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地方选举9日结束计票，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了一次被视为历史性的失败。工党在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中，丢掉超过1400个地方议会议席，在约40个地方议会失去了绝对多数地位，尤其是在威尔士这一传统票仓中以巨大差距落后威尔士民族党和改革党，丧失了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工党内部要求斯塔默辞去首相一职的呼声也随之再现。 2024年7月，英国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议会下院选举，结束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然而，不到两年光景，工党的惨败让一切显得判若云泥。这背后或许不只是工党一党的成败，而是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以来的十年间，英国自身面临的多重困境。 第一，是经济的低迷。数据显示，“脱欧”以来，英国人均GDP增速比“未脱欧”情境低6%—10%，贸易成本上升、商业投资疲软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等结构性问题愈加凸显。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自2016年中到2024年初，英国的实际人均GDP仅增长约4%，而同期欧元区增长了约8%。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工资增长乏力等问题，更如“温水煮青蛙”，持续侵蚀着民众的生活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将英国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至0.8%，这个数据在七国集团中为最低。长期无法解决的经济困境，让英国民众不再相信传统大政党能扭转颓势，这也为议会少数党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第二，是社会的分裂。一方面，“脱欧”使支持“留欧”与支持“脱欧”的民众之间，至今仍横亘着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由此造成的社会撕裂更加“破镜难圆”；另一方面，民众的生活困境加剧社会分裂，冲击着本就脆弱的英国社会族群关系，政治的碎片化也随之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当前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的快速发展，让代际价值观变迁加快，社会的去中心化越发明显，极化观点更易被放大传播，年轻选民在气候、社会公平等议题上会更喜欢绿党，年长和传统产业选民则在移民和文化战争议题上被改革党吸引。 第三，是政治的困境。英国左翼选民中“工人群体”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40%跌至如今的7%，加之去工业化导致传统就业岗位大量消失，工党不得不更关注城市中产阶层，生活水平较低的蓝领选民开始转向极右翼的改革党，甚至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视为“工人群体的真正代言人”。工党又始终碍于意识形态和经济现实，在增税与削减福利间反复不定，党内的激进左翼、温和改良派和“第三条道路”派严重撕裂，极大削弱了选民本就不足的信任。 最后，是体制的困境。英国的两大主流政党保守党与工党先后陷入严重内斗，党内派系林立，领袖权威频频受到挑战。议会屡次出现政府提案被否决，甚至首相被迫提前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等宪政乱象，英国的多党议会制体系越来越难以为继。同时，议会内部程序被频繁滥用，冗长辩论、修正案海啸等策略成为少数派拖延立法的手段，政府施政效率大打折扣。有观点认为，工党之所以能上台，并非政策主张有多么迎合民意，更多还是因为保守党表现太差。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斯科特指出，在许多选民看来，“工党和保守党越来越缺乏差异”。 面对这场被视为“中期信任公投”的惨败和要求辞职的呼声，斯塔默称“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并拿出一套“微操作”组合拳。他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宣布部署“龙”号驱逐舰前往中东，预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显然是希望向内稳住阵脚，向外转移视线。布朗是工党元老，曾以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知名，可以借此传递“政府仍在做事”的信号；部署“龙”号驱逐舰前往中东，则意在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当前英国面临的更多是结构性困局，当民意的不满已然不可遏制时，这些“微操作”就显得杯水车薪。 对英国而言，两党政治的“旧时代”在走向终结，而剧烈动荡后的政治新格局能否解决当前的多重困境，仍要打一个问号。（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