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4年7月12日，傍晚六点二十分。
汉东省西南部山区的盘山公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缠绕在墨绿色的山体上。太阳已经沉到西边山脊后面，天空还剩最后一片暗红色的霞光。
沙正阳坐在轿车后排，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文件抬头写着“关于青石崖矿区综合治理的初步意见”，下面盖着县政法委的红章。这份材料他修改了三次，明天要在全县政法工作会议上作专题汇报。
司机老周透过挡风玻璃看着前面的路，眉头微微皱起。
前面大约两百米处，一辆黄色的清障工程车以不到三十码的速度行驶着。那车的后厢装着些生锈的铁架，在弯道上晃晃悠悠的。老周踩了踩油门想超过去，可每次他打转向灯准备变道，前车就跟着往路中间靠一点，刚好挡住去路。
“这开法有点怪。”老周到县政法委开了八年车，跑这条路少说也有几百趟，“沙书记，您看前面那车。”
沙正阳从文件上抬起头。他四十五岁，头发梳得整齐，鬓角有些白。他眯起眼睛看了看前方那辆清障车，又看了看后视镜。
后面是空荡荡的山路，没有别的车。
“不着急，”沙正阳说，“天还没黑，慢慢开。”
副驾驶坐着的小王是政法委新来的干事，刚毕业两年。他转过头说：“沙书记，青石崖那个矿区的事，赵副省长昨天还打电话到县委问进度。”
“我知道。”沙正阳的声音很平静，“所以这份材料要慎重。”
车里安静下来，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山路转过一个急弯，悬崖在右侧出现，深不见底。老周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这时清障车突然减速，几乎要停下来了。
老周不得不踩刹车。他按了按喇叭，前车没有反应。就在他准备下车查看时，清障车又突然加速往前开去。
“这司机喝多了吧？”小王嘀咕道。
沙正阳没有说话。他把文件放进公文包，拉上拉链，然后把包放在身边座位上。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每一个动作都要想清楚。
接下来的十分钟里，那辆清障车就这样时快时慢，始终挡在前面。天色渐渐暗了，老周打开了车灯。黄色的光柱切开暮色，照亮前方路面。
“沙书记，”老周说，“要不我们停下来等等？让那车先走远？”
沙正阳看了看手表，六点三十五分。他想了想，说：“行，靠边停一下。”
老周打方向盘，把车停到路边一处稍微宽些的路肩上。三个人在车里等着，看着那辆清障车慢慢消失在前面转弯处。
“走了。”小王说。
老周重新启动，挂挡，车又开上路面。转过弯，前面是大约五百米的直道，那辆清障车就在前方一百多米处，速度正常了。
“总算正常了。”老周松了口气。
沙正阳从车窗望出去。远山的轮廓在暮色中变得模糊，山谷里已经起了薄雾。他想起陈岩石昨天在电话里说的话：“正阳，青石崖的事，能放就放一放，别太较真。”
他当时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几秒，说：“陈叔，有些事不是较不较真的问题。”
“我知道你的脾气，”陈岩石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但赵立春现在是常务副省长，明年很可能就扶正了。他在省里经营了这么多年，你一个人，拧不过大腿。”
“我没想拧过大腿，”沙正阳说，“我只想把该做的事做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陈岩石说：“注意安全。开车小心。”
现在沙正阳坐在这辆车里，想起陈岩石最后那句话，心里忽然有些异样。他抬起头，正要说什么——
后方传来刺耳的引擎轰鸣。
那声音来得太突然，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老周还没反应过来，右侧后视镜里就冲出一辆深蓝色的卡车。没有车牌，车头前保险杠是歪的。
卡车没有减速，直直地撞向轿车的右后方。
撞击的巨响在山谷里回荡。轿车失控，向右冲去，撞断路边的护栏。车身在悬崖边悬停了一瞬，然后翻滚着坠了下去。
火光在坠落过程中就燃起来了。橘红色的火焰在越来越暗的天色中格外刺眼。
那辆卡车在撞击点停了大约十秒钟。驾驶室的门开了，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下车，走到悬崖边往下看了看。火光映亮了他的脸，很普通的长相，大约四十岁。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到卡车里，倒车，掉头，沿着来路开走了。
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那辆黄色的清障车在前面五百米处的弯道停了下来。司机也下了车，是个年轻人。他跑到悬崖边，看着下面的火光，站了大概半分钟，然后跑回清障车，开车离开了。
山谷里只剩下汽车燃烧的噼啪声，和越来越浓的烟。
2014年9月15日，下午三点。
汉东省委大院一号楼，三楼的小会议室里坐着七个人。这是沙瑞金到任后的第一次省委常委会碰头会，不记录，不形成纪要。
沙瑞金坐在主位，面前放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一支钢笔。他五十三岁，头发乌黑，梳得整齐，额头上有些浅纹。他穿着白衬衫，没打领带，袖口卷到小臂中间。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坐在他对面的高育良说，“汉东这几年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百分之八以上，但结构性问题也很突出。沙书记您从临省来，应该有所了解。”
高育良说话时脸上带着温和的笑，但眼睛一直看着沙瑞金。他在观察，在判断。
沙瑞金点点头，没说话。他翻开笔记本，里面是空白的。这个动作让在座的其他几个人都注意到了——新来的省委书记第一次开会，笔记本是空的。
“育良同志说得对，”沙瑞金终于开口，声音不高，但很清晰，“我来之前看了些材料，汉东的GDP总量在全国排第六，人均排第八，成绩很大。”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
“但中央派我来，不是来总结成绩的。”他说。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吹动，叶子沙沙响。
沙瑞金合上笔记本：“今天先到这儿吧。我初来乍到，还要多熟悉情况。各位有事的可以先去忙。”
常委们陆续起身。高育良走过来和沙瑞金握手：“沙书记，晚上省委在招待所安排了个便饭，您看——”
“好，”沙瑞金说，“我会准时到。”
高育良走了。田国富留了下来，他是省纪委书记，和沙瑞金在中央党校同期学习过。等其他人都出去了，田国富关上门，走回来坐下。
“老沙，”田国富换了称呼，“汉东这潭水，比你想的深。”
沙瑞金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给田国富，自己也点了一支。烟雾在两人之间缓缓升起。
“多深？”沙瑞金问。
田国富吸了口烟，沉默了一会儿：“赵立春在汉东当了十一年省委书记，从1994年到2005年。这十一年里，他从副省长到省长，再到书记。他走的时候，汉东各级领导班子，三分之一是他提起来的。”
“包括高育良？”
“高育良是赵立春的秘书出身，”田国富说，“赵立春当副省长时，他是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赵立春当省长，他调到省政府研究室。赵立春当书记，他下到吕州当市长，三年后提市委书记，又三年，进省委常委。”
沙瑞金静静听着。这些情况他来之前就知道，但从田国富嘴里说出来，感觉不一样。
“李达康呢？”他问。
“李达康不一样，”田国富说，“他也是赵立春提起来的，但和赵家走得不算近。这个人，一心想做事，有时候不太讲究方法。赵立春喜欢他，是因为他能出政绩。但赵瑞龙——赵立春那个儿子——不太喜欢李达康，觉得他不听话。”
沙瑞金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赵瑞龙在汉东的生意，做到多大了？”
田国富看了看门口，压低声音：“明面上的，山水集团，房地产、酒店、旅游。暗地里的，有人说矿业、金融都有涉足。但没证据。”
“你查过？”
“查过，”田国富说，“查不动。每次有点线索，上面就有人打招呼。我在纪委干了二十三年，没见过这样的。”
沙瑞金没说话。他看着窗外，省委大院里的银杏树已经开始黄了，再过一个月，就是满树金黄。
“老田，”他说，“我这次来，中央给我的任务很明确：整顿汉东的吏治。但整顿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让汉东的政治生态清朗起来。”
“我明白，”田国富说，“但赵立春现在人在北京，是副国级。动他，不容易。”
“我没说要动赵立春，”沙瑞金说，“但汉东的事，总得有人管。”
田国富看着他，想从他的话里听出别的意思，但沙瑞金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晚上六点半，省委招待所的小餐厅。圆桌上坐了八个人，除了沙瑞金和田国富，还有高育良、李达康，以及其他几个省委常委。
菜上得很简单，四菜一汤，没上酒。这是沙瑞金要求的。
吃饭时大家聊的都是工作。高育良说了些吕州的情况，李达康说了京州的发展规划。沙瑞金听着，偶尔问一两个问题。
饭吃到一半，李达康忽然说：“沙书记，您这次来汉东，家里人没跟着一起来？”
“我一个人来的，”沙瑞金说，“爱人在临省工作，暂时不过来。”
“孩子呢？”
“女儿在北京读研。”沙瑞金说。
高育良接话：“沙书记的孩子肯定很优秀。您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
“在大学教书，”沙瑞金说，“教历史的。”
“历史好，”高育良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沙瑞金笑了笑，没接话。他夹了一筷子青菜，慢慢吃着。
饭后，沙瑞金回到省委给他安排的住处，是一栋二层小楼，在省委大院深处。房子有些年头了，但维护得很好。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部红色电话，是内线。
他洗了个澡，换上家居服，坐在沙发上。窗外很安静，偶尔有车经过的声音。
手机响了，是陈岩石。
沙瑞金接起来：“陈叔。”
“到了？”陈岩石的声音有些沙哑，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
“到了，上午到的。”
“见着人了？”
“见了，晚上一起吃了饭。”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沙瑞金能听见陈岩石有些粗重的呼吸声。
“小金子，”陈岩石说，“汉东和你以前待的地方不一样。你要小心。”
“我知道。”沙瑞金说。
“你不知道，”陈岩石说，“有些事，我瞒了你很多年。”
沙瑞金坐直了身体。他握着手机，手指有些紧。
“您说。”
“你父亲，”陈岩石说，“不是出车祸死的。”
客厅里的挂钟滴答滴答走着。沙瑞金看着窗外，夜色浓重，远处有零星的灯光。
“那他是怎么死的？”沙瑞金问，声音很平静。
“我不知道，”陈岩石说，“我只知道，那不是意外。当年的事，有很多疑点。我查了二十年，没查清楚。但我确定，不是意外。”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
“因为你现在在汉东，”陈岩石说，“因为赵立春在汉东经营了十几年。因为有些事，你可能会碰到。”
沙瑞金站起来，走到窗前。玻璃上映出他的脸，平静的，看不出情绪。
“陈叔，”他说，“您查了二十年，查到了什么？”
“查到了一些碎片，”陈岩石说，“拼不起来。但我能感觉到，那些碎片都指向同一个人。”
“赵立春？”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沉默更久。
“小金子，”陈岩石终于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一些事，别急着下结论。先保护好自己。你父亲，做事太认真，有时候会看不到危险。”
“我记住了。”沙瑞金说。
挂了电话，沙瑞金在窗前站了很久。他想起养父的样子，那个倔强的老人，为了一个真相，写了二十年的举报信。他以前不懂，现在忽然有些明白了。
手机又响了，是一条短信，陌生号码。
“沙书记，欢迎来汉东。有些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往前看，对大家都好。”
沙瑞金看着那条短信，看了大概一分钟，然后删掉了。
他回到沙发坐下，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旧笔记本。那是他养父陈岩石给他的，里面记着一些零碎的东西，人名，日期，事件。字迹很乱，有些页被撕掉了。
沙瑞金翻到最后一页，那里用红笔写了一行字：“1994.7.12，沙正阳，青石崖。”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合上笔记本。
窗外，一辆车驶过，车灯的光扫过窗户，在墙上留下移动的光斑，然后消失。
第二天一早，沙瑞金到办公室时是七点半。秘书小刘已经来了，正在整理文件。
“沙书记，早。”小刘三十出头，戴眼镜，看起来很干练。他是省委办公厅安排的，沙瑞金还没决定用不用他。
“早。”沙瑞金说，“今天什么安排？”
“上午九点，听取省政府关于前三季度经济形势的汇报。十一点，会见央企考察团。下午两点半，省委中心组学习。四点，约了田国富书记谈事。”小刘流利地报出日程。
沙瑞金点点头，走进里间办公室。办公桌很大，上面已经收拾干净，只有一部电话，一个笔筒，一摞待阅文件。
他坐下来，先看了几份文件。都是常规工作，没什么特别的。看完后，他按下内线电话。
“小刘，你进来一下。”
小刘推门进来：“沙书记。”
“省档案馆在哪儿？”沙瑞金问。
“在解放路，离省委大概二十分钟车程。”小刘说，“您要查资料？”
“嗯，”沙瑞金说，“我想看一些历史档案。1994年前后的，关于交通事故的。”
小刘愣了一下：“交通事故？”
“对，”沙瑞金说，“重大交通事故。你联系一下档案馆，我今天下午学习结束后过去。”
“好的，我马上联系。”小刘说，但站着没动。
“还有事？”沙瑞金抬起头。
“沙书记，”小刘犹豫了一下，“1994年的档案，可能不全。那时候很多材料还没电子化，纸质档案保存条件也有限，有些可能找不到了。”
“能找多少找多少。”沙瑞金说。
小刘点点头，出去了。
沙瑞金继续看文件。但他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那些字在眼前跳，看不进去。他放下文件，走到窗前。
省委大院里的银杏叶在晨光中泛着金黄。几个工作人员匆匆走过，手里拿着文件袋。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有些刻意。
上午的会开得很顺利。省政府汇报经济形势，数字很好看，增长稳定，结构优化。沙瑞金听了，问了几个问题，没多说什么。
会见央企考察团时，对方提出想在汉东投资几个大项目。沙瑞金表示欢迎，说会安排专人和他们对接。
中午在食堂吃饭，高育良端着盘子坐过来。
“沙书记，吃得惯吗？”高育良问。
“挺好，”沙瑞金说，“食堂的菜比招待所实在。”
高育良笑了：“那是，咱们食堂大师傅是特级的，以前在京西宾馆干过。”
两人低头吃饭。吃到一半，高育良忽然说：“沙书记，听说您上午让小刘去调档案了？”
沙瑞金夹菜的手顿了顿，然后继续夹菜：“嗯，想看看汉东以前的一些情况。”
“看交通事故的？”高育良问得很自然，像是随口一问。
沙瑞金抬起头，看着高育良。高育良脸上带着笑，眼神很平和。
“对，”沙瑞金说，“我在临省分管过政法，对交通事故处理有些研究。想看看汉东这边以前的做法，借鉴一下。”
“哦，”高育良点点头，“是该看看。不过1994年，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处理事故，和现在不一样。条件有限，很多程序不规范。”
“所以才要看看，”沙瑞金说，“知道过去怎么做的，才知道现在该怎么改进。”
“是，”高育良说，“是这个理。”
吃完饭，高育良先走了。沙瑞金慢慢喝汤，心里想，自己调档案的事，高育良怎么知道得这么快？
下午的学习结束后，沙瑞金坐车去档案馆。小刘坐在副驾驶，一路上没怎么说话。
档案馆是一栋老楼，五层，灰色外墙。馆长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王。
“沙书记，欢迎欢迎。”王馆长很热情，“您要的档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在二楼查阅室。”
查阅室很大，靠墙是一排排档案柜，中间是几张长条桌。桌上已经摆着十几个档案盒，纸质的，有些已经发黄了。
“这是1994年到1996年，全省重大交通事故的档案，”王馆长说，“一共十七起。每起事故一个盒子。您要看哪个，我帮您找。”
“我先自己看看，”沙瑞金说，“你忙你的，不用陪着我。”
王馆长有些犹豫，但看沙瑞金态度坚决，只好说：“那行，我就在隔壁办公室，有事您叫我。”
王馆长出去了，小刘也跟着出去了，带上了门。
沙瑞金在桌前坐下。他先看了看档案盒的标签，按时间顺序排的。1994年有六起，1995年五起，1996年六起。
他先打开1994年的第一个盒子。里面是交通事故认定书、现场照片、询问笔录、鉴定报告。一起客车坠崖事故，死了二十三个人。材料很全，没什么特别的。
第二个盒子，第三个盒子，都是这样。
打开第四个盒子时，沙瑞金的手停了一下。标签上写着：“1994.7.12，青石崖重大交通事故”。
他打开盒子。里面只有三份材料：一份事故报告，两页纸；一份死亡证明复印件；一份抚恤金发放记录。没有现场照片，没有询问笔录，没有鉴定报告。
事故报告上写着：1994年7月12日18时40分许，在省道S307线青石崖路段，一辆轿车坠崖起火，车内三人死亡。初步认定，驾驶员操作不当，致车辆失控坠崖。死者：沙正阳（男，45岁，县政法委书记）、周建华（男，38岁，驾驶员）、王建国（男，26岁，干事）。
报告最后有处理意见：按因公殉职处理，发放抚恤金。
整份报告简单得过分，像是急着要结案。
沙瑞金拿起死亡证明复印件。上面有医院盖章，死亡原因：全身多发性骨折合并烧伤。开具日期是1994年7月13日。
他盯着那份证明看了很久，然后放回去，拿出抚恤金发放记录。上面写着沙正阳的抚恤金金额，家属签字栏是空白的。
“家属没来领？”沙瑞金自言自语。
他继续翻盒子，想找其他材料，但没有了。就这么三份。
沙瑞金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王馆长就在隔壁，听到声音马上出来了。
“沙书记，看完了？”
“这个案子，”沙瑞金指着青石崖事故的盒子，“就这些材料？”
王馆长走过来，看了看盒子里的东西：“我看看……对，就这些。”
“为什么这么少？”沙瑞金问，“其他事故都有现场照片、询问笔录，这个怎么没有？”
“这个……”王馆长有些为难，“时间太久了，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当时就没做那么细，也可能是后来遗失了。”
“谁经手的这个案子？”沙瑞金问。
“我查一下。”王馆长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查了一会儿，回来说：“当时是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处理的。经办人……叫杜仲生，已经退休很多年了。”
“杜仲生，”沙瑞金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有联系方式吗？”
“没有，”王馆长摇头，“退休人员的联系方式，我们这儿不掌握。得问公安厅。”
沙瑞金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回到查阅室，把那份事故报告又看了一遍。报告上有几个人的签名，其中一个签在“审核”栏，名字是：赵立春。
那是赵立春的笔迹，沙瑞金认识。二十年前，赵立春是分管公安、司法的副省长。
沙瑞金合上档案盒，在桌前坐了很久。窗外天色渐渐暗了，查阅室里的灯自动亮了，白色的光有些刺眼。
小刘轻轻推门进来：“沙书记，快六点了。回去吗？”
“回去。”沙瑞金站起来。
他把档案盒放回原处，整理好。王馆长送他到门口，车已经等在那儿了。
回省委的路上，沙瑞金一直看着窗外。街灯一盏盏亮起来，下班的车流堵在路上，红色的刹车灯连成一片。
“小刘，”沙瑞金忽然说，“你帮我查个人。杜仲生，以前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1994年左右处理过青石崖的交通事故。查查他现在的下落。”
小刘从副驾驶转过头：“好的，我明天就去查。”
“低调点查，”沙瑞金说，“别惊动太多人。”
“明白。”
车继续往前开。沙瑞金闭上眼睛，脑子里是那份只有三页纸的档案。一个县政法委书记车祸死亡，就留下这么点材料，这不正常。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陈岩石发来的短信：“查到什么了？”
沙瑞金回：“还在查。”
过了一会儿，陈岩石又发来一条：“小心。”
沙瑞金看着那两个字，打了回复，又删掉了。他把手机放回口袋，继续看着窗外。
夜色完全笼罩了这座城市。
三天后，小刘给了沙瑞金一份报告，只有一页纸。
“杜仲生，男，1946年生，原汉东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事故处理科科长，2001年退休。退休后不久移民加拿大，之后就没有记录了。”小刘说。
沙瑞金看着那份报告：“就这些？”
“就这些，”小刘说，“我问了公安厅离退休干部处，他们说杜仲生退休后就出国了，和国内没什么联系。有个老同志说，杜仲生退休前处理过不少大案，但具体哪些案子，他不记得了。”
“他家里人呢？”
“他爱人十年前去世了，有个儿子，也在国外，具体在哪儿不清楚。”小刘说，“沙书记，您为什么对这个人这么感兴趣？”
沙瑞金把报告放在桌上：“随便问问。好了，你去忙吧。”
小刘出去了。沙瑞金坐在椅子里，看着那份报告。移民加拿大，和国内没联系——这听起来很合理，但太合理了，反而让人怀疑。
他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五声，那边接了。
“老田，是我。”沙瑞金说。
“沙书记，什么事？”田国富的声音。
“帮我查个人，要悄悄的。”沙瑞金说，“杜仲生，原公安厅交警总队的，2001年退休，说移民加拿大了。你找人查查出入境记录，看他到底出没出去，什么时候出去的，出去之后有没有回来过。”
田国富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这个人，和什么有关？”
“和二十年前的一起交通事故有关。”沙瑞金说。
“青石崖那个？”
沙瑞金没说话。田国富明白了。
“行，我来查。”田国富说，“不过需要点时间。而且这事，如果真有人动了手脚，查起来可能会有阻力。”
“我知道，”沙瑞金说，“你小心点。”
挂了电话，沙瑞金走到窗前。今天天气不好，阴天，云层很厚，像是要下雨。省委大院里的树在风里摇晃，叶子落了一地。
下午，沙瑞金去了京州市委。李达康在办公室等他，两人谈京州的城市规划。谈了一个多小时，正事谈完了，李达康忽然说：“沙书记，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沙瑞金看着他。
“您来汉东，是带着任务来的，这我们都知道。”李达康说，“但汉东的情况复杂，有些事，急不得。”
“比如呢？”
“比如赵家的事。”李达康说得很直接，“赵瑞龙在汉东的生意，牵涉很广。您要动他，会碰到很多人的利益。”
“你觉得我该怎么做？”沙瑞金问。
“我不知道，”李达康说，“但我建议您，先从外围入手。赵瑞龙的那些项目，很多都有问题。环保、土地、招投标，一查一个准。等把他那些爪牙清理了，再动他本人，阻力会小很多。”
沙瑞金点点头。李达康这番话，是真心为他考虑。
“达康同志，”沙瑞金说，“你在京州干了这么多年，觉得汉东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李达康想了想：“不是腐败。腐败哪里都有。汉东最大的问题，是有些人把公权力当成了私产，父子相传，门生故吏遍地。一个项目，从审批到建设，到运营，全是一家人。别人插不进手，也不敢插手。”
“你试过插手吗？”
“试过，”李达康说，“碰了一鼻子灰。后来我想通了，有些事，得等。等时机，等条件。”
“现在时机到了吗？”沙瑞金问。
李达康看着他：“那要看您了。”
从京州市委出来，沙瑞金没坐车，一个人沿着马路走。秘书和司机开车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
街上人很多，下班时间，车流人流混在一起。沙瑞金慢慢走着，看着两边的店铺。卖小吃的，卖衣服的，修手机的，热热闹闹。这是最普通的生活，也是很多人努力想要维护的生活。
手机响了，是田国富。
“老沙，查到了。”田国富的声音压得很低，“杜仲生确实在2002年办了移民手续，去了加拿大。但他在2008年回来了。”
“回来了？”
“对，入境记录显示，2008年3月17日，他从温哥华飞回北京。之后就没有出境记录了。”
“他现在在哪儿？”
“这就是奇怪的地方，”田国富说，“他人境后，就消失了。没有住宿记录，没有乘车记录，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我查了他原来的身份证，2009年就到期了，没换新。医保、社保，从2008年之后就停了。”
沙瑞金停下脚步：“一个活人，不可能就这么消失。”
“除非他不想被人找到。”田国富说。
“继续查，”沙瑞金说，“查他国内的亲戚，朋友，查他2008年为什么回来。生病了？探亲？总有原因。”
“好，”田国富说，“还有，我查了青石崖事故的原始档案。档案显示，事故发生后，现场勘查和询问笔录是做了的，但那些材料后来被提走了。”
“谁提走的？”
“提档单上签的字是赵立春。”田国富说，“时间是1994年7月20日，事故发生后第八天。提档理由是‘案情需要，统一归档’。”
“归档到哪儿了？”
“没说，”田国富说，“就写了个‘上级机关’。我问了当年管档案的人，他说记不清了，可能是省里，也可能是中央。但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有意思。”
“什么话？”
“他说，赵副省长亲自来提的档案，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田国富说。
沙瑞金握着手机，站在人行道上。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按着喇叭从他身边过去，他让了让。
“老田，”他说，“这事你先别跟别人说。”
“我明白。”
挂了电话，沙瑞金继续往前走。天开始下雨了，很小的雨丝，落在脸上凉凉的。他没打伞，就这么走着。
杜仲生回来了，但消失了。档案被赵立春提走了。一起交通事故，为什么需要副省长亲自提档案？
这些问题在脑子里盘旋，没有答案。
回到办公室，天已经黑了。沙瑞金打开灯，坐在桌前。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旧笔记本，翻到有“杜仲生”名字的那一页。陈岩石在名字下面画了线，旁边写了个问号。
沙瑞金拿起笔，在问号后面又加了个问号。
这时，内线电话响了。是门卫打来的。
“沙书记，有位叫陈岩石的老人要找您，他说是您父亲。”
沙瑞金愣了一下：“让他进来。”
几分钟后，陈岩石拄着拐杖走进来。他比上次见时又老了些，背更弯了，但眼睛还是亮的。
“陈叔，您怎么来了？”沙瑞金扶他坐下。
“我来看看你。”陈岩石说，喘了口气，“顺便给你带点东西。”
他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沙瑞金。
“这是什么？”
“你看看。”陈岩石说。
沙瑞金打开纸袋，里面是几张照片，已经发黄了。照片上是一个男人，三十多岁，穿着旧式的中山装，站在一座山前。男人长得很端正，眉眼和沙瑞金有几分像。
“这是……”沙瑞金抬起头。
“你父亲，”陈岩石说，“沙正阳。这是他去青石崖之前拍的，应该是1994年春天。”
沙瑞金看着照片。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亲生父亲的样子。一个陌生人，但血液里流着一样的血。
“他是什么样的人？”沙瑞金问。
“正直，”陈岩石说，“太正直了。有时候正直得让人担心。他在县里当政法委书记，管着公检法，很多人给他送东西，他一样没收过。他说，收了人家的东西，说话就不硬气了。”
沙瑞金又看了看照片，小心地放回纸袋。
“还有这个，”陈岩石从包里又拿出一个小本子，很旧，塑料封皮都裂了，“这是你父亲的工作笔记。我从他办公室整理遗物时留下的，一直没给你。现在，该给你了。”
沙瑞金接过本子，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字，记着工作安排，会议记录，还有一些零碎的想法。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
他翻到最后一页，停下了。
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很潦草，像是匆匆写下的：“青石崖矿区，赵批的项目，有问题。环评造假，土地违规。要查。”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有人警告我，别碰。但我是党员，该碰的就得碰。”
日期是1994年7月11日。车祸前一天。
沙瑞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合上本子，抬起头。
“陈叔，您早就知道？”
“我知道他要查赵立春，”陈岩石说，“但我不知道他查到了什么。他出事前一天晚上给我打过电话，说发现了很重要的事，要当面跟我说。但第二天，他就出事了。”
“您觉得，他的死和赵立春有关？”
陈岩石沉默了很久。雨下大了，敲在窗户上，啪啪响。
“我不知道，”老人终于说，“我没有证据。但我知道，你父亲不是那种不小心的人。他开车很稳，那条路他走过很多次。而且，他那天本来可以不去的。”
“什么意思？”
“那天是星期天，”陈岩石说，“他本来在家休息。下午三点，县委办公室打电话，说省里有个紧急会议，要他马上去市里。他接了电话就走了，再没回来。”
“什么紧急会议？”
“我后来问了，那天省里根本没有会。”陈岩石说，“电话是假的。”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雨声。沙瑞金看着父亲的照片，看着那本笔记，脑子里那些零碎的线索开始慢慢拼凑。
假电话。车祸。失踪的档案。消失的证人。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人。
“小金子，”陈岩石说，“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我要提醒你，赵立春不是一般人。他在汉东经营了十几年，现在又是副国级。你要动他，很难。”
“我知道。”沙瑞金说。
“而且，”陈岩石看着他，“你查的不仅是赵立春，还是你父亲的死。这不一样。公是公，私是私，你不能让私情影响公事。”
“我明白。”沙瑞金说。
陈岩石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雨。
“你父亲死的那年，你才十岁。”他说，“我答应过他，要把你养大，让你平平安安的。现在你当了省委书记，我该高兴，但又怕。这个位置，太高，也太危险。”
沙瑞金也站起来，走到陈岩石身边。
“陈叔，”他说，“我走到今天，不是只为了当官。有些事，总得有人做。我父亲没做完的，我得接着做。”
陈岩石转过头，看着他。老人的眼睛有些湿润。
“你长大了，”他说，“和你父亲一样倔。”
陈岩石走了，沙瑞金一个人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他把父亲的照片贴在笔记本的扉页，把工作笔记一页页看完。里面记录的都是日常工作，只有最后那几页，提到了青石崖，提到了赵立春。
晚上十点，田国富又打来电话。
“老沙，又查到点东西。”田国富说，“杜仲生2008年回来，是因为得了癌症。肺癌晚期。他在加拿大的治疗费用太高，负担不起，就回来了。”
“他现在在哪儿治病？”
“这就是问题，”田国富说，“他没在任何一家正规医院登记。但我打听到，他可能在一个私人诊所，那种不用身份证的地方。有人在天主教堂附近见过他，很瘦，坐着轮椅。”
“哪个天主教堂？”
“市二院对面那个，老城区。”田国富说。
沙瑞金记下了地址。挂掉电话后，他走到窗前。雨停了，街灯映在湿漉漉的路面上，一片片的亮光。
他想起陈岩石的话，想起父亲笔记上的字，想起那份只有三页纸的档案。
然后他做了个决定。
他要见杜仲生。
两天后的下午，沙瑞金一个人去了老城区。他没带秘书，没带司机，穿了件普通的夹克，看起来像个普通的中年人。
市二院对面的天主教堂是栋老建筑，红砖墙，尖顶，有些年头了。教堂旁边是条小巷子，两边是低矮的平房，有些已经拆了，剩下些残垣断壁。
沙瑞金走进巷子。地上有积水，他小心地避开。几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看着他走过。
巷子尽头有间小诊所，门面很旧，招牌上写着“李医生诊所”。沙瑞金推门进去，里面很暗，有股消毒水的味道。
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女人从里屋出来：“看病？”
“我找个人，”沙瑞金说，“杜仲生。”
女人的表情变了变：“你找他干什么？”
“我是他亲戚，”沙瑞金说，“听说他病了，来看看他。”
女人上下打量他：“什么亲戚？”
“远房表亲，”沙瑞金说，“很多年没联系了。”
女人犹豫了一下，说：“他不在。”
“我知道他在，”沙瑞金说，“我是真心来看他的。他病得重，需要人照顾。”
女人盯着他看了几秒，转身朝里屋喊：“老杜，有人找。”
里屋传来咳嗽声，很剧烈，咳了很久才停。然后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谁啊？”
“说是你表亲。”女人说。
里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让他进来吧。”
女人让开身，沙瑞金走进去。里屋更暗，只有一盏小灯。靠墙有张床，床上靠着个人，瘦得脱了形，眼睛深陷，但眼神很亮。
“你是？”杜仲生问。
沙瑞金搬了把椅子，在床边坐下：“我叫沙瑞金。”
杜仲生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笑得很艰难：“沙书记，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想找，就能找到。”沙瑞金说。
杜仲生不笑了，他慢慢坐直身体，这个简单的动作让他喘了好一会儿。
“您是为了那件事来的吧？”他说。
“哪件事？”
“青石崖，”杜仲生说，“1994年7月12日，青石崖车祸。您父亲的事。”
沙瑞金没说话，默认了。
杜仲生叹了口气，又是一阵咳嗽。沙瑞金倒了杯水递给他，他接过来，手抖得厉害。
“我等了二十年，”杜仲生说，“等了二十年，终于有人来问了。”
“当年发生了什么？”沙瑞金问。
杜仲生喝了口水，缓了缓，说：“那天不是我值班，但事故太大，死了个县领导，队里就把我叫去了。我到现场时，天已经黑了，车还在烧。消防队灭了火，我们从崖底把尸体抬上来。三个人，都烧焦了，看不出样子。”
“然后呢？”
“然后就是勘查现场，”杜仲生说，“路上有刹车痕，不深，说明车没怎么刹住。护栏被撞断了，断口很整齐，是一次性撞断的。现场有两条车痕，一条是轿车的，一条是卡车的。但卡车痕在撞车点之前就消失了，像是卡车没停，直接开走了。”
“卡车？”沙瑞金问，“事故报告里没说有卡车。”
“因为后来改了，”杜仲生说，“最初的现场勘查记录是有卡车痕的，但最后的事故报告里删了。上面说，要统一口径，就是单方事故，司机操作不当。”
“谁让改的？”
杜仲生看着他，不说话。
“赵立春？”沙瑞金问。
杜仲生还是不说话，但眼神说明了一切。
“继续。”沙瑞金说。
“我们勘查完现场，把尸体运回县医院。第二天做尸检，三个人都是坠崖致死，烧伤是死后造成的。这个没疑问。”杜仲生说，“疑问在别的地方。”
“什么地方？”
“第一，轿车的右后侧有撞击痕，不是擦撞，是正面撞击。法医在撞击点提取到一点蓝色漆片，不是轿车自己的漆。第二，我们在现场找到一个卡车后视镜的碎片，离撞车点有二十多米远，像是撞飞出去的。”
杜仲生停了一下，喘了口气：“这两点，都说明当时有另一辆车。那辆车撞了轿车，把轿车撞下悬崖。但事故报告里，这些都没提。”
“证据呢？”沙瑞金问，“漆片，后视镜碎片，这些证据在哪？”
“交了，”杜仲生说，“上面来人，把所有的物证，所有的笔录，所有的照片，全部收走了。说是要统一处理。”
“上面是谁？”
“省公安厅的人，拿着赵副省长的条子。”杜仲生说。
沙瑞金沉默了。他看着眼前这个老人，这个被疾病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人，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你为什么没说话？”他问，“当时你是事故处理科科长，你知道真相，为什么不说话？”
杜仲生笑了，笑得很苦：“沙书记，您觉得，我能说什么？赵立春当时是常务副省长，分管政法。他一句话，就能让我这个科长当不成。而且，他答应我，只要我闭嘴，就让我儿子进公安局。”
“你儿子进了？”
“进了，”杜仲生说，“现在在交警支队，副队长。他什么都不知道，以为是自己考上的。”
杜仲生又咳嗽起来，这次咳得更厉害，脸都憋红了。沙瑞金帮他拍背，感觉他瘦得硌手。
咳完了，杜仲生靠在墙上，闭着眼睛，胸口剧烈起伏。
“您父亲是个好人，”他忽然说，“我去过他家，很简朴，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他老婆，也就是您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一个人带着您。我去的时候，您还小，在院子里玩。他跟我说，老杜，这案子你好好查，该怎么就怎么，别管是谁。”
杜仲生睁开眼睛，看着沙瑞金：“我当时答应了。但我没做到。我对不起他。”
“后来呢？”沙瑞金问，“你为什么出国了？”
“我害怕，”杜仲生说，“赵立春当了省长，又当了书记，权力越来越大。我知道的事太多，他不可能放心。2001年我退休，第二年他就安排我出国，说是让我享福，其实是让我消失。我去了加拿大，呆了六年，但一直睡不好，总觉得有人盯着我。2008年，我查出了肺癌，就想回来，死也要死在家里。”
“那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因为我知道，我回来，有人不放心。”杜仲生说，“我回国的第二天，就有人找到我住的旅馆，说要给我钱，让我别乱说话。我没要钱，换了地方，躲到这儿来了。李医生是我远房亲戚，答应收留我。”
沙瑞金看着这个老人，这个被恐惧折磨了二十年的老人。他想说些什么，但说不出口。
“沙书记，”杜仲生忽然抓住他的手，手很瘦，但很有力，“您父亲的车祸，不是意外。是谋杀。有人不想让他查青石崖的事，就制造了车祸。开卡车的人叫马志勇，是赵立春的司机。那辆清障车，是省路桥公司的，那天不该出现在那条路上。”
“马志勇在哪？”沙瑞金问。
“死了，”杜仲生说，“车祸后半年，他也出了车祸，说是酒驾，撞树上了。送到医院，治了三个月，死了。也是‘意外’。”
沙瑞金感觉一股凉气从后背升起。
“你有证据吗？”他问。
杜仲生松开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发黄的纸。
“这是当年的现场勘查笔录复印件，我偷偷留了一份。”他说，“还有这个，是那辆清障车的调度单复印件。你看这儿，签字的是赵立春。”
沙瑞金接过塑料袋，打开。笔录上清楚写着“发现蓝色漆片”、“发现卡车后视镜碎片”。调度单上，赵立春的签字很清晰。
“这些东西，你为什么还留着？”沙瑞金问。
“我怕，”杜仲生说，“我怕他们最后连我也灭口。留点东西，万一我死了，还有人知道真相。”
沙瑞金把复印件小心地收好。他看着杜仲生，说：“你放心，这些东西，我会保管好。你安心养病，需要什么，跟我说。”
杜仲生摇摇头：“我什么都不要了。我活不了多久了，医生说，最多还有两个月。我只想求您一件事。”
“你说。”
“如果我死了，别让我儿子知道这些事。”杜仲生说，“他是个好警察，什么都不知道。让他平平安安的，行吗？”
沙瑞金点点头：“我答应你。”
杜仲生松了口气，整个人瘫在枕头上，像是用完了最后的力气。
沙瑞金站起来，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杜仲生忽然叫住他。
“沙书记。”
沙瑞金回过头。
“您父亲临死前，手里攥着个东西，”杜仲生说，“我们把他从车里抬出来时，他右手握得很紧。我掰开看，是个纽扣，黑色的，像是从谁衣服上扯下来的。那个纽扣，也被上面来的人收走了。”
“什么样的纽扣？”
“黑色的，金属的，上面有个鹰的标志。”杜仲生说，“我后来查过，那是某个牌子的西装扣子，很贵，一般人穿不起。”
沙瑞金记住了。他点点头，走出了诊所。
外面的阳光很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但沙瑞金觉得冷，从里到外的冷。
他走到巷子口，拿出手机，想给田国富打电话。但号码拨到一半，他停住了。
他想起杜仲生的话，想起那些消失的证据，想起那枚纽扣。
然后他删掉了号码，收起手机，慢慢朝大路走去。
从诊所回来的第二天，沙瑞金像往常一样上班。他处理文件，开会，听汇报，一切正常。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中午吃饭时，高育良又坐过来。这次他没绕弯子，直接问：“沙书记，听说您这两天在查一些旧事？”
沙瑞金夹了口菜，慢慢嚼着：“什么旧事？”
“二十多年前的一些交通事故，”高育良说，“下面有人跟我说，您在调档案，还打听一些退休老同志的下落。我就在想，您刚来汉东，千头万绪，怎么有工夫关心这些陈年旧事？”
“育良同志觉得我不该关心？”沙瑞金反问。
“不是不该，”高育良笑了，“是觉得有点意外。您要了解汉东的情况，应该从当下入手。那些老黄历，翻出来也没什么意思。”
“有意思没意思，得翻过才知道。”沙瑞金说。
高育良脸上的笑容淡了点。他放下筷子，擦了擦嘴。
“沙书记，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他说。
“你说。”
“汉东这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您在这儿做书记，下面有无数双眼睛看着。您查旧事，有人就会想，您到底想查什么？是就事论事，还是项庄舞剑？”高育良说得很慢，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沙瑞金也放下筷子，看着高育良。
“育良同志觉得，我想查什么？”
“我不知道，”高育良说，“但我知道，赵立春同志在汉东工作多年，经手过很多事，处理过很多人。有些事，当时看是对的，现在看可能有问题。有些人，当时处理了，现在看可能处理重了。这都是历史条件限制，不能全怪到个人头上。”
“你是说，我应该对历史问题网开一面？”
“我是说，要辩证地看问题。”高育良说，“一个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做了特定的事，有他的局限性。我们现在回头看，可以总结教训，但没必要揪着不放。毕竟，人都是要往前看的。”
沙瑞金没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口水。
“育良同志，”他说，“我来汉东，是中央的决定。我要做什么，也是中央的指示。历史问题要不要查，怎么查，我心里有数。你做好你的工作，其他的，不用操心。”
这话说得很重。高育良的脸色变了变，但很快恢复正常。
“是，沙书记说得对。”他说，“我也是为工作考虑，多说了两句。您别往心里去。”
吃完饭，高育良先走了。沙瑞金一个人在食堂坐了会儿，然后回到办公室。
下午，田国富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老沙，有点麻烦。”他一进门就说。
“怎么了？”
“杜仲生不见了。”田国富说。
沙瑞金抬起头：“什么时候的事？”
“就今天上午，”田国富说，“我派人去那个诊所，想暗中保护他。结果人去了，诊所关门了，李医生说她早上来，杜仲生就不在了，东西都收拾走了，留了张纸条，说去外地治病。”
“纸条呢？”
“在这儿。”田国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放在桌上。
纸条上写着：“李医生，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儿子接我去北京治病，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道别。诊费放在枕头下面了。杜仲生。”
字迹很潦草，但确实是杜仲生的笔迹。
“他儿子接的？”沙瑞金问。
“我问了，他儿子根本不知道他在那儿。”田国富说，“我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说，他爸半年没跟他联系了，根本不知道他回国了。”
沙瑞金拿起纸条，仔细看了看。纸条是普通的便签纸，字是用圆珠笔写的。没什么特别。
“监控呢？”他问，“诊所附近应该有监控。”
“查了，”田国富说，“巷子口的监控坏了三个月了，一直没修。周围的商铺监控，昨晚到今天早上，没拍到杜仲生出去。他就像凭空消失了。”
沙瑞金放下纸条，走到窗前。街上车来车往，一切如常。
“老田，”他说，“你觉得，他会去哪儿？”
“两种可能，”田国富说，“第一，他自己躲起来了，怕我们找到他。第二，有人把他带走了。”
“你觉得哪种可能性大？”
田国富沉默了几秒：“第二种。他自己病成那样，能躲到哪儿去？而且，纸条上说儿子接他，明显是假的。这说明，带走他的人不想让人知道是他带走的。”
沙瑞金点点头。他也这么想。
“谁带走的？”他问。
“不知道，”田国富说，“但能在我们眼皮底下把人带走，还不留痕迹，这个人，不简单。”
沙瑞金没说话。他看着窗外，心里在想，杜仲生会说出多少？他把那些复印件给了自己，会不会也给了别人？或者说，他还有别的证据，没拿出来？
“继续找，”沙瑞金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明白。”田国富说。
田国富走了。沙瑞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想着杜仲生说的话，想着那枚纽扣，想着那辆清障车。
他想起父亲笔记上那句话：“有人警告我，别碰。但我是党员，该碰的就得碰。”
现在，警告也传到他这里了。
晚上，沙瑞金没回住处，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他拿出杜仲生给的复印件，一页页地看。现场勘查笔录很详细，记录了每一个细节。调度单也很清楚，时间、车号、司机，还有赵立春的签字。
证据很充分，但还不够。这些只能证明赵立春调用了那辆车，不能证明他策划了车祸。就像杜仲生说的，开卡车的是马志勇，但马志勇死了，死无对证。
沙瑞金拿起电话，打给陈岩石。
“陈叔，我爸出事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
陈岩石在电话那头想了想：“他穿的是西装，灰色的，我给他买的。怎么了？”
“西装扣子是什么样子的？”
“扣子？”陈岩石想了想，“就是普通的扣子，灰色的，没什么特别的。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沙瑞金说，“随便问问。”
挂了电话，沙瑞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灰色的西装，灰色的扣子。但杜仲生说，父亲手里攥着的扣子是黑色的，上面有鹰的标志。
那不是父亲的扣子。
那是凶手的扣子。
沙瑞金睁开眼睛，拿出纸笔，写下一行字：黑色金属扣，鹰标志，西装。
然后他打电话给秘书小刘。
“小刘，帮我查个事。1994年前后，汉东省领导，或者企业家，有没有人喜欢穿一个牌子的西装，扣子是黑色的，上面有鹰的标志。对，很贵的牌子。你悄悄查，不要声张。”
“好的，沙书记。”
放下电话，沙瑞金走到窗边。夜色已深，街上没什么人了。远处的高楼上还有零星的灯光，像是黑暗中睁着的眼睛。
他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想着父亲曾经也在这里工作，生活，最后死在这里。
然后他轻轻说：“爸，我会查清楚的。”
杜仲生失踪后的第三天，沙瑞金去了趟北京。名义上是去开个会，实际上他想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刘伟，是他以前的同学，现在在中央纪委工作。刘伟和他在中央党校同过学，关系不错，可以信任。
两人约在一家茶馆的包间。刘伟到得早，已经泡好了茶。
“老沙，稀客啊。”刘伟和他握手，“听说你去汉东了，怎么样，还适应吗？”
“还行，”沙瑞金坐下，“就是压力大。”
“汉东那地方，是压力大。”刘伟给他倒茶，“赵立春经营了十几年，盘根错节。你这次去，是带着任务去的吧？”
沙瑞金点点头，没多说。
两人喝了会儿茶，聊了聊以前的事。然后沙瑞金说：“老刘，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说。”
“帮我查个人，”沙瑞金说，“赵立春。”
刘伟手里的茶杯顿了一下。他看着沙瑞金，表情严肃起来。
“老沙，这可不是小事。”他说。
“我知道，”沙瑞金说，“所以来找你。”
“你想查什么？”
“查他1994年前后的情况，”沙瑞金说，“那段时间他在汉东，是常务副省长。我想知道他经手过哪些项目，接触过哪些人，特别是和青石崖矿区有关的。”
刘伟沉默了一会儿，说：“老沙，你跟我说实话，你查赵立春，是公事还是私事？”
“有区别吗？”
“有，”刘伟说，“如果是公事，是组织程序，你要走正规渠道，打报告，批了才能查。如果是私事……”他没说下去。
沙瑞金喝了口茶，茶有些苦。
“我父亲，1994年在汉东出车祸死了，”他说，“当时说是意外。但我现在怀疑，不是意外。”
刘伟没说话，等他说下去。
“我查到一些线索，”沙瑞金说，“那场车祸，可能和赵立春有关。他当时分管政法，亲自过问了这个案子，把所有的证据都提走了。现在，关键的证人也失踪了。”
“证人？”
“当年处理事故的交警，”沙瑞金说，“他给了我一些复印件，证明赵立春调用过事故现场的一辆清障车。但三天前，这个人不见了。”
刘伟的表情越来越凝重。他放下茶杯，在房间里踱了几步。
“老沙，”他说，“赵立春现在是副国级，你要动他，得有铁证。而且，得有上面的支持。”
“我知道，”沙瑞金说，“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你在中央纪委，能看到很多我看不到的材料。帮我查查，赵立春在汉东那些年，有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什么都行。只要有一个突破口，我就能顺藤摸瓜。”
刘伟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很久没说话。然后他转过身，说：“材料我可以帮你查，但我需要时间。而且，这事不能急，得慢慢来。赵立春在位置上这么多年，关系网很深，你一动他，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明白。”沙瑞金说。
“还有，”刘伟走回来，坐下，压低声音，“你在汉东，要小心。赵立春虽然人在北京，但汉东到处都是他的人。你查他的事，他肯定已经知道了。接下来，他会有动作。”
“什么动作？”
“不知道，”刘伟说，“但无非几种：拉拢你，威胁你，或者，让你知难而退。你要做好准备。”
沙瑞金点点头。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给刘伟。
“这是什么？”
“复印件，”沙瑞金说，“杜仲生给我的。你帮我保管，如果我这边出什么事，这些东西，你得让它见光。”
刘伟看着信封，没接。
“老沙，你别吓我。”他说。
“不是吓你，”沙瑞金说，“是预防万一。汉东的情况，比我预想的复杂。我有种感觉，我已经碰到一些不该碰的东西了。”
刘伟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接过信封，收进包里。
“我帮你保管，”他说，“但你得答应我，一定要小心。有什么事，及时联系我。”
“好。”沙瑞金说。
从北京回来，沙瑞金直接回了办公室。小刘在等他，脸色不太好。
“沙书记，您可回来了。”小刘说。
“怎么了？”
“下午省委开了个会，您不在，高育良副书记主持的。会上讨论了省纪委近期的工作，田国富书记被点名批评了。”小刘说。
“为什么？”
“说省纪委办案不力，该查的案子拖着不查，不该查的乱查。还说要整顿纪委的工作作风，要‘聚焦主业，服务大局’。”小刘说得很小心，但意思很清楚。
沙瑞金坐下来，问：“谁点的名？”
“好几个常委都发言了，”小刘说，“但带头的，是政法委的王书记。他说，纪委现在有些同志，不把心思放在正事上，整天翻旧账，查陈年老案，影响团结，影响工作。”
“田国富怎么说？”
“田书记没怎么说话，就说会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小刘说。
沙瑞金明白了。这是敲山震虎。动不了他，就动他身边的人。田国富是他的得力助手，敲打田国富，就是敲打他。
“还有，”小刘接着说，“您让我查的那个西装扣子，我查了。”
“怎么样？”
“那个鹰的标志，是一个意大利牌子的。那个牌子在九十年代进入中国，很贵，一套西装要好几万。当时在汉东，穿这个牌子的人不多。”小刘说。
“有哪些人？”
“我查了当年的资料，能确定的有三个，”小刘说，“一个是做房地产的老板，叫刘生，现在还在汉东，但生意做得不大了。一个是香港来的投资商，姓陈，1996年就回香港了。还有一个……”
小刘停住了。
“还有一个是谁？”
“是赵立春，”小刘的声音更低了，“当时他是常务副省长，经常穿这个牌子的西装。有照片为证，1994年省里开两会，他穿的就是这个牌子的西装，扣子是黑色的，鹰标志。”
沙瑞金感觉心跳快了一拍。他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
“照片呢？”
“在这儿。”小刘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几张老照片的复印件。
照片是黑白的，但很清晰。赵立春在主席台上讲话，穿着西装，系着领带。放大看，袖扣确实是黑色的，上面有个鹰的图案。
和杜仲生描述的一样。
“这些照片哪来的？”沙瑞金问。
“从省报的资料库里找的，”小刘说，“我找了个朋友，偷偷复印的。”
沙瑞金看着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的赵立春还很年轻，头发乌黑，意气风发。谁能想到，这个人在二十年前，可能策划了一起谋杀。
“小刘，”沙瑞金说，“这事，到此为止。你不要再查了，也不要跟任何人说。”
“我明白。”小刘说。
小刘出去了。沙瑞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些照片。
证据又多了一条。但还远远不够。
他需要更直接的证据，需要证人，需要证言。但现在，杜仲生失踪了，马志勇死了，当年的物证被提走了。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不，不是起点。至少他现在知道，方向是对的。
电话响了，是田国富。
“老沙，你回来了？”田国富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刚回来，”沙瑞金说，“听说你挨批评了。”
“小事，”田国富说，“他们也就说说，不敢把我怎么样。倒是你，要小心。我听说，赵瑞龙最近在活动，见了不少人。”
“见谁？”
“省里的，市里的，都有。”田国富说，“他那个山水集团，最近在谈一个大项目，需要省里批。他到处找人打招呼，说是要请你吃饭。”
“请我吃饭？”
“对，请了好几次了，我都帮你挡了。”田国富说，“但挡得了一时，挡不了一世。他是赵立春的儿子，你刚来汉东，不见他，说不过去。”
沙瑞金想了想，说：“你安排一下，我见他。”
“你真要见？”
“见，”沙瑞金说，“不见，怎么知道他想干什么。”
“好，我来安排。”田国富说。
挂了电话，沙瑞金走到窗前。天已经黑了，城市的灯光一片片亮起来。他想起父亲笔记上最后那句话：“有人警告我，别碰。但我是党员，该碰的就得碰。”
现在，轮到他了。
见面的地方是赵瑞龙定的，在山水集团旗下的一家会所，叫“云水阁”。地方很隐蔽，在郊区的一个湖边，独门独院，门口有保安。
沙瑞金是下班后直接过去的，没带秘书，只带了司机。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会所里很安静，只有几盏灯亮着。
赵瑞龙在门口等，看见沙瑞金下车，马上迎上来。
“沙书记，欢迎欢迎。”他伸出手，很热情。
沙瑞金和他握了握手。赵瑞龙四十多岁，微胖，穿着很讲究，手腕上戴着一块名表。他笑起来很客气，但眼睛里没什么温度。
“赵总，久仰。”沙瑞金说。
“哪里哪里，沙书记能来，是给我面子。”赵瑞龙说着，把沙瑞金让进去。
会所里面装修得很豪华，但不过分。墙上挂着些字画，看起来都是真迹。服务员穿着旗袍，走路很轻，说话也很轻。
两人进了包间，里面已经摆好了菜，很精致，但不多。赵瑞龙让服务员都出去，亲自给沙瑞金倒茶。
“沙书记，先喝杯茶，这是今年的新茶，朋友从福建带来的，不错。”赵瑞龙说。
沙瑞金接过茶杯，闻了闻，确实很香。
“赵总找我来，不只是喝茶吧？”他开门见山。
赵瑞龙笑了：“沙书记是爽快人。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今天请沙书记来，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欢迎沙书记来汉东工作。汉东是个好地方，沙书记一定能大展宏图。第二，我听说沙书记最近在查一些旧事，我父亲很关心，让我来问问，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父亲？”沙瑞金问。
“对，赵立春，您应该认识。”赵瑞龙说，“他老人家虽然在北京，但一直很关心汉东的发展。听说您来了，特意让我来拜访您。”
“替我谢谢赵老关心，”沙瑞金说，“我初来乍到，很多事不熟悉，还需要多学习。”
“沙书记太谦虚了，”赵瑞龙说，“您在临省的成绩，我们都有所耳闻。这次来汉东，肯定是要有一番作为的。我父亲说了，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他在汉东工作多年，还是有些老关系的。”
这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很明白：赵立春在汉东根基很深，你沙瑞金要想做事，最好跟他合作。
沙瑞金喝了口茶，没接话。
赵瑞龙也不急，慢慢吃着菜，聊些闲话。聊汉东的天气，聊经济发展，聊城市规划。他说话很得体，很有分寸，一看就是在场面上混久了的人。
吃到一半，赵瑞龙忽然说：“沙书记，听说您父亲也是汉东人？”
沙瑞金放下筷子，看着他：“赵总对我家的事很了解？”
“不敢，”赵瑞龙说，“只是听家父提起过。他说，您父亲当年在汉东工作过，是个好干部，可惜英年早逝。家父一直很惋惜。”
“赵老认识我父亲？”
“认识，”赵瑞龙说，“家父说，当年您父亲在县里工作，很能干。他本来很看好您父亲，想重点培养的。可惜，出了意外。”
沙瑞金感觉心跳快了一拍。他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
“什么意外？”
“车祸，”赵瑞龙说，“听说是在山区，路不好走，车掉下悬崖了。家父当时很痛心，还专门指示要妥善处理后事，照顾好家属。”
沙瑞金看着赵瑞龙。赵瑞龙的表情很自然，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赵老费心了，”沙瑞金说，“可惜我父亲走得太早，没能为汉东多做贡献。”
“是啊，”赵瑞龙叹了口气，“所以家父常说，要珍惜人才。像您这样的年轻干部，更是要保护好，培养好。汉东的未来，还得靠您们。”
这话里有话。沙瑞金听出来了，但他没接茬。
饭后，赵瑞龙送沙瑞金出门。到门口时，他忽然说：“沙书记，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汉东这地方，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赵瑞龙说，“关键是要看清楚，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有些人，有些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对大家都好。您说呢？”
沙瑞金看着赵瑞龙，看了几秒，然后点点头：“赵总说得对。我记住了。”
“那就好，”赵瑞龙笑了，“沙书记，以后常来。这里虽然简陋，但菜还不错。您工作忙，也要注意身体。”
回去的路上，沙瑞金一直在想赵瑞龙的话。那些话表面上都很客气，很关心，但每句都在传递一个信息：别碰过去的事。
车开到省委大院，沙瑞金没下车，让司机绕着院子转了一圈。他需要时间思考。
赵瑞龙今天的表现，说明赵家已经知道他查父亲车祸的事了。他们不直接阻止，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提醒他，让他知难而退。
这不是威胁，是警告。温柔的警告。
但沙瑞金不打算退。他从来不是会退的人。
他想起父亲笔记上那句话：“该碰的就得碰。”
那就碰碰看。
第二天，沙瑞金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全省政法系统的整顿工作。他在会上提出，要对过去二十年的重大案件进行复查，特别是那些有疑点的案件，要重新审查，还事实以真相。
高育良第一个反对。
“沙书记，我理解您的想法，”高育良说，“但政法系统的整顿，应该着眼于现在和未来。过去的案子，时间久远，证据难找，证人难寻，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查，效果不一定好。而且，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猜测和议论。”
“什么叫不必要的猜测和议论？”沙瑞金问。
“就是……”高育良斟酌着用词，“就是会让一些人觉得，我们现在查旧案，是不是要否定过去的工作？是不是要追究某些同志的责任？这样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工作。”
“育良同志的意思是，过去的事，错了就错了，不用纠正？”沙瑞金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高育良说，“我的意思是，要历史地看问题。当时的条件有限，有些案子处理得不够完美，可以理解。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当前的工作，而不是翻旧账。”
“如果旧账里有冤情呢？”沙瑞金问，“如果旧账里有人命呢？也不查吗？”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沙瑞金和高育良。
高育良的脸色不太好看。他沉默了几秒，说：“沙书记，我不是反对复查，我是说，要慎重。政法系统的案子，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真要复查，我建议先选几个典型的、争议不大的案子试点，效果好再推广。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那样影响太大。”
“我同意育良同志的意见，”政法委王书记说，“政法工作专业性强，还是要尊重专业部门的意见。省高院、省检察院那边，我也沟通了，他们觉得全面复查的条件还不成熟。”
“那什么时候成熟？”沙瑞金问。
没人回答。
沙瑞金看着在座的人，一个个看过去。有的人低着头，有的人看着他，但眼神闪烁。
“这样吧，”沙瑞金说，“既然大家有不同意见，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对重大案件进行复查的，请举手。”
他先举起了手。
田国富第二个举手。
然后是李达康。李达康举得很慢，但很坚定。
其他常委互相看了看，没有人再举手。
七个人的常委会，三个人同意，四个人没表态。没通过。
沙瑞金放下手，说：“好，那就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办。但这个事，我认为有必要，我会在合适的时机再提。散会。”
他第一个站起来，走出了会议室。
回到办公室，沙瑞金关上门，站在窗前。阳光很好，但他心里发冷。
他以为会有更多人支持他，但只有田国富和李达康。其他人，要么是赵家的人，要么是不想惹事。
这还只是开始。如果真要查赵立春，遇到的阻力会更大。
电话响了，是陈岩石。
“小金子，我听说你今天在会上碰钉子了？”陈岩石问。
“您的消息真灵通。”沙瑞金说。
“汉东就这么大，一点风吹草动，大家都知道了。”陈岩石说，“我早就说过，赵立春在汉东经营了十几年，不是那么好动的。”
“我知道，”沙瑞金说，“但我得试试。”
“你打算怎么试？”
“从青石崖开始，”沙瑞金说，“我父亲是在那里出的事，我就从那里查起。那个矿区，当年到底有什么问题？”
陈岩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青石崖矿区，是赵立春一手推动的项目。1993年立项，1994年开始建设，投了很多钱。但你父亲在审计时发现，这个项目的环评报告是假的，土地手续也不全。他写了报告，要求暂停项目，重新审查。报告交上去的第二天，他就出事了。”
“报告交到哪儿了？”
“省纪委，还有省政府。”陈岩石说，“但都石沉大海。后来项目还是上马了，但开采了没几年，就出了事，矿难，死了十几个人。矿就关了，一直荒到现在。”
“矿难的事，有人负责吗？”
“矿主跑了，抓了几个下面的负责人，判了几年，就完了。”陈岩石说，“赵立春当时已经是省长了，这个事，没影响到他。”
沙瑞金记下了。青石崖，矿难，环评造假。这些事，如果能查清楚，也许就能打开突破口。
“陈叔，当年那些资料，还有吗？”
“应该有，但不知道在哪儿。”陈岩石说，“你父亲出事后，他办公室的东西都被封存了。我去要过，他们说是工作资料，不能给我。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谁封存的？”
“县委办公室，”陈岩石说，“但我知道，是省里下的指示。”
又是省里。沙瑞金明白了，赵立春把所有的线索都掐断了。物证，人证，资料，能销毁的都销毁了，能封存的都封存了。
但这反而说明，他真的有问题。如果没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金子，”陈岩石说，“你要查，我不拦你。但你要小心。赵立春不是一般人，他在汉东的势力，比你想的大。你一动，他肯定会反击。”
“我知道，”沙瑞金说，“我会小心的。”
挂了电话，沙瑞金在办公室里踱步。他需要一个新的突破口，一个赵立春想不到的突破口。
他想起了杜仲生说的那枚纽扣。黑色的，有鹰标志的西装扣。
如果那枚纽扣还在，如果能找到它，也许就能成为关键证据。
但纽扣在哪里？杜仲生说被上面来的人收走了。上面来的人，肯定是赵立春派去的。那纽扣现在应该在赵立春手里，或者已经被销毁了。
还有一种可能：纽扣还在，但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被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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