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基尔·斯塔默以历史性多数优势入主唐宁街，结束了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
这个即将出任首相的人，赶走了因紧缩政策、莉兹·特拉斯以及“派对门”而声名狼藉的保守党，并承诺带来改变，为那些对过去一切感到厌倦的选民重新点燃希望。
但事与愿违。斯塔默经历了艰难的两年，一连串高调且往往本可避免的失误，给他本人和工党都造成了巨大伤害。从围绕馈赠的争议，到辞职风波，再到政策掉头，局面始终动荡不安。
首相已经犯下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错误。
削减冬季燃料补贴的计划激怒了养老金领取者，而且原本可能导致近1000万老年人失去这项补贴。财政大臣以保守党留下的220亿英镑“黑洞”为理由辩解，但这并没有平息争议。
针对农民遗产税的调整引发大规模抗议，最终政策不得不掉头。引入数字身份证的计划，也让选民感到困惑和恼火，在外界看来，这几乎是一场毫无必要的争端。
这些政策在公众眼中只是“一连串背叛”中的一部分。其他例子还包括：不向“反对国家养老金不平等女性”群体提供补偿，以及大幅提高酒吧的商业税。
除了这些本可避免的失误，还有一些政策看上去也背离了工党的价值观。比如，削减福利的计划，直到工党自身议员以及本报广泛反对后才被撤回。
在移民问题上，工党采取了强硬立场。内政大臣沙巴娜·马哈茂德效仿丹麦模式，而丹麦议员曾将这一模式称为“种族主义”，并认为它已经失败。工党多年来一直批评保守党在特雷莎·梅时期推行“敌意环境”，但如今却采用了相似的语言和态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首相那场“陌生人之岛”演讲，事后他又为此道歉。
即便是一些本来正确的决定，比如取消残酷的“两孩福利上限”，工党也像是突然从“魔法摇钱树”里找到了资金，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把它当作一项道义使命来推动。
随后又接连出现辞职事件。副领袖安吉拉·雷纳因税务问题辞职，路易丝·黑格则因未披露一项欺诈罪定罪而辞去交通大臣职务。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首相也激怒了许多人，因为他曾表示，以色列“有权”切断加沙的电力和供水。
最具杀伤力的一步，莫过于任命彼得·曼德尔森出任美国大使。此人因与已定罪的杰弗里·爱泼斯坦关系密切而广为人知。
这些失误让工党陷入困境，而留给它扭转局面、并阻止奈杰尔·法拉奇入主唐宁街的时间，只剩下3年。
要做到这一点，工党必须真正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停止那场由摩根·麦克斯威尼支持、不断向右派迎合的路线，重新展现当初吸引数百万选民支持工党的那些价值。
绿党在这次选举中的成功，即便算不上现成蓝图，至少也是一种启发。一个本应以善意治理国家的政党，不该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一味平衡账目上。
扎克·波兰斯基所在的政党，之所以不断从工党手中吸走支持者，并重新激发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正是因为它提供了希望，也让人觉得它确实有真实的价值立场和利益关切。你或许不同意它，但至少你知道它在各项议题上的位置。
绿党已经动员起了年轻选民，而这些年轻人觉得工党并不能代表他们的价值观。工党试图清洗左翼，结果反而帮助壮大了一个想要取而代之的政党。
这种改变也必须体现在移民政策上。工党的做法并没有从改革党那里争取到选民，反而让奈杰尔·法拉奇及其同伙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欢迎移民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人们迫切需要的是希望，而不是“10年后生活会稍微好一点”的承诺。他们此刻就在为账单发愁，今晚就要考虑如何把食物端上餐桌。有人正在死去，他们没有奢侈到可以等待10年，去等所谓的“国家复兴”。
另一个拖住工党的因素，是它对所谓“财政规则”的执念。这种财政上的紧身衣限制了工党的政策空间，再加上其不提高税收的承诺，更让它束手束脚。
在大选中强调财政责任当然有其道理，但如果工党不敢大胆行动，仅靠克制并挡不住法拉奇。
在生活成本危机之下，平常那套规则已经不再适用。改革党和绿党之所以能冲击工党，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多么稳健的财政方案，或多么完整的经济测算。它们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兑现承诺，只需要高喊改变。
而工党不同，它是有能力真正交付结果的。提高超级富豪税，是一项受欢迎、也合乎常识的政策，能够帮助工党改造那些迫切需要它执政的社区。
首相的一些决定理应得到肯定。他在乌克兰问题上态度坚定，阻止英国卷入伊朗冲突，也推出了一系列国内政策，这些政策将极大改善人们的生活。《租房者改革法案》和《劳动者权利法案》体现了工党价值观中最好的一面，缩短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候诊时间、提供免费早餐俱乐部、为个体经营者提供病假工资，同样如此。
但这些都被工党的整体形象淹没了。面对一个迫切渴望希望的选民群体，工党给出的却更多只是“务实”。
斯塔默不能再来一次“重新出发”，然后拿出一套换汤不换药的东西。政治关乎价值，关乎那些驱动一个人行动的根本信念。
执政两年之后，首相该清楚展示自己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了，也该讲出一个能够说服公众、把公众带在自己身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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