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出生在江苏盐城、安徽黄山，从小听着外省口音长大，但身份证上却赫然印着“上海市”。 他们拥有上海户口，享受上海的医疗教育资源，参加上海的中高考，却可能一辈子都没在上海主城区住过几天。
这不是段子，而是真实存在于中国的地理现象——飞地。 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国际化大都市，竟然拥有11块飞地，占全国省级飞地总量的近三分之一，高居全国第一。 
所谓“飞地”，指的是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地理上并不与之相连的土地。 上海成为“飞地大户”，根源在于历史现实困境。 1949年上海解放时，人口超过500万，辖区面积却只有约500平方公里，农业生产严重不足。 于是，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向邻近省份“借地”，开启了这段特殊的飞地史。
上海的11块飞地散布于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按照功能大致可分为农业、司法、工业和港口四大类。 农业飞地共有4块，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上海农场。 这片土地总面积达307平方公里，相当于38个静安区的大小，是上海域外最大的飞地。
大丰农场由上海农场、海丰农场和川东农场三部分组成，现由光明食品集团管理。 这里年产粮食超过20万吨，占上海粮食最低保有量的20%，同时作为重要的生猪储备基地，生猪存栏量已突破100万头，供应量占上海市场最低保有量的40%。 农场出产的“海丰大米”是上海市民餐桌上的常见品牌。
司法飞地包括四岔河监狱、吴家洼监狱、白茅岭农场和军天湖农场，这些飞地最初用于收容改造失足人员，是上海社会秩序的重要“大后方”。 工业飞地有南京梅山冶金基地和徐州大屯煤矿，曾为上海提供钢铁和煤炭资源。
最特殊的当属港口飞地——洋山港。 这座位于浙江舟山嵊泗列岛的深水港，行政区划归属浙江，但港口运营管理权属于上海。 2025年，洋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870.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0.38%，占整个上海港吞吐量的52.2%。
飞地上居民的户籍问题最为引人关注。 这些飞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关系隶属于上海，管理干部由上海派出，他们的户籍和组织关系保留在上海，随迁子女也同为上海户口。 农场老职工同样持有上海户口，工资按上海标准发放，子女可参加上海中高考。
不过，居住在飞地本身并不直接等于拥有上海户口。 根据2025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办法》，落户上海需要满足持有居住证满7年、缴纳社保满7年等条件。 飞地职工的上海户籍是基于其单位行政隶属关系获得的特殊安排。
大丰农场职工中，大丰户籍人员占比已达34%，超过上海户籍人员。 这种人才融合为飞地的长治久安奠定了社会基础。 农场内设有“上海企业服务中心”，提供“跨省通办”服务，员工子女可就近入读上海品牌学校。
交通脉络的加密让“双城”变“同城”。 盐城港大丰港区直联上海港，“公铁水”多式联运格局加速形成。 在零碳愿景下，大丰港零碳产业园风电机组巍然耸立，光伏板绵延如海，昔日的盐碱地正崛起为长三角的“零碳样板”。
上海农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土地资源集约优势和生态优势，坚持“科技兴场、人才强场、产业富场、生态美场”的总体思路。 集成应用智慧农场技术，拥有高效节水智能灌排系统等专利技术，推广面积5万余亩。
飞地的管理机制不断创新。 “区场一体化”打破行政壁垒，双方互派兼职书记，建立人才挂职机制。 大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上海农场共建质量管理体系，共设检测分中心。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嵌套，实现从“邻居”到“家人”的转变。
2025年，上海规划资源部门首次在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及“联动飞地”，将其纳入“产业基地-联动飞地-科创高地-物流洼地”的布局体系。 这标志着飞地从历史遗留的特殊安排，正式成为上海产业空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作为上海与江苏首个省级合作共建园区，规划面积33平方公里，重点发展新能源、新基建、新农业三大产业。 “十四五”以来，该集聚区工业开票销售年均增长43.4%，规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8.5%，税收收入年均增长30.1%。
飞地经济正在从“单向承接”向“双向赋能”升级。 在周口市太康县开发区，上海水星家纺科技产业园计划投资25亿元，打造现代化产业基地。 上海输出技术、品牌与资本支撑，当地依托区位与成本优势承接产能转移。
“科创飞地”成为新的合作模式。 安徽萧县在上海市松江区设立“科创飞地”——萧县·长三角城市联合创新空间，实现“上海智慧”与“萧县实践”的跨地区协同。 企业把研发中心设在上海飞地，显著增强了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沪滇协作通过“飞地园区”深化合作。 杨浦与香格里拉共建的香格里拉“飞地园区”落地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重点开展平台建设、产业孵化及招商引资工作。 园区预计吸引20家以上高科技企业入驻，年综合营业收入及产值或突破10亿元。
晋江在上海设立的“创新飞地”——晋江（上海）离岸创新中心正式启用，“企业家+科学家”融合创新服务中心同步揭牌。 这个约1000平方米的空间，既是孵化器也是链接平台，更是科研基地，助力县域经济向新赛道拓展。
飞地的存在看似天然合理——地理上属于A省，行政上归上海管。 但这种历史遗留模式，在今天也面临着治理上的挑战。 一块地两个“家长”，难免在土地规划、资源配置上产生摩擦。 飞地的未来，需要在“历史合理性”与“治理便利性”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那些在江苏、安徽土地上出生的人们，手握上海身份证，生活在不属于上海的土地上——他们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见证了这座城市超越地理边界的生命力。 当你在超市拿起一袋光明大米，或者在洋山港看到万吨巨轮缓缓靠岸时，这背后是一个城市跨越数百公里的生存智慧。
飞地不仅是地理现象，更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解决方案。 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飞地如何从“历史特殊”走向“协同典范”，那些手握上海身份证却生长在外省土地的人们，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将如何演变？ 这或许是一个关于城市、土地与人，永远值得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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