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个周末，天气很好，阳光透过阳台的玻璃窗洒在客厅的地板上，亮堂堂的。我特意从市里开车回老家，定了一个无糖的红丝绒蛋糕，还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下午，做了一桌子他爱吃的菜。红烧肉炖得软烂，清蒸鲈鱼火候刚好，连平时很少喝酒的我妈，也破例拿出了家里珍藏的半瓶黄酒，倒进小瓷杯里烫了烫。饭桌上的气氛原本很温馨，我正准备点燃蛋糕上的蜡烛，我爸却突然放下了手里的筷子。
他没有看我，也没有看我妈，视线落在餐桌对面那面白墙上，声音很平淡，就像在说一句“今天天气不错”一样，他说：“咱们离婚吧。”
我刚摸出打火机的手猛地僵在了半空。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是我爸在开某种并不好笑的玩笑。我转头看向他，他脸上的表情却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种让人感到陌生的冷漠。他端起面前的那杯温黄酒，抿了一口，又重复了一遍：“明天周一，民政局开门，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打火机“啪”的一声掉在了木地板上，显得格外刺耳。我愣了好几秒，才猛地站起来，声音因为震惊而变得尖锐：“爸，你疯了吗？你今天过七十二岁生日，你在胡说什么？”
我爸没有理会我的失态，他慢条斯理地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了擦嘴角，然后站起身，转身走向自己的卧室。快走到门口时，他停下脚步，背对着我们说：“没胡说，我考虑很久了。这日子我过够了，想一个人清静清静。”
我下意识地看向我妈。在我的预想中，她一定会勃然大怒，或者委屈得掉眼泪，毕竟他们在一起过了四十多年，大半辈子都绑在一起。可是，我妈的反应却让我更加始料未及。她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落在面前那盘还没有动过几筷子的红烧肉上，过了很久，她轻轻叹了口气，语气平静得让人害怕。
她说：“行，依你。明天早上八点半，带好户口本和身份证。”
那个晚上，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去敲我爸的房门，里面反锁着，没有任何回应。我又跑到主卧去找我妈，她正坐在床沿边，借着床头柜那盏昏黄的台灯，默默地把衣柜里的衣服拿出来，一件件叠好。
我冲过去拉住她的手，近乎哀求地问她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爸在外面惹了什么麻烦，还是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严重矛盾。
我妈摇了摇头，拍了拍我的手背，轻声说：“别问了，你爸脾气倔，他决定的事情，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他既然觉得跟我在一起是受罪，那我成全他。”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父母虽然不像年轻人那样把爱挂在嘴边，但也绝对是外人眼里的模范夫妻。我爸年轻时在机械厂上班，是个沉默寡言但极其顾家的男人。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他每天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风里雨里地接送我妈上下班。我妈是个细心要强的人，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他们也会吵架，多半是为了炒菜盐放多了、或者夏天空调温度开得太低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每次吵完，不出半天，我爸就会默默地去厨房把我妈最爱吃的水果洗好切好放在茶几上，我妈也会自然而然地叫他过来吃饭，那些磕磕绊绊也就烟消云散了。
怎么到了七十二岁，在这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却突然要分道扬镳？
去办理离婚证那天，我推掉了一切工作，开车拉着他们去了民政局。一路上，车厢里死一般的寂静。我爸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一言不发。我妈坐在后排，怀里紧紧抱着那个装有两人证件的布包。我几次想开口打破僵局，试图再劝劝他们，但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们各自冷硬的侧脸，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看到两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来办理离婚，也是一脸诧异。忍不住劝道：“大爷，大妈，你们这都过了大半辈子了，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孩子们都这么大了，这时候折腾什么呢？回去再冷静冷静吧。”
我爸态度极其坚决，他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写好的离婚协议书，拍在桌子上：“不用冷静了，我们感情破裂，没有调解的必要。快点办吧，别耽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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