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对抗右翼篡改教科书，史学家家永三郎，如何3次状告日本政府？|国民|家永三郎|教科书|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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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永三郎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1952年，他主编的《新日本史》(中学课本)开始在日本的各中学发行使用。

然而到了1963年，这部《新日本史》却被文部省教科书审定机关拒之门外，虽经几度修改，仍不合乎审定机关的“口味”，从此展开了长达32年之久、轰动海内外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

1、《新日本史》被拒之门外的理由

因为日本神话带有浓厚的皇国主义的色彩，家永三郎一直反对在教科书中出现日本远古神话的内容，但碍于《学习指导要领》的要求，在《新日本史》中是这样记述的:

关于日本的起源是从神话传说的故事开始的，但是，这些传说是在皇室统一了日本以后，为了使其统治正当化而编造出来的，为了适应这种政治需要，《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将这些故事和民间传说作为历史的记录收录进去，所以，不能原封不动的把这些传说当作历史。

应该说，这段论述是基于日本史学界以及海外史学界长期研究的定论，包括迄今发现的考古史料，都证实《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一些记载纯属子虚乌有。

但是，坚持皇国主义史观的文部省审定机关却认为:

作者强调不能原封不动的把《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述当作历史，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史料作为我国古代文献之一，具有重要的价值。

后来，按着审定机关的修改要求，家永三郎做了部分修改，增添了对远古神话肯定的内容，如:

有一些在民间流传的神话和传说反映了古代的思想艺术，至今仍是贵重史料。

然而，审定机关还是不满意，要求家永三郎继续修改。

关于战争的性质《新日本史》多处使用了“侵略”一词，如:

在中国，以西安事变为契机，成立了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于是，抵抗日本侵略、恢复中国主权的态度强硬起来。
1972年......日中两国恢复邦交，终于结束了自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以来持续多年的日中间不幸的关系。

《新日本史》中的“侵略”用语，刺激了文部省审定机关的神经。自从日本政府设立教科书调查官制度以来，他们一直极力反对在教科书中使用“侵略”一词。所以，在他们提出的修改理由中指出，“侵略”一词含有否定意义的评价，在教科书中把这样含有否定性评价的语言用于本国行为，对“教育下一代不利”。

应采用“武力进出”之类的“客观性”词句取代“侵略”一词等等。《新日本史》中还采用了几幅战争时期的照片，如被征用的工厂女工；学生兵开赴前线(称作“学徒出阵”)；被原子弹轰炸后的广岛以及负伤士兵仍为战争募捐的照片。

审定机关认为:

(这些照片)是对战争中日本立场和行为的片面批判。强调了战争的阴暗面。不能使学生正确理解战争灾难中的日本立场和行为。......

《新日本史》用注释的形式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是这样描述：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杀害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军民，被称作“南京大屠杀”。

审定机关的意见是:

这样记述会使人们理解为日本军队进行了有组织的屠杀。实际上，多数中国军民是在混乱中被杀的。

《新日本史》对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犯罪行为做了较明确的记述:

日军在各地杀害居民，烧毁村庄，强奸妇女，给中国人的生命、贞操、财产造成了难以计数的莫大的损害。另外，在哈尔滨的郊外设立了名为731部队的细菌部队，对数千中国人和外国人俘虏进行了活体实验后加以杀害，这一暴虐行为一直持续到苏联对日开战。

上述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揭露，更是审定当局所不能容忍的。

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是:

关于731部队问题，目前还没有值得信赖的学术研究论文或专著发表，所以，在教科书中反映为时过早。

对日军的奸淫行为，审定机关认为:

军队士兵对妇女的暴行是世界共同的现象，不要只说日本军队。奸淫妇女的事情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战场都有发生，这不是日本军队特有的事情。

2、3次状告日本政府

鉴于日本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明显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各项原则，即保障表现自由、研究学问自由和教育自由的原则，1965年6月12日，家永三郎毅然拿起法律武器，以日本国家为对象提出了诉讼，状告日本国家违反宪法原则，建立教科书审定制度，干涉学术自由和教育自由。

这次诉讼经过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三级审理。1974年7月16日，东京地方法院经过多次法庭辩论和听证，判处家永三郎部分胜诉，诉讼案随即移送到东京高等法院。到了1986年，东京高等法院做了二审判决，却判为家永三郎败诉，家永不服，诉讼案最后移送日本最高法院。1993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竟维护了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意见，这样，家永三郎第一次教科书诉讼案历时28年之久，最终以家永三郎败诉画上句号。

在家永三郎提出第一次诉讼的同时，1967年6月23日，家永又以日本文部省为对象，提起第二次诉讼，状告文部省强行要求修改符合历史真实的教科书，并宣布《新日本史》为“不合格”，要求撤销“不合格”的审定结论。1970年7月1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家永以文部省为对象的第二次诉讼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家永三郎胜诉(又称杉本判决)。

判决书指出:

国家对于教育的责任是为国民教育创造各种条件，但是，基本不允许介入教育内容，教育内容并不像一般的政治那样以政党政治为背景，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国家单方面要求教师必须使用某种教科书，限制教师选择教科书的自由，强行通过《学习指导要领》给教师施加法律上的约束力，都是对教育自由的侵犯。教育行政如果对教育课程等教育内容的介入超过一定的限度，就属于不正当，是不允许的。教科书的审定，应该只涉及教科书技术性的错误，而不应涉及记述的内容。

这一判决对家永三郎以及广大有正义感的教职员、社会各界等无疑是极大的鼓舞。但是，文部大臣不服从此判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申诉。1975年12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其结果与地方法院的判决大相径庭。

东京高等法院认为，文部省教科书审定机关对《新日本史》的审定合法、合宪，只是对审定机关提出的、要求《新日本史》修改的300多条意见中，认为有11条是错误意见，责任在文部省，应赔偿家永三郎10万日元(家永本人提出的赔偿额为187余万日元)。

1982年4月8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一审意见和二审的部分意见，判决家永三郎败诉。这样，家永的第二次诉讼历时15年，再一次以败诉落下帷幕。

在第二次诉讼失败后，家永三郎没有气馁，又于1984年1月9日，以日本国家为对象第三次提出诉讼。这次诉讼照例经历了三级法院的三级审理，地方法院的一审结果，判处家永三郎部分胜诉。

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进行了第二次审理，认定文部省对《新日本史》的审定意见中，有一部分违宪，诸如对“南京大屠杀”、日本军队对妇女的暴行以及“草莽队”所提出的修改意见违背宪法，判决文部省支付给家永三郎30万日元赔偿金。

但仍然维持文部省审定机关对教科书进行审定并不违宪的结论。1997年8月29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家永三郎第三次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除认定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外，又增加一条文部省的违宪内容。即文部省对“731部队”的审定意见违宪，判决支付家永三郎40万日元赔偿金。就这样，家永三郎前后三次提出教科书诉讼案，从1965年第一次提出诉讼算起，到1997年第三次诉讼案的终审判决，历时32年之久，这起轰动国内外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终于以家永三郎的部分胜诉而告一段落。

3、右翼对学生的毒害

1965年12月，首先在早稻田大学掀起了以反对提高学费为中心的学生运动，很快，这场斗争蔓延到东京、日本、明治、法政、国士馆等大学。在学生运动中，早稻田大学的部分学生组成了日本学生同盟(简称日学同，委员长月村俊雄)，并把斗争的矛头转向社会和政治，提出了自主制定宪法、自主防卫、收复失地等口号。

接着涌上街头、机场、美军军事基地等场所，召开集会，发表演说，抨击全学联(共产党体系)运动，主张进行一场“变革运动”:

我们厌恶一切外国势力对日本的物理的、精神的介入，担心日本民族历史的停滞。
我们一方面拒绝支持自民党政策的美国主义，一方面要粉碎社会党、共产党泡沫般的幻想，以民族的愤怒最大限度的组织起来，确立新国家的象征，实现新民族主义的运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在于追求民族的原点，追求国家的尊严和价值，但不是原封不动地继承原来的民族主义，而是以实现新的价值，创造新民族主义的形象，来进行积极的努力。
日学同标榜的新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同义语。他们的根本出发点是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制定的雅尔塔和波茨坦宣言精神，认为这两个宣言导致日本失去了自主制定宪法的机会，失去了冲绳、北方领土，甚至库页岛，而且只能依靠美国的保护伞，不能自主防卫等。所以，时人又称他们是反YP（Y、P分别是雅尔塔和波茨坦日语发音的第一个字母）体制派。

当然，日学同学生右翼团体的出现绝不是孤立和偶然的。

自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迅速地同美国式的民主化接轨，日本旧有的皇国史观以及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反共主义等货色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压抑。尽管，在战后的历史进程中，出现过逆流和走回头路的现象，但是，和平和民主仍然是日本社会发展的主流。正因为如此，才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安保斗争。可是，安保斗争后，日本当局采取“低姿态”的处理格调，从政治主义转向经济主义，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指数也有所增长，自民党政权体制空前巩固。

这样，右翼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施展的天地，必须有“新”的势力打破这种“失落”、“沉默”和“危机”。日本当局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始恢复战前的各项“战殁者授勋”制度，实行追悼战殁者的例会化、官办化和法制化等，为的是重振国民的“大和精神”。

在这种适宜的土壤上，旧的皇国主义史观以及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又顽强地表现出来，并赋予它“新意”，这就是新民族主义，即极端民族主义。

进入60年代，各传统右翼团体(为区别新老右翼，姑且将后者称作传统右翼)开始把目光瞄向青年学生，特别是在校的大学生。

比如，早在1959年，护国团就把团内的学生部组建起护国学生同志会和新日(本)协(会)学生部；此外，还有殉国青年队组建的日本学生会议(1960年)、学生纯正同盟(1960年)；舆论社组建的全日本学生政治联盟(1963年)；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教会组建的全国大学联合原理研究会(1964年)；生长之家组建的生长之家学生会全国总联合(简称生学联，1966年)；生产党组建的新日本学生联盟(1967年)；大东塾组建的日本主义学生联合(1971年)等等。

其中，日学同就是在宗教右翼团体生长之家的扶持下成立起来的。一直活跃至今的新右翼代表人物、一水会会长铃木邦男就是生长之家的信徒和积极参与者，他还是生长之家组建的“生学联”的书记长。另外，参与三岛由纪夫事件的森田必胜也是生长之家学生部的干员。

1966年，在生长之家的运作下，长崎大学“民族派”学生在大学自治会的选举中获胜，并成立起长崎大学生协议会(长崎学协)，由此引发了各大学“民族派”学生从“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手中夺取大学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史称“学生协会运动”。

随之，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卷进这场斗争之中，继长崎学协成立后，九州、关西、四国、中国(含日本广岛、冈山、鸟取、岛根、山口等县)等地区以及东京都成立起学协。“民族派”学生开始筹划组建全国性的学生协会组织。1969年5月4日，在东京九段会馆，全国252所大学、1000余名学生代表集会，决定成立“全国学生自治体联络协议会”(简称“全国学协”)，推举日学同书记长铃木邦男为委员长。

在全国学协下，又分别成立起日本文化研究会、防卫问题研究会、教育问题研究会、打倒占领宪法全国学生协议会、夺还北方领土全国学生协议会、全国高中生协议会总联合等下属组织。

全国学协的基调方针是“保卫日本文化，反雅尔塔，反波茨坦，反革命”，同时提出了7个口号:

(1)打倒民青、全共斗；(2)打倒日教组；(3)打倒占领宪法；(4)脱离安保、自主防卫；(5)粉碎核防扩散条约，实现真正独立；(6)夺还北方领土；(7)文化防卫，实现超现代化。

全国学协的骨干力量是生长之家的学生会全国总联合(生学联)，所以，其宗旨和方针都没有脱离生长之家的影响，尤其是皇国史观的那一套。

在他们发行的机关刊物上是这样表述的:

万世一系的天皇是民族生命的中核，民族的生命聚集在其中，这就是尊皇思想，作为护国的原理继续保卫着日本的正气，并一定潜伏在民族的深层心理之中。所以，有人称之为日本精神，有人称之为国体，祖先--天皇-我们之结合，正是我涛涛民族生命之流的一体观，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源泉，同时，又赋予我们以力量，坚决粉碎否定民族生命、文化的共产革命势力，我们要继承和保卫日本民族的理想、文化和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这就是我们“防卫”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