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春天，陈淑芬在上海瑞金医院挂了心内科的号，她今年七十五岁，心跳不太稳当，医生说要给她查一查身体，接诊的医生是刘明远，五十多岁年纪，穿着白大褂，平时话不多，低头看报告的时候头发往右边偏过去，露出左耳朵后面一小块黑痣，那痣的位置大小颜色，都和她记忆里的样子完全一样。
那颗痣是1972年冬天留下的，她十九岁在河南信阳插队时怀了孩子，知青未婚生子是个问题，家里怕影响成分，她爸从北京赶过来把她押回北京，孩子出生第三天就被抱走，只留下一句说送去铁路职工家，她没有见到最后一面，只听人说那男孩左耳后有颗天生的黑痣，像粒芝麻。
她后来考上了北师大，当了老师，结婚生了一个女儿，日子过得挺平顺的，但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三，她会在阳台点五十三支蜡烛，一支蜡烛代表一年，女儿问过几次，她说这是老习惯，再也没提这事，她试着找过人，八十年代托人往信阳写信打听，线索断在王建国这个名字上，那人是赤脚医生，跟她好过一阵子，答应要娶她，后来病死了。
刘明远不清楚自己是收养的孩子，他养母姓刘，总念叨“你爸在铁路上跑车”，他就以为那是自己的亲爹，后来他学医，进了瑞金医院，专门治疗心律失常，病人来了，他听心跳、看心电图，动作熟练得很，没人知道，他自己心跳的起点，是被人为掐断的。
那天检查完，陈淑芬坐在走廊椅子上，手紧紧攥着病历本的边角，纸都捏皱了，刘明远走出来递给她一张复诊单，说下周二再来，她抬头看着他转身去接下一个病人，白大褂的后摆扫过椅背，她忽然想起当年产房里接生婆用布裹住婴儿只把头露出来，说这痣记住了以后认人靠它。
她没有开口问，不是因为不想问，而是不敢问，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就会毁掉明远这个人的人生，他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他的名字叫“明远”，听起来像那个年代常见的寄托，代表着光明和远方，可他的“远”，却是从出生开始就被推远的。
护士后来和同事说起这件事，说陈老师那天走了两步又转回来，站在门口看了会儿刘医生的背影，最后什么话也没说。有人笑着打趣，说老太太是不是眼花了。没人知道，她回家后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放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1972年12月18日，男，足月出生，耳后有颗痣”。那个日期是农历的十一月初三。
刘明远晚上回到家，妻子问他今天累不累，他说还行，就是有个老病人眼神有点怪怪的，他伸手摸了摸左耳后那颗痣，那是从小就有的一颗痣，洗澡时候偶尔会搓到它，有点凸起，但是不疼，他没多想这件事，打开电脑继续写明天要用的病例讨论稿。
陈淑芬的女儿打电话来问妈妈吃药没有，她说已经吃了，声音放得很低，挂掉电话后，她把那个铁盒子塞进衣柜最底下，用旧毛衣盖在上面，那件毛衣是1973年织的，线头已经发黄，针脚也不整齐，那时候她边哭边织，想给还没见面的孩子做件小衣服。
医院楼道灯还亮着，刘明远送走最后一个病人，他摘下口罩呼出一口气，镜子里映出耳后的痣，窗外夜色沉下去，远处高架桥车灯一闪一闪，像信阳乡下的煤油灯，也像五十三支蜡烛在晃动，没有人去吹灭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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