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能源转型带来的多重矛盾冲击，化石能源正通过功能重塑、技术创新、体系多元三条路径开展系统性适应性调整，逐步从传统“供给主体”向新型“支撑主体”转变，整体转型呈现清晰的阶段化演进特征
文 | 王丹旭
全球能源格局正经历变局，化石能源的传统主导地位在“双碳”目标与能源转型浪潮中遭遇冲击。2026年中东战事爆发再度加剧能源供应动荡，同时减碳刚性约束日渐凸显，新能源装机规模首次超越化石能源，普遍预测全球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将在2030~2035年达峰，但达峰前的增长放缓阶段、品种间结构分化及区域转型差异，仍将深刻影响全球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化石能源遭受的冲击，本质上是“安全、经济、清洁”三大目标难以统筹平衡时集中爆发的深层矛盾，其调整已非“退出与否”的二元抉择，而是“如何转型、如何协同”的系统性变革。
化石能源面临的矛盾冲击
全球能源转型深入推进，化石能源正陷入需求、供应、区域等多方面内外部矛盾交织的复杂格局，总量达峰趋势与内部结构替代、增量替代挤压与存量刚需保障、全球格局重构与区域发展失衡相互冲突，共同构成能源转型过程中化石能源面临的核心冲击。
一是需求结构重构，呈现总量趋顶与内部替代并行的特征。
基于各国现行政策意向及能源转型推进速度，预计全球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将于2030~2035年期间达峰，其中煤炭将于2030年前达峰，石油将于2030~2035年间处于峰值平台期，天然气或延至2040年达峰。这一达峰时序差异，反映了不同化石能源在碳排放特征、替代成本和应用刚性上的显著区别，也决定了未来全球能源结构调整的基本节奏。
2025年全球化石能源消费增速明显放缓，能源强度持续改善与新能源替代共同压制传统能源增长空间。化石能源整体已进入增长放缓、结构分化的关键过渡期，增量空间持续被非化石能源挤压，存量优化成为转型主线。
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可再生能源已占据主导地位，化石能源仅以维持存量需求为主，难以实现新增市场扩张。从内部品种看，替代效应持续深化，呈现“天然气增长、原油稳定、煤炭下降”的分化格局。
据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测算，2025年天然气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约23.5%，2030年前年均增速将维持在1.3%以上，且在2040年之前都将保持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工业和发电领域“气代煤”的驱动；原油受交通电气化冲击将在2030～2035年进入需求平台期，2025年消费量稳定在9750万桶/日左右，未来交通替代与化工刚需形成动态平衡；煤炭作为高碳能源需求持续萎缩，2025年消费占比降至约26%，较2010年峰值回落13个百分点，且下滑趋势在亚洲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中仍将延续。即便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煤炭消费也已进入低速增长甚至见顶回落阶段，长期下行趋势基本确立。
二是需求预期持续弱化引发化石能源投资持续收缩，进而导致供应间歇性短缺，客观上造成能源转型被迫放缓，同时也使得全球能源安全保障意识显著提升。
新能源对化石能源的增量替代已成不可逆趋势，叠加交通电气化、碳边境调节机制落地、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等因素，显著改变市场需求预期，加剧需求波动并引发投资收缩连锁反应。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越化石能源，光伏、风电凭借成本与技术优势占据主导，进一步挤压化石能源增量空间。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规模达到2.2万亿美元，首次达到化石能源投资的两倍以上。资本持续向清洁能源领域倾斜，使得传统化石能源项目融资难度上升、回报率预期下降，行业整体投资意愿持续走弱。
受此影响，2025年全球化石能源投资下降，但化石能源仍承担着电力基准负荷与工业基础原料的保障功能，在电力系统保供、极端天气应对、工业原料供给等方面，仍具备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投资持续收缩与能源安全刚性需求难以替代的突出矛盾，成为能源转型过程中的直接风险。
三是供应格局持续动荡，表面多元布局之下，能源供应高度集中的风险愈发凸显。
需求端压力与投资收缩叠加地缘冲突持续发酵，全球化石能源供应呈现名义多元、实则集中的特征，供应安全风险显著抬升。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动荡持续重构供应版图，俄罗斯能源出口加速东移，美国凭借页岩油气与液化天然气（LNG）优势成为重要供应方。2025年美国LNG出口量全球第一。2026年中东冲突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能力骤降，全球近四分之一石油海运贸易与五分之一LNG贸易受阻，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受损进一步削弱供应弹性。中东地区集中了全球核心油气产能和出口能力，区域局势紧张直接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全球油气出口高度集中、核心投资高度集聚、关键运输通道高度依赖的格局未变，进而推高运输成本与能源价格，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100美元/桶，欧洲、亚洲天然气价格创2023年以来新高，引发能源—化肥—粮食的跨领域传导危机。
IEA数据显示，当前全球前五大石油出口国供应量占比超64%，供应集中度较2020年提升近5个百分点，系统脆弱性持续上升。天然气未来的供应增长也将主要由卡塔尔和美国两国驱动，进一步加剧供应的高度集中化。供应高度集中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对局部地缘事件的敏感度持续上升。
四是区域转型节奏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能源转型发展不协调的深层矛盾。
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能源转型目标、路径与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形成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双重失衡困境。
欧美国家在快速推进低碳转型过程中，频频遭遇能源供应短缺、价格剧烈波动等问题，不得不推迟煤电退出、放宽燃油车禁售时限，陷入“激进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平衡难题。发达国家在能源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人均用能基本饱和的条件下，尚且难以完全脱离化石能源实现平稳转型，更凸显出转型节奏管控的重要性。
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能源需求较快增长阶段，却面临清洁能源投资不足、国际转型资金与技术支持匮乏、减排与发展双重压力，转型进程明显滞后。IEA数据显示，2025年非洲能源总投资较2015年下降约1/3，清洁能源投资长期低迷，资金缺口已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核心瓶颈。
区域转型失衡进一步加大全球能源价格波动、供应链脆弱性与地缘博弈成本，放大能源系统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全球能源转型的不均衡，不仅损害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也通过贸易、价格和供应链渠道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稳定。
化石能源的适应性调整及未来趋势
面对能源转型带来的多重矛盾冲击，化石能源正通过功能重塑、技术创新、体系多元三条路径开展系统性适应性调整，逐步从传统“供给主体”向新型“支撑主体”转变，整体转型呈现清晰的阶段化演进特征。
在功能重塑上，核心方向是推动化石能源与新能源从竞争转向协同互补。
化石能源定位由“替代争夺”转向“多元共生”，通过功能再定位实现与新能源的互补支撑。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中，化石能源的角色逐步由主力发电转向调峰、备用和可靠性支撑，与新能源形成互补运行格局。全球传统能源企业加速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壳牌、BP等国际大石油公司，以及中国大型油气企业等纷纷布局“油气+新能源+能效服务”业务，依托现有站点网络拓展充电、换电、加氢等综合服务。煤电与气电通过灵活性改造成为新能源并网的重要稳定器，中国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率持续提升，欧洲天然气发电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中仍承担关键调峰任务。同时，传统能源企业与新能源企业跨界合作不断深化，通过储能、光伏制氢、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项目实现产业链深度融合。这种跨界融合既提升了新能源消纳能力，也延长了化石能源资产的经济寿命，成为行业转型的主流方向。
在技术创新上，以清洁化改造与新能源融合应用为双轮驱动，为转型提供硬核支撑。
清洁化与融合化成为化石能源技术升级的主线。煤炭领域全面推进节能降碳改造、供热改造与灵活性改造“三改联动”，显著降低能耗与污染物排放，接近天然气发电水平。通过技术升级，传统化石能源可以在维持供应能力的同时，大幅降低环境影响，为平稳转型争取时间窗口。CCUS技术进入规模化推广阶段，全球捕集能力快速提升。中国建成全球最大单体CCUS项目。欧盟亦将其列为难减排行业核心技术路线。油气领域加快与新能源融合。中国、挪威等在油气田配套建设风电、光伏制氢项目。技术创新正在重塑化石能源的价值形态，使其从传统高碳能源逐步转向可管控、可协同的低碳支撑能源。
在体系多元上，关键在于构建差异化能源格局，降低对单一资源与通道的依赖。
各国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推进能源结构多元化，以对冲地缘风险与价格波动。一方面着力降低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尤其减少对石油、天然气等单一品种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另一方面推动供应来源与运输通道多元化，从源头上提升能源供应链稳定性。欧盟大幅提升LNG进口规模以降低对跨境管道气的依赖。中国形成覆盖多区域、多主体的油气进口来源格局。印度则加快推进气代煤与非化石能源发展步伐。多元化布局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分散能源品种、供应来源与运输通道，弱化单一风险点对整体能源安全的冲击。天然气凭借清洁低碳、调节灵活的特性，成为多元能源体系中的重要过渡能源，全球LNG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在发电、工业领域有效替代高碳煤炭，并为新能源并网消纳提供有力支撑。沙特、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则结合自身资源条件走出差异化发展路径，或推动油气产业与新能源协同发展，或强化能源储备与转型并举，持续提升能源系统韧性。当下，能源安全已不再单纯依赖资源自给能力，而是转向结构韧性、通道韧性与储备韧性的综合提升。
化石能源长期转型趋势呈现清晰的阶段化特征，将逐步实现功能定位的优化。转型整体表现为速度差异化、过程波动化、目标一致化，角色从供给主体逐步转向支撑主体。
短期仍承担基荷供电与系统调节核心功能，煤炭稳步回落，天然气与原油需求维持高位，部分国家出现阶段性煤电回摆。中期2035～2045年期间进入结构性收缩与功能优化阶段，可再生能源成为主力电源，化石能源聚焦调峰、保供与工业原料。中期阶段新能源具备足够规模和调节能力，化石能源逐步退出基荷，专注于灵活性和原料属性。长期进入深度存量替代阶段，在航空、航运、高端化工等难减排领域保留必要规模，非化石能源的作用更加突出。长期来看，化石能源将重点在难以电气化、难以脱碳的领域保留存量。
应对化石能源冲击的全球共识与中国实践
应对能源转型下化石能源的多重矛盾冲击，亟需凝聚全球共识，从国际协同、国别施策、企业行动、机制保障四个维度系统发力、形成治理合力。中国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走出的特色转型道路，也为全球能源可持续转型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
国际协同重在构建包容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新体系。化石能源转型波动与供应风险具有显著外溢性，唯有加强全球合作才能破解共同难题。
各国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资金、规则、安全三大领域深化协作：资金层面加快落实气候融资承诺，完善对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低息贷款与技术共享机制，弥补气候资金兑现不足、专利壁垒较高等短板；规则层面推动全球碳核算、碳定价互联互通，协调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绿色贸易规则，逐步形成相对统一且合理的国际碳价区间；安全层面建立跨国能源应急联动与通道安全合作机制，借鉴区域天然气合作联盟等模式，共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
国别施策关键在于立足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有序转型。全球共识须转化为符合各国国情的务实行动，避免“一刀切”式激进转型。
发达国家重在平衡低碳目标与能源安全，合理调整化石能源退出时间表，依托技术与资金优势加快储能、CCUS、氢能等新型业态布局。发展中国家坚持发展与减排并重，优先以天然气等相对低碳能源替代高污染煤炭，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等低成本清洁能源，并通过多边机制争取转型资金支持。尽管各国节奏不同，但均以安全兜底、低碳导向、可持续发展为共同方向。
中国以“先立后破”走出符合资源禀赋的特色转型之路。基于“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中国坚持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推进低碳转型，形成可借鉴的转型样本。一方面守住能源安全底线，推动煤电清洁高效利用与灵活性改造，稳定油气供应与多元进口，合理控制对外依存度；另一方面加快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装机与新型储能规模，构建“煤电+新能源+储能”协同运行体系。“十四五”时期，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达60%左右，国内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提升，转型成效持续显现。“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25%，较“十四五”末的21.7%提升3.3个百分点。同时，中国依托完整新能源产业链优势，积极开展国际能源合作，为全球能源稳定与低碳转型贡献力量。
企业行动是推动转型落地见效的核心实施载体。全球治理目标与国家政策最终需要各类市场主体转化为具体行动。
传统能源企业加快低碳化、综合化转型，推进煤电超低排放与灵活性改造，油气企业严控碳排放强度，积极拓展光伏制氢、综合能源服务等新业务。新能源企业持续推进技术迭代，提升光伏、风电转换效率与经济性，加快长时储能商业化应用。高耗能行业聚焦节能降碳与绿色升级，完善碳足迹管理体系，主动适应碳关税等国际规则，以技术改造与结构优化提升全球竞争力。
机制保障旨在构建全链条、可持续的转型治理闭环。
建立化石能源有序退出与区域转型支持机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传统能源产区产业替代、人员转岗与债务缓释。健全多层次能源安全储备体系，提升油气战略储备规模与轮换效率，增强极端情况下的供应韧性。持续深化能源市场化改革，完善电价形成机制与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稳步扩大全国碳市场覆盖行业，合理引导碳价预期，推动形成市场导向的低碳激励约束体系。
综上，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转型中遭遇的多重矛盾冲击，是新旧能源体系交替的必经阵痛。其核心调整并非“全面退出”的激进替代，而是“功能重塑”的适应性转型。唯有多方合力、协同发力，才能加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全球能源新体系，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为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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