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我娶朝鲜族姑娘做了队长家的女婿，退休后回上海生活|上海市|民族|知青岁月

我叫陈方明，是一名老三届初中生，如今已是头发花白的老人，每当夜深人静，闭上双眼，那段扎根吉林延边的知青岁月，那个温婉善良的朝鲜族姑娘，还有那段跨越山海的姻缘，总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成为我这一生，最难以磨灭的珍贵记忆。回望半生，从繁华上海到东北边疆，从懵懂知青到为人夫、为人父，再到晚年重返故土，所有的悲欢离合、温暖感动，都与那片黑土地、那个朝鲜族家庭紧紧相连。

1969年3月，本该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年纪，我却和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一样，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踏上了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青征程。那时的上海，春寒料峭，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父母与亲友，哭声、叮嘱声、火车的鸣笛声交织在一起，压得人喘不过气。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挥别了泪流满面的家人，和同学们一起坐上了北上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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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满载上海知青的列车，一路向北，没有停歇，整整行驶了三天三夜。车厢里拥挤不堪，座椅下、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起初大家还带着对远方的好奇，叽叽喳喳地谈论着未来，可随着列车离家乡越来越远，窗外的风景从江南的温婉水乡，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平原，再到满目苍凉的东北大地，气温越来越低，车厢里的气氛也渐渐沉寂下来。思乡的情绪在空气中蔓延，有人默默抹泪，有人望着窗外发呆，我也一样，心里满是忐忑与迷茫，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的生活。

三天三夜的颠簸后，列车终于缓缓停靠在了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阳川车站。车门打开，凛冽的寒风瞬间灌进车厢，夹杂着冰雪的寒气扑面而来。眼前的一切，都与繁华的上海截然不同，陌生的站台，淳朴的边疆乡亲，耳边响起的是完全听不懂的朝鲜族话语，我们几百名上海知青，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踏上了延边这片土地。经过统一分派，我们八十多名同学被安排到东沟大队插队落户，而我和另外十二名同校同学，有幸被分到了东沟七队。

刚到东沟七队，我们这群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从未吃过苦的年轻人，瞬间慌了神。生产队的张队长是一位憨厚朴实的朝鲜族汉子，为人热心爽快，见我们初来乍到、手足无措，立马着手安排我们的食宿，将我们安置在大队林业社的三间土坯草房里。那三间草房，墙面是土坯垒砌的，屋顶铺着厚厚的稻草，屋内陈设简单，只有一铺大通炕和两张破旧的桌子，还有两盏马灯和锅灶，这里便成了我们初到延边的临时住所。

淳朴善良的张队长担心我们不会生火、不会做饭，怕我们挨饿受冻，特意安排他媳妇张妈达妹（大婶）每日过来照料我们。张妈达妹性格温和，手脚麻利，每天早早来到林业社，帮我们烧火取暖、做饭洗衣，变着法子给我们做可口的吃食，热腾腾的粗粮饭、爽口的朝鲜族咸菜，还有暖心的酱汤，一点点驱散了我们身上的寒冷，也安抚了我们惶恐不安的心。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张队长一家的善意，成了我们心底最温暖的光。

慢慢熟悉后我才知道，张队长家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姑娘叫张梅子，当年十六岁，二姑娘叫张香子，当年十五岁。这姐妹俩继承了朝鲜族姑娘能歌善舞、温婉大方的特质，眉眼清秀，气质灵动，是整个东沟大队出了名的两朵金花，走到哪里都格外惹人注目。那时候，我们每天跟着生产队的乡亲们下地干活，往地里拉粪挑粪准备春耕，繁重的农活让我们这些城里孩子苦不堪言。从小娇生惯养的我，从未干过如此粗重的农活，没几天手上就磨满了血泡，腰酸背痛，走路都费劲，干起活来总是慢人一步，屡屡出错。

每次我手忙脚乱、力不从心的时候，张队长的大姑娘张梅子总会默默走到我身边，主动帮我分担农活。她年纪虽小，却干得一手好农活，动作麻利，经验丰富，一边耐心教我干农活的技巧，一边帮我完成我没做完的活儿。她从不多言，只是用行动默默照顾我，关爱我。久而久之，我这个异乡青年的心，渐渐被这个善良、温柔、勤劳的朝鲜族姑娘打动了。

张梅子不仅勤劳能干，还天生一副好嗓子，闲暇时总会唱起朝鲜族民歌，歌声婉转悠扬，在田野间回荡，驱散了劳作的疲惫。她性格大方开朗，待人真诚，没有丝毫娇气，和生产队的乡亲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也对我们这些上海知青格外包容照顾。朝夕相处间，我看着她在田间劳作的身影，听着她欢快的歌声，心底的喜欢一点点加深，青涩的情愫，在那段艰苦的知青岁月里，悄悄生根发芽。

上海知青在延边（图片来源网络）

日子像拉车的老黄牛，慢悠悠地往前过，，在东沟七队的知青生活，虽满是艰辛，却因为有张梅子的陪伴，多了许多温暖与盼头。1975年秋天，我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凭借着还算不错的文化基础，我被招工到公社林业站，成为了一名统计员。这份工作，不用再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可也并不轻松，我偶尔在办公室整理统计数据，多数时间都要深入林场，进行实地勘察、记录数据。林场山路崎岖，条件艰苦，我一个月差不多有二十天都在林场奔波，很少能回到东沟，也很少能见到张梅子。

即便如此，张梅子从未有过丝毫抱怨，反而时时刻刻牵挂着我。她知道我在林场奔波辛苦，没人照顾，总是攒下一些鸡蛋或好吃的，徒步走很远的山路，来到公社林业站给我送吃的。可我大多时间都在林场勘察，她三次就有两次白跑，只能带着东西默默回去，没有一句怨言，依旧隔三岔五就往林业站跑，一个月下来，好不容易才能见到我两三回。

每次见到我，她眼里都是藏不住的欢喜，顾不上多说几句话，就开始忙着打理我的生活。我常年在林场奔波，衣服总是被树枝刮破，纽扣掉了也没时间缝补，满身尘土，邋遢又疲惫。她从不嫌弃，默默拿出针线，帮我钉好掉落的纽扣，一针一线缝补好刮破的衣服，把我攒下的脏衣服全都洗得干干净净。她话不多，可每一个动作，都满是对我的关心与疼爱，看着她低头缝补衣服的温柔模样，我更加坚定，这辈子，我非她不娶。

然而，这段跨越民族、跨越城乡的恋情，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阻碍。1977年春天，我下定决心，要和张梅子步入婚姻殿堂，可远在上海的父母得知消息后，却表示坚决反对。在父母眼里，我是远赴边疆的上海知青，即便在当地工作，也终究有机会回到家乡，而张梅子是农村户口，父母担心我以后被拖累，更担心我们民族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婚后难以长久相处。父母的反对，像一座大山压在我心头，一边是生我养我的亲人，一边是我深爱至极、满心牵挂的姑娘，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可我心里清楚，张梅子在我最艰难、最迷茫的知青岁月里，不离不弃，陪我度过了无数难熬的日子，她的善良、真诚、温柔，早已刻进我的心底，我不能辜负她。那段时间，我一次次给父母写信，诉说张梅子的好，诉说我们之间的感情，坚定地表达自己想要娶她的决心。最终，父母拗不过我的坚持，只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华丽的嫁妆，在生产队乡亲们的祝福声中，在张队长夫妇欣慰的目光里，我迎娶了朝鲜族姑娘张梅子，成了张队长家的女婿，在延边这片土地上，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朝鲜族姑娘

婚后的日子，平淡却幸福，我依旧在公社林业站工作，张梅子在家操持家务，孝顺父母，日子过得安稳又踏实。不久后，国家恢复高考，消息传来，我心底沉寂已久的求学梦再次被点燃。在张梅子和岳父岳母的支持下，我抓紧一切业余时间复习功课，挑灯夜读，不负众望，成功考上了延边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延吉，成为了一名中学老师，有了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身份，生活渐渐步入正轨。

1981年春天，好消息再次传来，张梅子享受了知青家属待遇，被招工到林场，成为了一名正式工人。可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两地分居生活，我在延吉的学校教书育人，妻子张梅子在林场工作，夫妻俩相隔两地，只能偶尔抽空相聚，过起了牛郎织女般的日子。那时候，我们的孩子我顾不上，妻子也顾不上，岳母心疼我们，也心疼外孙子，就主动替我们承担起照顾孩子的重任，帮我们打理家事，让我们能够安心工作。岳父母的爱，比夏日阳光还温暖。

那些年，虽然分居两地，彼此思念，可我们的心始终紧紧相连。我努力工作，教书育人，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妻子在林场勤勤恳恳，认真工作，从不叫苦叫累，一有空就带着孩子来看我，一家人短暂相聚，满是温馨。我也会趁着周末、假期，有时间就赶回林场，陪伴妻子和家人，帮着干农活，享受难得的团圆时光。就这样，我们靠着彼此的牵挂与坚守，熬过了一年又一年的分居岁月。

时光匆匆，转眼到了1996年冬季，张梅子在林场工作多年，终于到了退休的年纪（那年四十六岁），她办理完退休手续，告别了奋斗十几年的林场，来到延吉，和我团聚在一起。那时，我们的儿子已经回了上海，跟着我父母一起生活，在上海读高中。

妻子张梅子一辈子勤劳惯了，即便退休后不用再辛苦工作，也闲不住。她看着延吉西市场人来人往，生意红火，自己擅长做朝鲜族特色小咸菜，便在市场里租了一个摊床，用心经营起了朝鲜族小咸菜生意。她做的辣白菜、桔梗、萝卜条等小咸菜，口味正宗，干净实惠，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生意一直十分红火。她每天早早起床，精心制作咸菜，然后去市场出摊，日子过得充实又忙碌，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为这个家增添了一份收入。

我依旧在学校里坚守岗位，教书育人，直到退休，才正式告别讲台，结束了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半生漂泊，半生操劳，从知青到教师，从延边到上海，我心里始终牵挂着远方的故乡。退休后，我和妻子商量，决定告别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延边，回到我阔别多年的故乡上海，开启晚年生活。

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心里满是不舍，延边是我挥洒青春汗水的地方，是我遇见爱情、组建家庭、成家立业的第二故乡，这里有我熟悉的山水，有淳朴的乡亲，有我半辈子的回忆，还有妻子从小到大生长的家园。可上海，是我出生的地方，有我的亲人，有我魂牵梦绕的乡愁，最终，我们收拾好行囊，告别了延边的亲朋好友，带着对这片土地的不舍与眷恋，回到了上海。

如今，我和妻子张梅子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上海这座繁华的城市里，安享晚年。儿子早已在上海成家立业，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日子安稳又幸福。妻子慢慢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学会了说简单的上海话，融入了这里的烟火气，闲暇时，她依旧会做一手地道的朝鲜族咸菜分给邻居亲友，家里总是飘着熟悉的香味，仿佛又回到了延边的农家小院。

每当闲暇时分，我和妻子坐在窗前，聊起当年的知青岁月，聊起东沟七队的土坯草房，聊起公社林场的山路，聊起岳父岳母的善良，聊起乡亲们的淳朴，心里总是感慨万千。那段知青岁月，是我人生中最艰苦的时光，却也是最温暖、最难忘的时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远离家乡，在异乡却遇见了一生挚爱，收获了跨越民族的亲情与爱情，也收获了满满的温暖与感动。

从1969年踏上延边的土地，到退休后重返上海，几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青春不再，容颜老去，可那段知青岁月，早已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里，成为我这辈子永远难忘的回忆。我感恩延边这片土地，养育了我，包容了我。感恩我的妻子张梅子，在我最青涩懵懂的年纪，陪伴我、照顾我，不离不弃，陪我走过半生风雨。感恩岳父岳母一家人，待我如亲人，给了我异乡的温暖与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