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那场晚宴上,一名持枪者冲向安检关卡并引发袭击,这让围绕华盛顿这一最受审视的惯例之一的争论,比往年更为激烈。
上个月,一名持枪者冲向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安检关卡,导致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被迫中断。事发一小时后,特朗普总统宣布,晚宴将在30天内重新举行。按他的说法,这场原本有2570人参加的活动,最迟将在5月25日举行。
不过,特朗普并不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很少有人认为这个日期现实,至少对于如今这种规模盛大的晚宴来说是如此。
但当协会董事会仍在权衡重办的时间和形式时,一场比往年更大的争论,正围绕华盛顿这一最常被反复讨论的仪式性活动展开。批评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场晚宴令人反感,记者与其所报道的权势人物之间显得过于亲近。支持者则称,它是在庆祝《宪法第一修正案》,同时也为大学新闻奖学金筹集超过10万美元资金。
而在4月25日,这场晚宴第一次变成了另一种场所——检方所称的总统遇刺未遂现场,以及一场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事件的地点。
如今,不少现任和前任参与者都在质疑:在安保忧虑明显升级的情况下,这场晚宴是否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更何况,在一个本应向记者致意的夜晚,特朗普原本计划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史上最不合时宜的演讲”中“狠狠干媒体一顿”。他目前正起诉多家新闻机构,也经常公开攻击媒体。
《名利场》前主编格雷登·卡特说:“我早就该给它判死刑了。”在8年时间里,他曾与迈克尔·布隆伯格共同举办这场晚宴最排他的余兴派对。
“把它办小一点。办成一场像样的晚餐。无论它原来是什么样,我都会回到那种形式。因为现在这种办法不可持续。”
《今日美国》华盛顿分社社长、白宫记者协会前主席苏珊·佩奇则仍然支持这项活动。自1980年以来,她参加了每一届晚宴。不过她也表示:“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焦点必须放在新闻业上,放在自由媒体在民主中的角色上,也放在白宫记者在报道总统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上。”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前院长、《纽约客》资深撰稿人尼古拉斯·莱曼把这场电视直播的晚宴称作“华盛顿新闻界版的扶轮社聚会”,这与“我们喜欢向外界呈现的样子——孤独的斗士——并不相符”。
他说:“人们看到的是记者和政府官员称兄道弟,甚至还会较劲谁坐谁那一桌。显然,这一切都无助于扭转公众对新闻业信任度下滑的局面。”
协会领导层对内部讨论几乎没有透露太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协会主席蒋维佳在一条简短短信中表示,董事会“正在积极讨论活动改期事宜”。
不少白宫记者支持的一种方案是,至少今年改办午餐会或规模更小的晚宴,以表彰获奖者和奖学金获得者。
记者、协会董事会成员特雷弗·亨尼卡特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决定,牵涉财务、安全以及各种其他因素,所以我们正花时间慎重作出决定。”
可以确定的是,把晚宴放到特朗普计划中的白宫宴会厅举行,并不在考虑范围内。尽管如此,总统还是借这次袭击,再次为自己力推的这个项目造势。
他在袭击发生后数小时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那里安全得多——能防无人机,装的是防弹玻璃——我们需要那个宴会厅。”但这座宴会厅目前面临法律挑战,最早也要到特朗普任期结束时才能完工。无论如何,记者协会成员都会把把活动放在白宫举行视为对其独立性的让步。
拥有1000名成员的记者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而这场晚宴是它唯一的筹款活动,用于支付奖学金和其他开支。举办这场活动本身成本也很高。
今年,超过140家新闻机构以每张480美元的价格购票。这也是依据联邦伦理法规,政府成员可接受活动免费入场待遇的最高金额。和往年一样,许多电视网络购买了多桌席位,每桌4800美元,其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买了14桌。《纽约时报》在2007年后就不再参加这场晚宴。
和过去几十年一样,今年的晚宴门票也已售罄。由于并非所有账单都已出齐,一名熟悉记者协会运作、但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人士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这次刺杀未遂事件对最终收支造成了多大影响。
不过,根据该组织最近一次公开可查的税务申报,规模与今年相近的2025年晚宴,带来了略高于100万美元的总收入。
其中,希尔顿酒店的租金和场地费用列为50.9万美元。娱乐支出列为4.3万美元。不过,记者协会最终取消了去年的表演嘉宾、喜剧演员安伯·拉芬,因为她曾把特朗普政府称作“一帮杀人犯”,白宫也反对她出席。另有4.3万美元被列为“其他直接支出”。
每张480美元门票中,有一部分属于可抵税捐款,捐给该组织。再加上其他捐款,2025年晚宴总共为协会带来近40万美元。这笔钱被用于支付接近2.3万美元的新闻奖项,以及14万美元的奖学金。这些资金还帮助覆盖了协会日常运转开支,包括其位于水门大厦的小型办公室费用,以及执行主任史蒂夫·托马的薪酬。此外,去年的会费收入接近10.8万美元。该组织还列有100万美元投资。
围绕晚宴的一大紧张点,是记者与其他来宾之间的比例问题。其他来宾包括名人、说客、律师、经纪人和广告商。协会鼓励购买桌席的媒体机构尽量安排在职记者出席,尤其是那些在白宫长时间工作的摄像和音频团队成员。但许多媒体机构把这个夜晚当作招待广告客户的福利,或用来展示自家明星资源。
美国广播公司前华盛顿分社社长罗宾·斯普罗尔曾负责该台23年的晚宴安排。她说,霍尔出现后,整个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
她说:“突然之间,事情不再是请来劳工部长那么简单了。邀请美国广播公司黄金时段娱乐节目明星,再加上体育明星和电影明星,变得至关重要。”她还说,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感觉这场活动里几乎已经没剩下多少与白宫报道真正相关的东西了”。
那名熟悉协会运作的人士表示,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在职白宫记者参加晚宴,外界无从得知。购买桌席的媒体公司会被要求提交来宾名单,以便印入晚宴手册,但真正照做的只有大约一半。今年收到的1200个名字中,大约三分之一是白宫记者。
科技记者卡拉·斯威舍在20世纪80年代曾任《华盛顿邮报》风格版新闻助理,也曾参与报道这场晚宴。她提出,如果不办晚宴,她愿意帮助资助奖学金。她认为,电视行业高管也应该这么做。
她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很有钱,那些做广播电视的人。每个人拿出1万美元、2万美元,很快就能把钱筹齐。”
至于晚宴本身,斯威舍说:“整件事继续办下去,看起来都很疯狂。”她一直都不喜欢这场活动,而在她看来,今年最糟糕的一点,是记者们原本可能要坐在那里,听特朗普发表一通抨击媒体的长篇大论。“如果那场演讲真的发生了,他们打算怎么办?”她说,“站起来离场吗?他们一开始又为什么要坐在那里?”
佩奇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她说:“如果能看到特朗普总统原本打算在晚宴上说什么,以及蒋维佳会如何回应,那会很有意思。我某种程度上还挺遗憾,我们没能看到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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