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平南越后在粤西置高凉县（县治在今阳东大八镇古城村），今阳江地域为其核心腹地，阳江自此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行政管辖。东汉延康元年（220），置高凉郡，辖安宁、思平、高凉。南朝宋元嘉九年（432）置宋康郡，领广化、丹城、石门、海陵等九县（时县称令）。
丹城县设立于此时。然而，丹城县址具体在何方，一直鲜有考证，至今在岭南古县址研究中尚付阙如，本文结合实地踏勘与古籍梳理，对丹城县遗址进行初步考证，以期填补这一空白。
踏勘寻踪
织篢“古城坡”之秘
探寻古城遗址
源于发现阳西县织篢镇一处特殊的地名
——“古城坡”
为何叫“古城坡”？
莫非以前此处有过一座古城？
出于好奇
笔者驱车前往踏勘寻访
沿G228公路，车过织篢镇太平西大桥约两公里左拐，驶入一条狭窄的乡道，路口有路牌标着“牛路头村”。行了五六百米便抵达“古城坡”所在地。这里草木蓊郁，房舍傍竹林而建，颇为清雅。为探寻地名渊源，笔者寻访到当地73岁的吴姓老者，他世居于此，见证了村庄的变迁。据吴叔所述，现在的“牛路头村”（属太平村委会），就是以前的“古城坡”，吴姓在此定居已两三百年，但人们始终不知“古城坡”之名的由来。
闲聊间，吴叔忽然忆起一段往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他的旧居旁有一处古老的夯土墙基，不知何人何时所建。那处墙基高一米多，墙体厚五六十厘米，墙上留有类似枪眼或箭垛的缺口，质地异常坚固。为了建猪圈，他便用铁凿将墙体逐块凿开。每块长一米多、宽三四十厘米、厚二十厘米。说完便带我们去他家菜园，说还有几块用作围板。我们见到果然有几块大小不一的灰砂混合土制的挡板。为了证明此墙板的坚固，他当场拿起一块往石头上砸去，只有少许灰砂掉下，墙板完好如初，比水泥板还坚硬。吴叔还带笔者去看村前的一道坝基。这条坝基原约五六百米长，近两米宽，一米多高。后来村里人建房子，坝基逐步损毁，目前还残存一小段，也不知建于何时作何用途。
这里会不会是古代的一座城池？如果城墙周长五六百米，接近两万平方米，相当于唐之前岭南古县城的建制。另外，夯土墙建筑会不会是城楼的残基？这些有待专家深入考证。
从地形来看，古城坡地处一处坡地，以G228为界，呈“U”字形分布，开口朝向国道，形似一条牛舌伸向织篢河。从公路到河边，落差达七八米，坡地两侧田地落差亦较大，推测这些田地昔日可能是织篢河的河道，而古城坡则是一处“U”字形半岛。靠近国道一侧，有一个叫“礼竹坑”的村子与牛路头村相连，村中建有一座“镜泉书室”，门口悬挂着“革命烈士王德符纪念馆”的牌匾——王德符是大革命时期阳江十七烈士之一、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想不到这位革命志士竟出生于此地。
实地踏勘未能完全解开“古城坡”的谜团，笔者转而查阅古籍资料。在康熙二十七年版《阳江县志》中，“白石都二图”记载有一座“古城”村。乾隆、道光年间的《阳江县志》，以及《广东图说》卷46“白石都二图”中，均有“古城”村的记载。民国《阳江志》卷二则首次明确记载“古城坡（吴）”，标注该村村民姓吴，与实地寻访得知的情况吻合。
这个“古城”村与“古城坡”村是什么关系？是否同一个村？清代的地图很少标到村子。经过数月的查找，笔者在1932年绘制的一幅1:50000织篢墟地图上发现端倪，上面清晰标明“古城村”。这个“古城村”与现在地图上的“古城坡”高度一致，该村与蒲芦咀村隔织篢河相望。由此可证，“古城坡”村便是历代志书中记载的“古城”村。
笔者曾查阅《阳江县志》中记载的另外两处“古城”村。一处是阳东大八镇“古城村”，已基本证实为汉高凉县古城；另一处是阳东新洲镇“古城”，笔者推测为古平定县古城（详见本报2024年10月25日《古城：或为1600年前平定城？》）。那么，织篢镇这座“古城”，又会是历史上哪座古城的遗址呢？
史海钩沉
丹城县的设立与地域脉络
要破解“古城”的身份之谜，需先梳理阳江地域尤其是阳西县的建置沿革，明确丹城县的设立背景与管辖范围。
如今的阳西县，隶属于汉代高凉县西部地区。建安二十四年（219），吕岱任交州刺史，土著首领钱镈率部乞降，吕岱任命其为高凉西部都尉，负责管辖这一区域。阳西地区正式设立郡、县，始于三国吴时期：赤乌元年（238），孙权在高凉郡西北部置高兴郡，领广化、海安、莫阳、西平、化平等县，郡治设于广化县（今阳江西北境）。
阳西地区置县最多的时期，是南朝宋。彼时，郡县辖区范围缩小，“县”改称“令”。南朝宋元嘉九年（432），朝廷在阳江西部设立宋康郡，下辖九县。《宋书》卷38记载：“宋康太守，本高凉西营，文帝元嘉九年（432）立。领县九。户一千五百一十三，口九千一百三十一。去州水九百五十。去京都水五千八百九十七。广化令，《晋太康地志》有，属高兴，《永初郡国》属高凉。单城令，何志新立。逐度令，何志新立。海邻令，何志新立。化隆令，何志新立。开宁令，何志新立。绥定令，何志新立。石门长，何志故属高凉。威覃长，徐志有。”《宋书·本纪第五》亦载：“元嘉九年十一月癸丑，于广州立宋康郡。”
宋康郡下辖的九座县城，具体位置何在？《肇庆府志》记载：“地理诸书皆云宋于阳江县置宋康郡，治广化，自单城以下诸县无可考。逐度，南齐志作遂度。”学界大多数认同，宋康郡郡治广化县位于今阳西县程村镇黄什河边。而民国《阳江志》卷一则给出了更为关键的线索：“宋康郡既为阳江地，所属诸县自当在邑境，否则亦距邑境不远。单城，即丹城，今织篢水，一名丹城水是也。海邻，即今海陵，字相似而音亦近。石门，即今白石都石门村（现上洋镇石门村）。”所谓“距邑境不远”，是指除现阳西外，宋康郡还包括现茂名市电白区的东部地区。
这一记载明确指出，“单城”即“丹城”，其位置就在今织篢镇境内，织篢河古称“丹城水”，恰与“丹城”之名相呼应。此前历代史志仅将丹城县的范围限定在织篢镇，未明确其具体城址。结合前文实地踏勘与古籍考证，笔者推断：织篢镇“古城坡”，应是历代史志中记载的丹城县遗址所在地。
城址佐证
丹城县的存续与地域变迁
为何断定“古城坡”就是丹城县遗址？除了古籍记载的线索，其地理位置、历史存续时间与管辖范围，均能形成有力佐证。
从地理位置来看，古城坡位于丹江（即织篢河）与高洞河的交汇处，地处太平城西侧，距太平城不到两公里。沿织篢河往下游约三公里，便是织篢旧墟；再往下游几百米，旧墟隔河斜对面便是织篢新墟。这一分布格局清晰展现了当地城市（墟市）的变迁轨迹——从古至今，人居聚落始终沿着河流下游逐步迁移，而古城坡作为三河交汇的核心地带，恰好符合古代县城选址的核心特征，是早期人类聚居、设立治所的理想之地。
关于丹城县的存续时间，史料亦有明确脉络可循。《齐书·州郡志》记载：“宋康郡。广化。石门。遂度。威覃。单城。开宁。海邻。舆定。绥定。”南齐时期，宋康郡增设兴定县，“逐度”改称“遂度”，其余建制与南朝宋基本一致。清代洪龄孙《补梁疆域志》载：“宋康郡，《隋志》杜原，梁有宋康郡。广化。单城。石门。化隆。逐度。威覃。开宁。海邻。舆定。绥定。”因《陈书》无地理志，而《隋书·地理志》记载，高凉、杜陵、宋康、齐安、永宁诸郡均在隋平陈后废除。由此可推断，陈朝时期，宋康郡及下辖的丹城县（单城）依然存在。隋平陈之战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正月结束，南北实现统一，宋康郡随之废除。据此计算，丹城县自南朝宋元嘉九年（432）设立，至隋开皇九年（589）废除，存续了150多年。
丹城县废除后，其地域并入宋康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宋康县改称义康县；大业二年（606），义康县废除，其地并入杜陵县；北宋开宝五年（972），杜陵县并入阳江县，丹城县故地自此归入阳江县管辖，现为阳西县地。值得一提的是，开皇九年（589），冯盎因冼夫人助隋统一岭南有功，以门荫授宋康县令，成为宋康郡改县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冼夫人也被册封为“宋康郡夫人”。由此推测，梁、陈时期，宋康郡也在冯冼集团的势力范围。
至于丹城县的管辖范围，笔者结合史料与地理环境推断，其核心区域应在今织篢镇境内，具体而言，是织篢河（流入丰头河以上河段）、高洞河、洋河流域所覆盖的区域——丹城县县城恰好位于这三条河流的交汇处，河流所及范围，便是县域的核心管辖区域。民国《阳江志》对这三条河流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推断：“织篢河，一名丹城水，在城西百一十里，源发云丝岭。”“高峒（现作‘洞’）水源出鸡笼嶂（现名鸡笼岭），南流十四里迳高峒村西，又九里迳太平城西门桥（现太平西大桥），大峒山水从西来注之。大峒山水源出大峒山，东流八里迳冷饭坡村前，又六里入高峒水，高峒水又南五里至冈平入织篢河。”“洋河水源出郎官山（龙高山）北之山塘甲村，北流十三里迳良坡西，木头坑水从西南来会。木头坑水源出沙迳山，东北流十二里合洋河水。洋河水又北七里，至织篢墟天后庙前入织篢河。”这三条河流流经的区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正是丹城县得以存续发展的核心腹地。
古城选址
凸显民生和战略考量
古人选择“古城坡”作为丹城县治所，并非偶然，而是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环境，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集中体现了南朝时期岭南地区县城选址的战略智慧，核心是围绕“军事控扼、行政羁縻、安全防御、农耕自给”四大需求展开。
其一、水路交通：军政为核心，兼顾贸易。南朝时岭南与内陆陆路交通因山岭阻隔，非常不便，水路交通是重要渠道。丹城县所在三河交汇地，是地区水路交通枢纽：织篢河、高洞河、洋河可辐射周边数十里的俚僚部落聚居区，向上游可深入俚僚腹地，向下游可抵达宋康郡、高凉郡等地。对当时政权而言，选址不只是方便贸易，更在于应对俚僚民族叛乱的军事机动性。一旦周边发生俚僚部落不肯宾服，可立即举兵出击，快速平叛。曹劲在考察了岭南秦汉时期的军事城堡指出，这类城堡多位于河流交汇的险要山岗，利用地形修筑。（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2009年，科学出版社）丹城县选址几乎沿习这一传统。
其二、行政管理：既扼水口，又控全区。俚僚部落依水而居，以河为路，河流是交通的纽带，丹城县扼住三河的水口，从而控制了周边俚僚部落的水上生命线。政府通过水口设立关卡，可防止俚僚部落沿河大规模的移动，联盟造反。另外以点制面，以一个县城的“点”控制整个地区的“面”，以较少的行政成本达到较大的管理效能。
其三、安全保障：易守难攻，适配驻军现状。南朝由于中原战乱，对岭南的军事投入有限。丹城作为县级治所，驻军极少，但三面环水的天然屏障，让俚僚部落即使造反也难以攻取。加上高坡地势，居高临下，更是易守难攻。坐西北朝东南的向阳格局，是应对岭南瘴气的关键。
其四、农耕基础：粮草自足，稳固治所根基。县城位于三河交汇的织篢盆地，拥有成片的河滨冲积平原，可种植水稻和杂粮，具备粮食自给自足的条件，防止俚僚造反切断粮食供给。
丹城拾遗
砂金记载与阳江产金历史溯源
关于丹城县，除了城址与建置沿革，南朝宋沈怀远所撰《南越志》中，还有一段珍贵的记载，为我们勾勒出这座古县城的经济与自然风貌。《南越志》载：“丹城县有釜塘，金沙自是而出”（见《太平御览》卷七十四‘地部·塘’）；又载：“金沙自是出，采金人往往见金人形于山巑，望气者以为山之精”（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
《南越志》共八卷，成书于南朝宋时期（420-479），作者沈怀远因罪徙居广州时所著，专门记载岭南地区（古南越国）的异物、古迹、风土人情等内容，是研究早期岭南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原书已佚，今有辑本传世。
此记载是岭南地区早期砂金开采的重要文献证据，证明早在南朝时期，岭南土著居民已发现并利用砂金资源，反映了当时岭南地区矿产开发的水平。当时的砂金是自然从塘底泥沙中显现出来，无须人工开采即可获取，反映了当地砂金资源的丰富性。
阳江历史上一直产金，并且作为贡品上缴国家。《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恩州，恩平郡,下。本齐安郡，贞观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齐安、杜陵置。大顺二年徙治恩平。土贡：金、银。”《宋史·食货志七》载：“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复故者六十有八，而诸州阬冶总二百七十一：登、莱、商、饶、汀、南恩六州，金之冶十一。”《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又载：“金：南恩州阳江县磨洞场，天圣四年置，熙宁十年罢。”由此可见，阳江是宋代全国11个金矿产地之一，产金丰富。新中国成立后，阳江仍有金矿开采活动。
综上，《南越志》中关于丹城县釜塘出金沙的记载，是目前已知阳江地区金矿开采最早的史实，不仅丰富了丹城县的历史内涵，也为研究岭南地区早期矿产开发、经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佐证。
来源 | 阳江日报（陈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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