皮。远处枪声爆炸声偶尔传来，工人们吓得蹲在地上不敢动，我站在那儿叫他们继续干——不干就没饭吃。

为了在这个地方活下去，我发了狠地学阿拉伯语，夜里背单词背到两三点，白天强撑着跟当地人交流。很快我不仅能正常沟通，还摸透了当地那一套部落规则、人情世故和利益交换的暗线。

就在这时，我遇到了我的大老婆，莱拉。

莱拉是我唯一的当地合伙人的妹妹。

合伙人叫哈米德，巴格达本地一个中等部落的人，那时候开着一辆破皮卡拉建材，我找他合作，两个人一拍即合。

我的砖厂刚有点起色，麻烦就来了。当地一支有黑帮背景的武装派人来“谈合作”，说白了就是收保护费，张嘴就要三万美金一个月，不给就绑架甚至杀人。

我拿不出那么多钱，对方直接放话：三天之内凑不够，就等着收尸。

是哈米德一家冒着巨大风险保下了我。哈米德带着部落里二十多个持枪的亲戚在我厂门口守了整整七天，日夜轮班，连吃饭都不离开。

而莱拉，这个受过大学教育、在当地算得上“高知女性”的阿拉伯女人，更是急得到处疏通关系，找了她在政府里工作的叔叔出面协调，最后花了一大笔钱才算把这事摆平。

在那种环境里，恩情和感情是混在一起的。

为了彻底融入当地，也为了报答哈米德一家的救命之恩，哈米德提出让我娶莱拉——按照伊斯兰教法，我必须先皈依才能娶穆斯林女子。

我跪下念了清真言，成了穆斯林。

然后在哈米德的见证下，三十八岁的我，娶了二十二岁的莱拉。

婚礼很简单，没有豪车没有车队，就在哈米德家的院子里摆了几桌羊肉、米饭和可乐。莱拉穿着红色的传统嫁衣，低着头坐在我旁边，至始至终没敢抬头看我一眼。

她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到骨子里的女人。

婚后的三年，是我这辈子最踏实的三年。

莱拉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我做早饭，热乎乎的烤饼配羊肉汤，吃完还要塞一个饼在我口袋里让我带着路上吃。我全身泥沙回到家里，她从不嫌弃，默默帮我把脏衣服拿去洗，把热水烧好让我先洗澡。

有了哈米德家族的背景，我的工厂终于站稳了脚跟。订单如雪片一样飞来，我趁热打铁，第二家水泥厂开始筹备，第三家预制板厂紧接着开工。财富像底格里斯河的春水一样哗哗流进口袋。

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地方永远不会让你舒服太久。

2015年，一位跟了我五年的老员工优素福——我甚至不把他当员工看，那就是我的亲兄弟——在送货途中遭遇路边炸弹，人车被炸得粉碎。

我接到消息的时候，整个人站在原地足足一分钟没动。

一个活生生的人，昨天还跟我坐在一起喝茶吹牛，今天连块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回来了。

优素福留下了一个年轻妻子法蒂玛和三个几岁的孩子。在这个社会结构里，失去丈夫的孤儿寡母就是最底层的存在，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没有男人保护的女人，简直就像案板上的肉。

莱拉主动找我谈话。

「刘，你必须娶法蒂玛。优素福是替你死的，我们不能让他的孩子流落街头。」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口。

我点头了。不是因为我想娶第二个老婆，而是因为我欠优素福一条命。

就这样，法蒂玛带着三个孩子住进了我的房子，成了我的第二任妻子。

法蒂玛比我小十一岁，是个极度温顺的女人，说话从来不敢大声，走路永远低着头。她对我满怀感激，但这种感激让我喘不过气来——因为那不是爱情，那是恩情，是债务，是一个大活人压在你身上的份量。

从那一天起，我不再是一个普通男人，我成了一个救世主。

被钉在道德的神坛上，下不来了。

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麻烦也越来越大。

2018年，我的工厂扩张到了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省，那里是另一套游戏规则。部族长老的权力比政府还大，想在那里拿沙石开采权和政府基建大订单，必须跟当地最大的部落搭上关系。

我谈了一个多月，对方的条件是：娶他们部落长老的女儿，结成姻亲。

我当时内心挣扎得要命。可理智告诉我，这门亲事如果拒绝，我前面一切打算全部泡汤，更别提继续扩张版图了。

资本面前，感情不值一提。

我第三次穿上礼服，娶了玛丽亚姆，一个年轻漂亮的巴士拉贵族之女。

这场政治联姻的效果立竿见影。玛丽亚姆的家族徽章一贴，我的货车在南部省份畅通无阻，没人查没人拦，年收入直接翻倍突破千万大关。

可玛丽亚姆和前面两个完全不一样。

她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大小姐，谁的面子都不给。她看不起莱拉这个平民出身的大姐，更瞧不上法蒂玛这个“寡妇进门”的二姐。每天不是挑剔饭菜不合胃口，就是嫌弃房间太小不够气派。三个女人一台戏，家里天天是修罗场。

莱拉保持沉默，法蒂玛偷偷哭，玛丽亚姆大骂。

而我夹在中间，两边不是人。

2020年，我的企业转型做国际贸易。我需要一个懂英语、懂国际规则、能和政府高层无障碍沟通的得力助手。这时候扎哈拉出现了。

她是巴格达大学硕士毕业，还去英国读过书，谈吐、气质、能力和颜值全部在线。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场商务晚宴上，她作为翻译出席。

她穿着黑色西装套裙，站在一堆大胡子阿拉伯男人中间，用流利的英语和阿拉伯语从容切换，那种自信和干练让人移不开眼。

工作上的合作越来越多，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她。她帮我搞定了一个又一个难啃的政府批文，帮我拿下了一单又一单国际招标。

感情这东西，你挡不住的。

五个名额填满了。按照教法，一个穆斯林男性最多娶四个妻子，可我在扎哈拉之后又娶了第五个——但那是我的司机侯赛因的妹妹。侯赛因在一次护送我的途中被流弹击中失去了右臂。为了对他的家庭负责，我把他妹妹萨米娅也娶进了门。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五个老婆是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但在这里，钱和人脉可以摆平一切书面上的问题。

五个老婆，十一个孩子，最大十五岁，最小的才两岁。外头的人看我像看皇帝，以为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每天过得有多崩溃。

伊斯兰教法规定，多个妻子的待遇必须绝对公平。

谁来执行这个“绝对公平”？

当然是靠我这个冤大头。

如果我给莱拉买了一条金项链，我必须立刻给其他四个老婆也买一模一样价格的首饰，少一块钱都不行。

如果我今晚在扎哈拉的房间过夜，明天就只能在萨米娅的房间里睡，后天去法蒂玛那里，大后天去玛丽亚姆那儿，大大后天再回到莱拉那里，循环往复，一天都不能错。

我的生活被切成了一张精确到天、精确到小时的打卡表。

每年年底，光是五个老婆采购年货的五份支出就是七位数。每个老婆一台专属防弹车配专人司机，外加一整年日常生活开销，每项预算都在六位数以上。

我专门请了一个女助理帮我管理五个老婆的“轮班表”。每天几点几分在谁房间，几点几分离开去上班，几点几分下班回到谁那里，全部标记得清清楚楚。

你说这过的叫日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