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中。这部原本小众的潮汕方言电影，奇迹般地冲出五一档重围，票房和口碑节节攀升，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也已出圈。在电影中，泰国华人向国内亲人寄送的侨批，成为电影故事和情感推进的重要载体，也是连接海外华人和国内亲人的重要纽带。
《给阿嬷的情书》海报
侨批到底是什么？它如何在东南亚和中国之间运作？它的存在对海外华人和国内亲人到底意味着什么？随着电影的出圈，普通观众对侨批的历史也充满好奇。
2025年，汪玉姣在泰国出版了《金钱与血脉：泰国侨批商业帝国的百年激荡（1850年代—1990年代）》一书。该书为其博士研究基础上的改写，由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汪玉姣讲述了泰国侨批局的百年兴衰史，以及支撑其运作的一套制度网络。这套网络支撑起了整个东南亚移民社会的金融生态，也孕育了一种超越国界的商业文明。这本书更还原了侨批在人情社会中的温度——一种跨越时空的托付和信任。
在《给阿嬷的情书》热议之际，身在老挝的汪玉姣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就这部电影和自己的历史研究，介绍了侨批的故事。
汪玉姣著作《金钱与血脉：泰国侨批商业帝国的百年激荡（1850年代—1990年代）》
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前两天，汪玉姣趁着在广州转机的机会，去机场附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连行李都没拿直接跑到电影院，看完电影再回机场取行李。”
汪玉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完成博士研究，长期关注东南亚华人史，尤其是泰国的潮汕社群和侨批。她曾在泰国从事语言文化推广工作，现居老挝。她说，在早稻田大学读博士时，她的导师村嶋英治向她提到，他见过一种特殊的华人信件，泰语音译近似“Poi Guan”，“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后来汪玉姣去了泰国，找了很多资料，问了很多人，才知道这个词指向的就是侨批。“批”在潮汕话中意为“信件”，实际上指的是汇款与家书的结合；“馆”是聚集场所。“批馆”就是华侨可以寄钱和信回中国的地方。
从那以后，汪玉姣开始进入侨批的世界，那些老报纸、侨批、档案、访谈录音如拼图一样勾勒成了一个隐秘世界。为了拼接这段跨国历史，她长期查阅中、泰、英、日等多语种资料，希望尽可能从不同国家与社群的记录中，还原侨批网络的真实样貌。汪玉姣在书中说，“我将它称作‘金钱与血脉’的故事”。
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汪玉姣并没有进入学术界，而是在东南亚工作，接触了大量出海企业和中国人。“后来我突然感觉到，当下中国人的出海，跟我研究的下南洋时代之间存在某种共性。我有一次在演讲中说，现在中国进入了‘下南洋2.0时代’。当然，今天的历史背景、人物群像与当时完全不同，但我不想让这本书只是锁在学术圈里。我觉得它应该让更多人知道。就像这部电影，通过侨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情感入口。”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初衷，汪玉姣以自己的博士研究为底本，跳出纯学术的写作范式，重新梳理史料、褪去专业晦涩的表述，将其转化为大众能够读懂、共情的通俗叙事，最终完成了《金钱与血脉》一书。在该书的自序中，汪玉姣写道：“侨批业自下而上构建出一套高度自治的运作秩序——它没有官方法规，却比法律更具约束力；它不靠武力维系，却能在中国与南洋之间穿梭自如。这是一个由‘信’而生的世界：信任、信件、信物、信息，既承载着血脉亲情，也连接起跨国商业的脉络。”一份侨批“不只是一张纸，二两银，而是凝结了一个时代千万海外华人的心跳。它们漂洋过海，一封封信，送回那个叫‘唐山’的地方”。
据汪玉姣介绍，《金钱与血脉》内地版将由东方中心出版社在6、7月份出版。
2017年，汪玉姣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图书馆阅读资料
【对话】
侨批背后是责任、情感与信义。
澎湃新闻：作为研究者，你在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后，直观感受是什么？
汪玉姣：这部电影能打动很多人，首先是感情层面。就像我第一次看到侨批时也很震撼。和许多非潮汕普通人一样，很难想象，靠一封信就能维系一个家庭几十年的感情，甚至长达五六十年。
下南洋的男性大多在泰国，可能劳累离世、意外去世；留下来的人，大多在泰国娶了妻子，形成“两头家”，也就是有两个家庭。即便如此，他们在泰国娶妻后，依然赡养中国的妻子和孩子，去世后还会交代泰国的孩子继续寄送侨批。
还有一个触动我的地方是，同乡之间的帮忙。潮汕人说“胶己人”，就是自己人的意思，到了泰国也是如此，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一说“胶己人”，有时对方就会说“算了，不要钱了”。
我觉得电影真正动人的地方，不只是“离别”，而是它让人看到，侨批背后其实维系着一种跨越国境、持续几十年的责任、情感与人与人之间的信义。
从泰国寄出的一份侨批
澎湃新闻：但这部电影有意思的地方是，无论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能对这个故事产生共鸣，对侨批所传递和维系的情感感同身受。你怎么看？
汪玉姣：我第一次接触侨批时很震撼、很感动，感受到华人骨子里的重情重义，展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我在国外十六年，感触很深，个体在海外没有情谊和网络支撑，会很孤立，容易想回国。某种程度上，也正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里，这样的情感联结越来越稀缺，大家才会对侨批所承载的情感产生共鸣。
我做侨批相关研究多年，平时接触的都是档案馆资料、报刊、统计数据、批信等，海外华人在研究中是以群像、抽象的形式存在。电影的艺术呈现，把这些抽象的人变成了活生生的角色，会哭、会笑、会痛。研究多年的抽象对象，被赋予了生命，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这种感动，可能是研究者比较特别的一点。
电影还原了很多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澎湃新闻：你作为研究者，觉得电影中对侨批文化的还原度怎么样？
汪玉姣：我认为导演很用心，还原了很多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首先，电影中的“银信局”，也就是郑木生经常寄信的那个批局。它的书面形式写的是“银信局”，这是公文和书面称法；“批局”或“侨批局”则是口语表达。这一点还原准确。
寄信过程中有代写服务，这一点非常重要。批局的代写服务完全符合历史，下南洋的潮汕人大多是文盲，被逼无奈才冒险出国，坐船要一个月，生命风险极大。这些人大多数不识字，所以批局会提供代写服务。到了中国这一头，也会有送信，甚至代读服务。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些服务通常不额外收费，是包含在批局服务里面的。
电影里寄信时说钱先欠着，包括手续费也先欠着。寄信时可以赊账、欠资费，这也是批局的真实服务。国内家属的家用不能耽误，而华工的工钱有时会延迟发放，批局通常允许赊账。根据泰国1938年的中文报纸信息，泰国寄往汕头的侨批，只有三分之一是用现金，其余三分之二都是以赊账形式寄出的。这个细节非常真实。
银信局是我研究的重点。我一直把它定义为邮局和银行的结合体，但它又提供了现代邮局和现代银行提供不了的人情味服务。银行不可能帮你代写，也不可能帮你代读，更不可能赊账。
还有非常震撼的一点：它背后其实存在一套非常严密的跨国信息记录系统。批局会长期记录寄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包括谁是谁的父亲、谁是谁的儿子、来自哪个村镇，甚至家里的土地与宗族情况。侨批局在泰国往往设有银信局，而在汕头、潮汕侨乡则有联号或分支机构，它们之间共享信息、相互联动。有些可能是同一个老板经营，有些则形成长期合作网络。这种结构有点像今天的跨国公司体系，但又并不存在绝对固定的“总部”与“分部”关系。正因为有这样一套跨地域的信息网络，即便很多华侨无法写出完整地址，批局仍然能够通过村镇、宗族与联号系统找到收信人。这也是侨批体系非常独特、也非常现代的一面。
《给阿嬷的情书》中的“裕丰银信局”
澎湃新闻：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细节是木生寄往淑柔的信中，汇款金额是50港币。这两天，网上也有讨论，为什么是港币不是泰铢。你怎么看这个细节？
汪玉姣：电影里寄信写50港币，也符合历史。在泰国与潮汕之间的侨批往来中，港币长期是最重要的结算货币之一。我还原一下这个流程：寄批的华人拿着泰铢到批局，批局告知汇率，将泰铢兑换成港币，写信时直接写港币金额。
在近代跨国汇兑体系中，侨批局往往需要与银行及汇兑机构联动运作。在近代国家金融监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之前，民间汇兑存在较大的自由流通空间。批局经营者拿到可换的外币后，会分给这些批局；另一部分则可能用于自己的生意和贸易。所以批局经营者往往不是只做批局，而是兼营贸易等。那为什么选择港币作为结算货币？
首先金融方面，因为1935年以前，中国长期实行银本位制度，货币价值波动其实非常大。相比之下，香港当时作为自由贸易港，它的港币和金融体系相对稳定。因此很多侨批局会选择通过香港进行中转、结算甚至记账。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其实也能利用不同地区之间的汇率差争取利润。
航运方面，在19世纪后期，尤其是在1882年前后汕头与曼谷之间稳定蒸汽航线建立之前，很多从泰国到中国南方的航运路线，其实都要先经过香港。也就是说，香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本身就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中转中心。而侨批本质上属于一种跨国邮件与汇兑系统，它高度依赖船运网络。所以香港首先是一个“物理通道”的核心节点。
此外，很多经营侨批的老板，本身同时也在做贸易。所以侨批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行业，它经常和米业、航运、南洋商品贸易这些商业网络结合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觉得，侨批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单纯“寄钱”，而是它形成了一整套跨越东南亚、中国与香港之间的民间金融网络。
侨批的内核和底色是血缘与地缘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电影中侨批所体现的经济支持与情感维系的双重功能？
汪玉姣：我认为，很难区分经济与情感孰轻孰重，二者相生相伴、不可分割。侨批又称银信，银是钱，信是信，分开就不能称为侨批，只能叫普通书信和海外汇款。
侨批最独特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是“用情感组织经济，又用经济稳固情感”。如果没有情感支撑，他不会冒险去赚钱、寄钱；如果没有长期稳定运转的汇兑体系，这些亲情责任也很难维系。
所以我把这套金融体系称为“草根金融体系”。它是自下而上的，是因为普通人的需求而催生出来的，不是政府或某个机构自上而下建立的。更重要的是，这套体系是跨国的。从泰国到香港，再到潮汕、闽南，一路要过海关、遇战乱、经汇率波动、碰政策管制，风险极高。可它依然能运转百年，靠的就是 “情感 — 信用 — 经济” 拧成的一股绳，发展出一整套跨国信用网络。
所以它靠的是情感、经济、信用以及对家庭的责任等全部融合在一起，才能催生出这样一套跨国信用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书名叫《金钱与血脉》：钱对应经济，血脉对应亲情。侨批就是情钱合一、义利共生的一种形式。它不是冰冷的金融史，也不是单纯的情感故事，而是在高风险的跨国环境里，用血脉与信义撑起的一整套生存制度。
《给阿嬷的情书》中的“裕丰银信局”
澎湃新闻：但电影观众还是很难理解和想象，这套草根金融体系居然维持了100多年，这套体系并不依靠西方商业和金融规则，相当程度依赖于人情血脉。
汪玉姣：我对此也感同身受。作为不了解那片土地的人，确实很难理解。后来我在研究过程中也有这个疑问。这本书的核心其实就是写：为什么这套体系能够存续150多年？它为什么这么坚韧？
这套体系能存续，首先是因为方言与血缘、地缘。海外华人社会以方言划分，包括泰国在内。在我研究的资料中，早期侨批局的经营首先都是家族经营、同乡抱团，员工可能是亲戚，送批的水客或批脚可能是同村人。在香港、汕头、曼谷的不同联号，往往也是一个家族的。
比如郑木生是潮汕人，他大概率不会去找福建人开的批局寄。潮汕人只会找潮汕籍批局。这是一个以血缘和地缘形成的网络，让失信成本变得非常高比合同更管用，比法律更有约束力。在华人小社会里，一旦赖账或跑路，你的名字会在全曼谷唐人街、甚至原籍乡村传遍，全家都抬不起头。
另一个机制是跨国网络的 “联保与风控”。侨批不是单点经营，而是泰国收批、香港中转、汕头派送，形成联号互保、商号联盟、公会自律。批局之间互相担保、资金互相拆借，汇率统一、风险共担。再加上严格的账簿、暗记、船期、目录副本，哪怕没有监管，也形成了比官方更严密的内控。这就是为什么战乱、封锁、货币崩溃，侨批依然能把钱送到。后来还有侨批公会，起到行业自律和监管作用。因此它不是完全无体系的状态。如果一个批局失信，也很难再混下去。
做批局的人往往不只靠这一个生意，如果在侨批业务中失信，其他生意也可能做不下去。而且批局之间还会相互担保、资金拆借，这些都存在。随着时间推移，商业因素占比越来越高。这也是后来它竞争不过泰国本土银行的原因。随着时代进步，中泰建交后交往的便利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侨眷不太需要汇款接济生活，以及代际情感变淡等诸多因素，侨批体系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这也是潮商、潮汕网络比较独特的商业机制。它有现代化的一面，但内核和底色还是血缘与地缘。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侨批随着跨国移民时代的结束逐渐消失
澎湃新闻：电影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那个时期，侨批业务还能运转吗？
汪玉姣：还在运转，这其实也是侨批历史中很特殊的一点。1949年之后，侨批并没有立刻消失，但寄送过程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并经历了很大的波动。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跨国汇兑、华文教育与华人社会都受到一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也让很多跨国家庭在与海外联系时变得更加谨慎。在这样的背景下，侨批网络虽然仍在延续，但已经不像早期那样稳定顺畅。
泰国华文报纸在1911年刊登的银信局广告
澎湃新闻：你刚才提到的关于压制华人使用中文的内容，在电影中也有体现。电影里，华人学习中文处于地下状态，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吗？
汪玉姣：完全符合历史，而且是泰国华人最真实、最艰难的一段记忆。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50 年代，泰国推行强硬 “泰化政策”，全面禁止华文学校、禁止公开中文教育、严控中文报刊，超过 100 所华校被强制关闭，中文几乎变成 “地下语言”。此后很多中文教育，后来会慢慢从“公开学校”转向“家庭内部”。比如：长辈私下教孩子认中文字、讲潮州话、读家书、保留祖先牌位与祭祀传统。
关于认同，“海外华人长期处于多重身份之间”既是泰国人，又保留中华文化。这种状态不是简单对立，而是长期协商。你可以说：“东南亚华人的真实状态，往往不是‘二选一’，而是在多个身份之间不断切换。”生存上：必须融入泰国要谋生、做生意、避迫害，必须学泰语、用泰名、适应本地制度。文化上：死死守住中文与祖籍认同越是被禁止，华人越要偷偷教中文、偷偷写批信、偷偷维系宗族与方言。侨批与中文，就是身份的最后防线。情感上：靠侨批把 “根” 留住每一封侨批、每一次代写代读、每一次家乡消息，都在提醒，我们来自中国，我们的家在唐山。
澎湃新闻：所以可以这么理解，侨批在历史上的存在，确实强化了海外华人和中国故土的联结。
汪玉姣：可以这么说。侨批肯定强化了连接。一个跨国家庭，家庭成员分散在不同国家，感情维系要靠物质支持，也要靠通信交流。华人下南洋就是为了养家，父母在中国，妻子孩子也在中国。侨批中有问候家人、询问身体、讲述近况等内容。它是一个情感通道。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侨批的本质是“银信合一”，是情感和金钱的统一。它不只是寄生活费。在那个年代，跨越多个国家、面对不同政策与不稳定局势，侨批更像是一种确认：你还在吗？我也还在，我们的家还在。
它通过侨批的方式，长期、持续地维系跨国家庭。在整个侨批历史中，有战争、政局变化、邮政和航运通道封锁，即使官方体系被打乱，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澎湃新闻：侨批网络后来逐步转型为泰国现代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这个转换过程是怎样的？
汪玉姣：我其实不太会把它理解为“侨批网络转型为泰国现代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现代国家金融体系、邮政体系与跨国通讯技术的发展，逐渐取代了侨批原本承担的功能。侨批网络本身并不是现代银行的雏形，而是一套建立在宗族、乡缘、商业信用与跨国华人网络基础上的民间金融体系。它长期游离于现代国家金融体系之外，却又能高效运转。
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泰国本土银行体系逐渐成熟，电话、电报与现代邮政网络普及，国家开始加强对跨国汇兑的管理，银行逐渐接管汇兑功能，邮局则替代了传统批局的通信功能。更重要的是，侨批赖以存在的历史基础本身也在变化。过去大量华侨长期无法回乡，只能依赖侨批维系家庭；但后来交通改善、中泰关系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跨国家庭的联系方式与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变化。
所以侨批的消失，并不是某一天突然终结，而是它所依赖的那个跨国移民时代，逐渐结束了。
这个转换是漫长渐进的过程。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无数侨乡女性真实命运的缩影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有些观众对电影中两位女性的选择不理解甚至不满。你怎么看？
汪玉姣：我觉得《给阿嬷的情书》里关于“等待”的部分，其实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某种意义上，它几乎就是整个侨批历史里，无数侨乡女性真实命运的缩影。
侨乡女性的命运是多样的，不能用单一群像来概括。我在批信中看到过侨乡女性提到离婚的，也看到过她们给海外丈夫写信说，如果在那边需要人照顾，可以再找一个，因为我们很难再见面，你也需要孩子之类的考虑。
长期以来，侨乡留守女性的形象多是苦情、被动、等待，等待信件、钱款、团圆，这是大多数侨眷的真实状态。但在历史史料中，我们看到许多侨眷收到信、收到家用之后，承担家庭内部事务。比如夫妻通信中会写：我收到多少钱，这笔钱给老大交学费，那笔钱给谁结婚送份子钱，还有买猪肉、给母亲看病等。很多侨乡女性，其实长期承担着：种田、做工、养孩子、照顾老人、处理宗族关系的压力。她们并不是脆弱地等待。相反，她们往往才是整个家族真正的稳定器。所以我后来越来越觉得：等待，是她们无法选择的命运；但坚守，是她们自己的选择。
操持家务本身也是责任和工作。塑造女性角色这方面我觉得电影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看电影前，我以为两个女性角色中，有一位是中国妻子，而另一位可能会是他在泰国娶的妻子。但导演成功塑造了南枝这样一个独立的女性形象，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等待女性’，她替别人守护一个家庭，但自己也有非常强的主体性。让她承担了我们通常在史料中看到的男性角色：去养中国这边的家，养淑柔和她的三个孩子。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创新，也给了观众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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