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以色列无人机的嗡鸣声始终没有停过。艾哈迈德·图尔穆斯每次抬头，都觉得它就在自己头顶盘旋，像一只耐心过头的猛禽。2026年2月一个周一下午，图尔穆斯去探望家人时，电话响了。电话那头说着带口音的阿拉伯语，他并不太意外，对方是一名以色列军官。
真正让他意外的是，对方问出的问题。“艾哈迈德，你想和身边的人一起死，还是一个人死？”接受采访的家属说，图尔穆斯只回了一个词，随后挂断电话：“一个人。”以色列方面承认，图尔穆斯确实是其锁定目标。这一案例再次显示，以色列军方在情报战中的能力已相当成熟，而真主党似乎始终拿不出有效应对办法。
自2024年9月那场引发震动的传呼机袭击以来，真主党成员携带的传呼机内被藏入爆炸物，以色列随后远程引爆。从基层人员、支援人员、战地指挥官、参谋长，甚至一位备受尊崇的总书记，都在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锁定系统下接连倒下。
这一系统整合了智能手机、安防和交通摄像头、无线网络信号、无人机、政府数据库以及社交媒体等多种数据来源，赋予以色列一种近乎全知的能力，得以追踪真主党成员的一举一动。
62岁的图尔穆斯当时担任真主党与塔卢萨居民之间的联络人。塔卢萨是一个小村庄，距离以色列边境不到3英里，在以色列2024年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中，这里一度沦为战场。此后15个月停火期间，他一直在协调维修人员和民防队伍，试图让村庄恢复运转。即便如此，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打击仍在持续。
家属称，他曾是这个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战斗人员，但年纪大了以后，转入行政岗位。以色列则表示，他当时正在处理“军事和财政事务……以重建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无论他具体扮演什么角色，他也已经被卷入以色列的“杀伤链”之中。而这条链条的形成，始于多年前的情报积累。
图尔穆斯究竟是如何进入军方瞄准范围的，可能有多种路径。单独看，没有哪一项算得上决定性证据，但它们都可能成为算法的“养料”，最终让系统在那个2月的日子里选中他作为击杀对象。首先，他住在塔卢萨。这个什叶派占主导、支持真主党的村庄，意味着图尔穆斯和其他居民的行动长期处在以色列无人机的持续监视之下。
一名曾与国防企业合作、后因对这类系统在加沙的使用提出担忧而离开的人工智能专家说，无人机摄像头很可能拍下并记录了他的面部特征、车辆型号和车牌号码，以及他的住处。
这名专家还表示，无人机可能使用了一种被称为“黄貂鱼”的基站模拟器，伪装成手机信号塔，诱使他的智能手机接入。这样一来，它们不仅能获取图尔穆斯的数据，还能实时掌握他的行动轨迹。这名因工作原因要求匿名的人工智能专家说，即便图尔穆斯更换了手机卡，仍然会被追踪。
他说：“这是一条庞大的数据管道：手机元数据、位置回传信号、手机卡更换记录、应用使用情况、社交媒体行为，有时甚至包括银行信息或人脸识别输入。大量数据是从商业平台、移动通信网络、合作情报机构，或者地面间谍那里‘抓取’来的。”
随后，人工智能可以建立目标的活动时间线，并绘制其关系网络。图尔穆斯也可能因此被系统标记。他的一个儿子是真主党战斗人员，已于2024年初身亡；另一个儿子则在传呼机袭击中受伤。
黎巴嫩退役将军穆尼尔·谢哈德说，以色列对黎巴嫩长期而持续的情报渗透，也让追踪图尔穆斯变得更容易。他曾担任黎巴嫩政府与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任务之间的协调人。他说，过去20年里，黎巴嫩大量数据基础设施都可被以色列方面获取，其中包括记录手机用户信息或车辆登记信息的数据库。以方还侵入了真主党的地面通信网络及其通信兵系统。
谢哈德还表示，真主党从2011年至2024年卷入叙利亚内战，也进一步削弱了该组织的安全性。他说：“这些因素使以色列得以建立一个精确的目标库，既涵盖战地指挥官，也包括高层领导人物。”
人工智能正是在这一阶段发挥作用。它能快速处理数万亿字节的数据，识别模式，并将其与已知威胁对象的行动轨迹，或与出现在被标记区域附近人员的活动进行比对。它还会分析目标日常行为中的偏离情况，所有这些最终都会被用来生成所谓的“威胁画像”。
不过，那名人工智能专家也指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在于，这类系统判断一个人是否危险，依赖的是数据而不是逻辑。如果输入信息本身有误，系统就会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只是“速度更快，而且更有把握”。
他说：“它制造出一种确定性的幻觉，而这很危险，因为它会在并不总是掌握完整背景的情况下，把相关性直接转化为行动。”他还说：“这不是实验室环境。那么系统究竟怎么知道谁是谁？当它标记某个人时，那到底是人的决定，还是只是算法拨动了开关？”
巴达利奇说：“亲属，或者从事宣传、财务工作的人，他们并不是战斗人员，但机器会因为他们的通信模式相似，就把他们识别成战斗人员。”“他们究竟把战斗人员和平民的分界线划在哪里？”
利用机器学习在战区筛查目标、预判事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执政时期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就曾大规模收集手机元数据，并加以处理，以寻找它认定的可疑活动。
美国国家安全局还开发过一个行为画像项目“天空网”，用来识别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的信使。到2019年，亚马逊、微软等公司已经拥有足够的算力，可以对更复杂的场景进行运算，从而提升预测能力。驻阿美军随后利用这些进展开发出“渡鸦哨兵”，这是一套人工智能系统。它接受的训练数据包括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的叛乱袭击报告，以及一些辅助信息，比如不同地区街道路灯的数量。
按照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托马斯·W·斯帕尔上校的说法，到美国2021年撤出阿富汗时，这一模型对即将发生袭击地点的预测成功率达到70%，大体与人工分析人员相当。尽管以色列在黎巴嫩取得了成效，但也有迹象显示，真主党正在适应自己处于以色列人工智能锁定视野之中的现实。
在当前这场冲突中，真主党在以色列击杀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并一再违反2024年停火协议后，对以色列发动打击，随后局势升级。谢哈德说，真主党重新回到游击战老路，采用规模更小、结构更分散的作战单元，同时更多依赖更安全、但使用起来没那么方便的通信方式。
究竟是什么行为触发算法，把图尔穆斯从监视名单推入击杀名单，目前并不清楚。作为联络人，他是真主党的非战斗成员。家属还说，他甚至都懒得更换手机。
2月15日，也就是他遇害前一天，他关掉智能手机，把手机留在家里，自己前往附近村庄参加第二天的一场市政会议。在他回到塔卢萨、重新打开手机后不久，以色列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家属告诉《洛杉矶时报》，挂断电话后，他的脸色变了。他对家人说，以色列人盯上了他，让他们离开房子，留他一个人去死。家人恳求他设法逃走，还想给他做些伪装，好让他离开。
但图尔穆斯拒绝了。他走向门口。他说：“他们认得我的脸。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家属说，他妻子进门时，他正往外走，但他没有理会她，免得她试图拦住自己。他上了车，发动引擎，开了出去。不到30秒，两枚导弹尖啸而至，刺穿了图尔穆斯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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