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都说男人三大终极梦想：有钱、有事业、有红颜。可真要是这三样全齐了，日子就真好过了吗？
我看未必。
我见过太多在海外打拼的中国男人，表面上风光无限，背地里一肚子苦水。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事，一个听起来像做梦，活起来像坐牢的故事。
德黑兰的夜，干燥又沉闷。
我坐在别墅二楼的阳台上，手里攥着一根烟，已经灭了，但我没舍得扔。楼下客厅的灯还亮着，法蒂玛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收拾碗筷，莎拉在沙发上刷手机，偶尔传来一声冷哼。
三楼的灯关了，那是娜吉拉的房间。
她已经三天没跟我说话了。
三个老婆，三层楼，三种脾气，三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你问我后不后悔？我每天晚上都问自己这个问题。问完了，还是想不出答案。
事情是今天下午闹起来的。我从发电厂回来，刚进门换了拖鞋，法蒂玛就端了一碗藏红花炖鸡汤过来。这汤她熬了整整四个小时，说是从她妈那里学的方子，专门给我补身体。
我接过来还没喝两口，莎拉从楼上下来了。
她站在楼梯口，眼神像刀子一样剜了法蒂玛一眼，然后看着我，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刺："哟，又喝她的汤啊？昨天我炖的那锅，你碰都没碰一口。"
我赶紧放下碗："昨天不是加班回来晚了嘛，都凉了——"
"凉了不会热？微波炉是摆设？"
法蒂玛默默收了碗，低着头要往厨房走。莎拉伸手拦住她，波斯语叽里咕噜说了一长串，语速快得我只听懂了几个词——"总是""讨好""恶心"。
法蒂玛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头皮发麻，刚要开口劝，楼上传来一声门响——"砰"的一声，震得吊灯都晃了晃。
娜吉拉摔门了。
我不知道她在楼上听到了多少，但那一声响，比莎拉的冷嘲热讽还让我心慌。
因为娜吉拉不一样。她不吵不闹，但她一旦沉默，事情就大了。
我扔下烟头站起来，在阳台上来回踱了几步。远处发电厂的灯光还亮着，那是我在伊朗十二年最大的成就。一座从零建起来的发电厂，一百多号员工，年营收上千万美金。
可此刻，我宁愿还是当年那个兜里只有两百美金、在德黑兰街头找不到旅馆的穷小子。
那时候虽然穷，但至少，脑子里不用同时装着三个女人的心思。
我掏出手机，翻到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我又黑又瘦，站在一片荒地上笑得像个傻子，身后是几根刚竖起来的电线杆。
那是2012年，我第一次踏上伊朗的土地。
那年我二十六岁，在国内一家电力设备公司当技术员，月薪五千块，女朋友跟了别人，老爸还欠着三十万的债。
用我妈的话说，我就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
可就是这块烂泥，愣是在中东的沙漠里，长成了一棵树。
到伊朗的第一年，是我这辈子最苦的一年。
公司派我去德黑兰做项目对接，说白了就是打杂。白天跑工地，晚上翻译文件，中间还得陪伊朗客户喝红茶聊天。我的波斯语是零基础现学的，前三个月基本靠比划。
有一次，我把"变压器"说成了"洗衣机"的发音，对面那个伊朗工程师瞪大眼睛看了我半天，然后笑得趴在桌子上。
就是那个工程师，后来成了我的合伙人。他叫阿里，比我大十岁，胖乎乎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第一年年底，国内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撤了伊朗的项目。同批来的六个中国同事，五个收拾包袱回了国。
只有我留下了。
不是因为我有多大野心，是因为我回去也没什么指望。五千块的工资，还完老爸的债还不知道要多少年。
阿里请我去他家吃饭，他老婆做了一大桌子菜，烤羊排、藏红花米饭、石榴汁……我吃得差点掉眼泪。不是饿的，是觉得这世上居然还有人对我这么好。
饭后，阿里点了一支水烟，慢悠悠地跟我说："小林，伊朗现在最缺什么？电。南部好几个省份天天停电，老百姓苦得很。你是搞电力的，留下来，我们一起干。"
我问他："拿什么干？我连回国的机票钱都快凑不齐了。"
阿里笑了："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有技术，我有关系，两个穷光蛋加在一起，说不定就成了富翁。"
那一夜我失眠了，翻来覆去想到天亮。第二天一早，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妈，我不回去了，我要在伊朗干一票大的。"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句："别饿死在外面就行。"
接下来的两年，我和阿里从倒腾二手发电设备开始干起。白天跑客户，晚上修机器。我把国内学的技术全用上了，那些伊朗师傅搞不定的老旧机组，我能拆了重新组装，还比原来好使。
慢慢地，名声传出去了。
2015年，我们拿到了第一个正式的发电项目——胡齐斯坦省一个小城的备用电站。投资不大，但对我来说，那是从零到一的突破。
就是在那个项目上，我认识了法蒂玛。
她是当地电力局一个科长的女儿，负责给我们做项目文件翻译。第一次见面，她穿着黑色的罩袍，只露出一张脸。但就那一张脸，我看了一眼就没挪开过。
大眼睛，高鼻梁，睫毛长得像小扇子。说话细声细气的，波斯语和英语切换得行云流水。
我那时候刚在伊朗站稳脚跟，兜里总算有了点钱，可感情这块还是一片荒地。自从国内那个女朋友跟人跑了以后，我就没再碰过这事。
法蒂玛跟我接触多了，就开始不一样了。她会在我加班的时候给我带夜宵，会在我波斯语说错的时候捂嘴偷笑，然后认真地教我正确发音。有一次我在工地上被晒晕了，她骑着摩托车把我载到医院，一路上她的头巾被风吹得乱飞，她一只手扶着我，一只手抓头巾，嘴里还念念有词。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替我祈祷。
那天晚上，她在医院陪了我一夜。夜深了，病房里只有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打盹，头一点一点地往下垂。
我伸手把她的头轻轻扶到床沿上。
她没醒，但嘴角弯了一下。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干枯了很久的地方，突然有了水。
三个月后，我跟法蒂玛的父亲正式提亲。在伊朗，婚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需要家族同意、宗教仪式、法律程序一整套。她父亲一开始不同意——一个中国人，不信伊斯兰教，在伊朗能待多久？
是法蒂玛自己说服了她父亲。她说："他是我见过最勤奋、最真诚的男人。"
2016年春天，我和法蒂玛在德黑兰的一座清真寺里结了婚。婚礼不大，但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最体面的一天。
法蒂玛是个传统的伊朗女人，温柔、贤惠、顾家。她把我们租的小公寓收拾得一尘不染，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晚上她会靠在我肩膀上听我说工地上的事，然后在我疲惫的时候，用她纤细的手指帮我按摩太阳穴。
那段日子，是我来伊朗以后最踏实的一段时光。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变故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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