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按：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与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共同主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外交学院举行。研讨会圆桌论坛就进一步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体系化和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深入讨论。本版选取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形成实践-理论创新的良性循环

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是理论成熟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标志，反映理论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和专业性。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就必须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以完备的体系、严密的逻辑、深刻的学理，展现强大的理论力量。

体系化，是通过对习近平外交思想重要观点、理念和论述的条理化、系统化、逻辑化的过程，形成相互关联、内在统一、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通过体系化，从理念论点的提出、概念原理的系统集成，到建立观点论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构建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的理论体系。

学理化，是将中国外交的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上升为学术理论和专业原理、公共知识的过程。它探索外交的本质和规律，与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的基本原理相符合，有充分科学的哲学基础、理论依据和底层逻辑。通过学理化揭示本质，总结规律和经验，展现理论的生成根据、内在关联，形成新的科学的方法论和新的理论体系。

从推进体系化和学理化的关系看，体系化的要求提出学理化的任务，为理论创新提供知识结构和逻辑体系，学理化在体系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科学方法论和知识体系，推动新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通过体系化学理化，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要义以及立场、观点、方法，融入到外交学的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中，促进构建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

王小颖（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当前“十五五”规划已经扬帆起航，构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学理性、原创性、基础性的支撑，凸显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构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应有其学理上的外延和内涵。从外延看，在时空维度，自主知识体系应涵盖古代、近现代、当代特别是新时代，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全貌。从内涵看，应涵盖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外交理念、重大政策、关键举措、全球影响等等，尤其要侧重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现状和特征等等。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应作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旗帜引领和根本遵循。2023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并从努力目标、实现路径、普遍遵循、基本支撑、战略引领、实践平台六个方面进行概括梳理，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形与势、思与为（思考和作为）、“的”与“矢”（目标和方法）。这一科学体系理应成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

刘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我认为它包括几个重要方面：第一，是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包括原理、观点、思想、理论方针等，这是一个宏观的、更高的层面。第二，是实践层面。例如要建立国际调解院，调解院的规则、制度、司法程序等都需要靠实践去完善。第三，是基础知识层面。例如，建立澜湄执法合作中心涉及相关国家当地的法律制度体系，其司法部门和中国的司法程序如何对接，这关乎法律、历史、风土人情等领域内容，很大程度上需要区域国别研究去构建。

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中国”。中国有自己的特色，知识体系本身就含有价值判断，由于历史文化不同，所以构建的知识肯定也不一样。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骨子里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核心理念。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创新非常重要。从上世纪50年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六七十年代的“第三世界理论”；从八九十年代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现在新型国际关系，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创新，能引领我们的外交实践，也推动我们的理论发展。实践走在前面，理论紧随其后，我们如何在实践当中不断总结，在最短时间建构出相应理论，能够为我们后续指导实践所用，这形成了实践-理论创新的良性循环。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以什么为牵引？

胡继平（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学科主体性，能不能形成持续的知识生产体系，能不能把中国的外交实践、世界变局和全球治理经验转化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非常重要。

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随着发展，大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际关系理论不能等同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不能长期继续在既有西方理论框架中寻找中国案例。近年来，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有很多讨论，提出了不同观点，说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关起门来另起炉灶，也不是简单地排斥西方理论，核心是以中国问题意识为牵引，以中国外交实践为基础，以世界秩序变迁为对象，形成能解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概念、命题、方法和话语。

目前我们的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已经形成较大规模，但相关的学科布局仍然比较分散。比如国际关系学长期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政治学又置于法学门类，同时区域国别学、国际安全学进入交叉学科门类，全球治理有的设在管理学院。这些学科在研究对象上高度交叉，在现实问题上相互贯通，但是在学科归属、培养体系、评价标准和资源配置上缺少有效整合。这种格局在一定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结构和现实功能等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当前的政治学研究国家权力、制度治理、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既面向国内治理，也面向国际秩序；既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服务于中国对外战略和全球治理参与。从学科功能上看，政治学已经超出了法学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两者关系密切但不能相互替代，推动政治学逐步从法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能更加准确地界定法学与政治学各自的学科功能，使政治学能够承担与其研究对象和现实功能相匹配的责任。

推动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一级学科，争取的不是一个学科名称，而是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创新的制度支点。一级学科意味着更加清晰的学科边界、更加稳定的研究议程、更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和更持续的知识积累体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而言，这一调整的根本意义在于能把分散的研究力量、经验材料和理论探索等组织起来，使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从学术倡议走向制度化的推进。面向未来，可以学科结构优化为制度前提，以国际关系学一级学科建设为抓手，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实现新的跃升。

傅小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就学科建设而言，不管是国际关系、区域国别学，还是国家安全学，三者是高度关联的。如今，国际关系学还没有成为交叉的一级学科，如果这三个学科都成为一级学科并行发展，相互调剂、统一协调，我认为会呈现一种学科交叉融合、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

林宏宇（华侨大学副校长）：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受到了不少其他学科的冲击，例如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而这两个学科都是从原来的国际关系学科中分出来的。那么国际关系学科到底该怎么办？新时代治国方略造就了强大的国力与难得的国运，借助新时代中国的巨大发展，从理论上讲我国国际关系学科未来发展是被看好的，关键是怎么做。

我国国际关系学科以往的重要理论，大部分是从西方来的，如今在中国整体发展欣欣向荣的前提下，如果还按照老思路，国际关系学科确实很难再往前突破，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东风。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从定位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治国理政大方略，它统筹涵盖了发展与安全两个基本方面，已超越了“国家安全学”的范畴。总体国家安全观还是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理论底层逻辑。我国国际关系学科未来如何迎来新生，如何去获得新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紧紧抓住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底层逻辑来拓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逻辑，与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极为契合，我们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很多原创思想，梳理好与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的学科边界，构建“新时代国际关系学”。

以发展合作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指导思想，二者不可分割。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提供了实现路径，推动美好愿景不断落实落地。所以二者必须结合。

最近两三年里，国际大背景、大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有新的机遇。我们要看到，如今保护主义盛行，世界经济的结构出现大的调整。传统的产业转移已很难继续，新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格局正在形成。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为创造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体系带来了机遇，如果我们的学者还在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国际关系概念来解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理论体系不创新就不能创新实践。

柴瑜（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以发展合作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时代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我们无法忽视的大趋势。今天我们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的是全球南方崛起、多极化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南北之间的治理赤字也十分明显。中拉相互之间建立何种关系，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中拉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为中拉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创造了非常好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中拉之间是非依附的、平等自主的、内生的、可持续的新型合作路径，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拉美地区一直在寻求自身的发展道路，无论是经济上的自立发展，还是战略上要寻求自主，抑或国际关系上寻求多元化、多边主义的导向，西方并没有给拉美自主提供更多的空间。所以，拉美过去与西方附加政治条件的合作，造成治理碎片化、治理失序、主权脆弱，使得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了影响。

另一方面，无论西方霸权主义的概念、地缘政治的概念，还是权力的概念，都难以解释今天中拉之间互利共赢发展的现状。自由主义、制度学派突出的是制度红利，忽视了发展权和自主权，传统的南南合作重视的是援助和互助，不能涵盖发展战略对接、产能协同、制度共建、命运共同体，缺乏系统性、学理性的阐述，所以说中拉关系等实践，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学理化的进一步深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展合作并不是简单的经贸往来，而是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底层逻辑和纽带。

李开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周边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组成部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睦邻友好理念的延续，也是睦邻友好在新时代进程中的升级。

周边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先进理念的指导。2013年10月，我国召开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自此，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成为指导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准则，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谋划周边外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秉持这一理念，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和开放的胸襟，促进周边外交换挡升级。

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推动我国周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周边国家数量之多、彼此间差异之大，在大国中很少见。没有成熟、先进的理念引领，很难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提出，为新时代的周边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

此外，我们经常讲的睦邻关系，是超越国家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概念。坦白讲，如果只是讲互助，只是讲利益共赢，那不是睦邻关系，就是普通的国家利益交换的关系、权利义务的关系。我们讲睦邻友好，还要讲责任、讲奉献、讲价值。现在我们提出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就是在睦邻友好思想延续基础之上的一种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