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迷思：它为什么是错的？到底错在哪里？|无产阶级|治国|法权|法治|阶级斗争熄灭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地主官僚资本家统治劳动人民的法律；在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律。这两种社会的法律制度是有根本区别的。今天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驳斥“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谎言。

在当下的舆论场中，存在着一种颇具迷惑性的论调：既然我们强调依法治国，那就应当“搁置”甚至“否定”阶级斗争。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法治的尊严，实际上却是在制造更深层次的理论混乱。

实质上它已经把阶级斗争曲解为动乱、批斗、不稳定，把依法治国歪曲为放弃立场、放弃原则、放弃对正义的追求。这种论调，要么源于理论上的幼稚，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事实上依法治国与阶级斗争真的是水火不容的两极吗？人民领袖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早已阐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中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怎么可能因为法治建设的推进就会凭空消失？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又怎么会与阶级斗争截然对立？

社会实践经验早已经告诉我们，依法治国与阶级斗争两者之间，不但并不矛盾，而且还具有不可割裂的内在统一性。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依法治国是规范社会运行的“规则”；动力推动前进，规则保障秩序，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定阶级斗争，依法治国就失去了灵魂；抛开依法治国，阶级斗争就会滑向无序。只有深刻理解二者的辩证统一，才能真正守住认知的底线，不被错误言论牵着鼻子走。

一、法律的本质：它不是凭空而降的“绝对理性”，而是阶级斗争的成果

要理解依法治国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首先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法律从何而来？资产阶级法学家们习惯把法律描绘成超越阶级的“绝对理性”，仿佛法律是上帝赐予人间的戒律，或者是某个天才法学家在书斋里凭空构想出来的规范体系。这种说法在形式上煞有介事，在实质上却掩盖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胜利者意志的制度化表达。

让我们翻开历史，看得更清楚一些。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战争、议会斗争等各种形式，最终战胜了封建贵族阶级。胜利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制定法律。英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宪法》，这些被视为现代法治圭臬的文件，本质上是在用法律的形式巩固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的是谁的财产？是刚刚通过圈地运动、殖民掠夺、海外贸易积累了巨大财富的资产阶级。契约自由——谁有实力在“自由”的契约中占据优势？是有产者，而不是一无所有的工人。

法律的阶级本质，马克思主义早已揭示得一清二楚。法律不是超阶级的，它永远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资产阶级的法律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法律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不是什么激进的主张，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

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制定的是什么样的法律？是保护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的法律。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这些在资产阶级法律体系中要么不存在、要么形同虚设的权利，在无产阶级法律体系中成为了核心内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不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立法者更聪明、更善良，而是因为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取得了政权，他们要用法律的形式把斗争成果固定下来。

“纲举目张”这个比喻，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阶级斗争是“纲”，法律是“目”。不同的阶级掌握了政权这个“纲”，就会举起完全不同的法律之“目”。资产阶级的纲，举起来的是维护私有制、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法律；无产阶级的纲，举起来的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法律。否认阶级斗争，就等于否认法律背后的阶级意志，等于把法律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二、斗争并非“十恶不赦”：从哲学高度重新认识“斗争”的正当性

为什么有些人一听到“阶级斗争”就吓得要死？原因很复杂，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们把阶级斗争狭隘地理解成了“拉出去批斗”、“打砸抢”、“无限上纲上线”。这种理解，既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也是对“斗争”概念的严重窄化。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去。人民领袖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系统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的存在是绝对的，解决矛盾需要斗争——这里的“斗争”，是一个哲学范畴，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

想一想：个人遇到纠结的问题时，思想上有没有斗争？有。先进与落后之间，有没有斗争？有。正义与邪恶之间，要不要斗争？要。殖民与反殖民之间，是不是斗争？是。这些不同形式的斗争，有的表现为激烈的对抗，有的表现为平和的竞赛，有的表现为思想上的辩论，有的表现为实践中的探索。把斗争等同于暴力、等同于动乱，是对辩证法的粗暴践踏。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武装夺取政权时期，阶级斗争表现为激烈的军事对抗；政权巩固之后，阶级斗争更多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较量、表现为不同发展道路的路线斗争、表现为两种价值体系的长期博弈。把阶级斗争理解为永恒的“你死我活”，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把阶级斗争理解为已经“彻底消失”，更是对现实的严重背离。

“敌对势力、反动派、修正主义”与“坚持并践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难道不存在斗争吗？这种斗争，今天是表现为武装冲突还是表现为思想较量？是表现为群众运动还是表现为法理博弈？形式变了，本质没有变。有觉悟的人能够清醒地看到这一点，而觉悟低下、麻木不仁的人，要么毫无所感，要么刻意回避。

斗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斗争。公平、团结、和谐、正义的社会形态，不会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自然到来。它不是恩赐的，而是争取来的；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不断维护的。每一次思想觉醒、每一次对正义的追求、每一次拨乱反正，本质上都是在进行斗争。没有斗争意识的人，注定成为被斗争的对象——这是历史的铁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迷思：它为什么是错的？错在哪里？

“阶级斗争熄灭论”不是一个新说法。它的每一次出现，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一论调的核心主张是：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再提阶级斗争就是“极左”、就是“破坏稳定”、就是“不合时宜”。听起来很“与时俱进”，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中的逻辑漏洞和现实危害。

首先，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列主义认为，在人类未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这不是谁“喜欢”或“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客观事实。只要还存在不同的阶级、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存在生产资料占有和分配方式的差异，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必然存在。你可以把头埋在沙子里当鸵鸟，但阶级斗争不会因为你闭上眼睛就消失。

其次，它混淆了“形式变化”与“本质消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也的确与革命战争年代有了很大不同。但形式变化不等于本质消失。今天的阶级斗争，更多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表现为西方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表现为两种发展道路和两种制度模式的竞争。用“看不到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证明“阶级斗争已经熄灭”，就像用“看不到明火”来证明“火灾已经扑灭”——完全忽视了暗火、余烬、复燃的可能性。

第三，它在实践上有严重的危害性。持“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要么是思想上的糊涂虫，要么就是阶级敌人的代言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就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当敌对势力通过文化渗透、舆论操控、价值观输出来进行“没有硝烟的战争”时，如果我们的理论武器库里没有了“阶级斗争”这个分析工具，我们就无法认识对手、无法识别风险、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击。这才是真正危险的。

“阶级斗争熄灭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这不是危言耸听。看看苏联解体的教训：当戈尔巴乔夫等人宣布“新思维”、宣布放弃阶级斗争、宣布“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时，苏联的敌对势力是如何利用这一理论放弃来瓦解苏联的？历史已经给出了血淋淋的答案。苏联人民忘记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没有忘记苏联人民——最终，苏联人民失去了一切。这不是理论推演，而是血的教训。

四、依法治国与阶级斗争的辩证统一：纲举目张，缺一不可

在澄清了以上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正面阐述依法治国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了。依法治国从来不否定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也从来不排斥依法治国。二者的关系，可以用“纲与目”的比喻来理解：阶级斗争是“纲”，依法治国是“目”。纲举目张——只有纲举起来了，目才能张开；纲如果不举，目就无从张开。

什么叫“纲举目张”？就是首先要明确道路问题、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法治必须是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这个“纲”举起来了，法律这个“目”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如果放弃了这个“纲”，法治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在“法律独立”、“司法中立”等漂亮话的掩盖下，滑向资产阶级法权的深渊。

反过来，为什么要强调依法治国？因为法治是社会运行的规则体系，是维护秩序、保障权利、规范权力的基本手段。没有法治，社会就会陷入无序；没有法治，阶级斗争就会从“规范化的较量”退化为“丛林式的厮杀”。真正的法治，从不否定正义；真正的进步，从不畏惧斗争。法治不是让人民忍气吞声的枷锁，恰恰相反，法治是人民用斗争得来的保护自己的武器。

这里需要特别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依法治国不是要求人民放弃斗争，而是要求人民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斗争。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法治是其中的高级形式。通过立法斗争、司法斗争、法律监督、依法维权等法治化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推动社会进步，本身就是现代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把依法治国理解为“放弃斗争”、理解为“忍气吞声”，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歪曲。

资产阶级的法治理念，试图把法律打扮成“中立”的、与阶级无关的、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绝对命令”。在这种理念下，一切挑战现有秩序的行为都被定义为“违法”，而现有秩序本身的不公正性却被彻底遮蔽。无产阶级法律观恰恰相反：我们尊重法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律背后的阶级属性；我们遵守法律，但我们也积极参与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我们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斗争，但我们同时也通过斗争来推动法治的进步。

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既不盲目崇拜法律，也不无政府主义地否定法律；既不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否定法治，也不因为推进法治而放弃阶级斗争。

五、两种法律观的对立：无产阶级法与资产阶级法的本质区别

要深入理解依法治国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就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观，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法律观，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法律观。二者在表面上都使用“法律”、“法治”、“依法治国”这些词汇，但内涵截然不同。

资产阶级的法律观，以维护私有制为最高原则。在资产阶级看来，私有财产权是“天赋人权”，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一切法律制度的构建，都必须围绕这一核心展开。契约自由、意思自治、过错责任等民法原则，本质上都是在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增殖服务。刑法保护的是社会秩序，但这里的“社会秩序”是维系资产阶级统治的秩序；行政法规范的是政府行为，但这里的“政府”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

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听起来很美，但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面对同样的法律，他们的实际处境是一样的吗？富人可以聘请最好的律师，穷人连诉讼费都付不起；富人可以长期诉讼拖垮对手，穷人经不起任何诉讼的消耗；富人的违法行为可以用“合规”的名义包装，穷人的微小过失就可能面临严厉惩罚。这种形式平等掩盖实质不平等的法律体系，正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精髓。

无产阶级的法律观，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最高原则。在无产阶级法律体系中，法律的目的是保护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保护少数剥削者的既得利益。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医疗权、住房权——这些在资产阶级法律体系中可有可无的权利，在无产阶级法律体系中是核心权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经济基础；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政治保证。

无产阶级法律体系并不否认法治的形式要求——法律至上、权力制约、程序正义等原则同样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内容。不同的是，无产阶级法律体系明确回答了一个资产阶级法律观刻意回避的问题：法律至上的“法律”，是什么样的法律？是维护资本利益的法律，还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法律？权力制约的“权力”，是制约一切权力，还是只制约人民的权力？程序正义的“程序”，是形式主义的程序，还是实质正义的程序？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法治的根本性质。不讲阶级分析的法治，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治；不讲法治的阶级斗争，必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只有把阶级斗争的“纲”与依法治国的“目”统一起来，我们才能既有正确的方向，又有规范的路径。

六、警惕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渗透：为什么必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今天的阶级斗争，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复杂性和欺骗性。

隐蔽性：今天的敌对势力很少采取公开的军事对抗形式，而是更多地通过文化产品、学术话语、网络舆论、慈善公益、非政府组织等“柔性”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输出。他们不会说“我们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说“我们要推广普世价值”；他们不会说“我们要否定党的领导”，而是说“我们要推动政治转型”。这些话语包装得精美绝伦，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其预设的前提，丧失思想的独立性。

复杂性：今天的阶级斗争与其他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贫富差距、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不公、医疗负担——这些社会问题本身可能是发展阶段的产物，但敌对势力善于利用这些问题，将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从具体问题推演到制度问题，从个案不满上升到体制否定。在这个过程中，真实的矛盾和虚假的叙事缠绕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

欺骗性：今天的敌对势力特别善于使用“法治”、“人权”、“民主”、“自由”这些词汇。他们把这些词汇从具体的阶级内容中抽象出来，打扮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然后用这些价值来衡量、批判、否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他们故意忽略一个基本事实：不存在抽象的法治，只存在具体的、有阶级属性的法治；不存在抽象的人权，只存在具体的、历史的人权。

面对这种新形势，如果我们接受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们的意识形态防线就会全面失守。我们会把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当作“正常文化交流”；会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当作“善意的批评”；会把资产阶级法权的输出当作“法治建设的国际经验”。这种毫无警惕的状态，本身就是最大的危险。

“阶级斗争”在今天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觉悟斗争。这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做法，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各种错误思潮就会出来争夺话语权。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

提高警惕、揭露批判、战胜各种错误思潮——这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今天每个有觉悟的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七、坚守认知底线：在复杂舆论场中保持清醒的理论定力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捍卫依法治国与阶级斗争的内在统一，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应该守住自己的认知底线，不被别有用心的人牵着鼻子走。

守住认知底线，首先要有一双识别“歪理”的眼睛。什么叫“歪理”？歪理就是那些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的说法。比如，“依法治国就不能讲阶级斗争”——听起来像是“与时俱进”，实际上是在割裂理论与现实的联系。

比如，“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了”——听起来像是“告别革命”，实际上是在为放弃思想武装张目。识别歪理，需要有基本的理论素养和历史知识。一个不了解《矛盾论》的人，很容易被“矛盾已经消失”的论调所迷惑；一个不了解法律阶级本质的人，很容易被“法治独立于政治”的说法所欺骗。

守住认知底线，其次要有一副敢于坚持真理的脊梁。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坚持讲阶级斗争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总有人会用“极左”、“文革余孽”、“破坏稳定”等帽子来打压你。这时候，就需要有理论自信和历史定力。要知道，你所坚持的不是什么偏激的主张，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你所捍卫的不是个人好恶，而是科学真理。真理从来不怕辩论，怕辩论的从来不是真理。正义的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个判断，经得起逻辑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守住认知底线，最后要有一种联系实际的能力。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简单化的政治运动模式，而是要用这个理论工具来分析现实、指导实践。当我们看到西方势力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时，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当我们看到国内有人鼓吹“宪政民主”、“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等主张时，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当我们看到各种否定公有制、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时，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种阶级斗争。这种意识，不是“草木皆兵”，而是“明察秋毫”。

真正的法治，从不否定正义；真正的进步，从不畏惧斗争。这句话值得反复掂量。法治如果否定了正义，法治就成了作恶的工具；进步如果畏惧了斗争，进步就成了投降的借口。那些试图用“法治”来否定“斗争”的人，要么是不懂法治，要么是不敢斗争；那些试图用“斗争”来否定“法治”的人，要么是误解了斗争，要么是利用了斗争。只有把法治和斗争有机统一起来，我们才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