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建不说话，已经很多年了。
真要掰着手指头算，也有十八年。十八年，说长不长，说短也绝不短，足够让一个小孩从蹒跚学步长成大人，也足够让两口子在一个屋檐下，把日子过成两条平行线。
别人家吵架，吵完了总还能有个台阶下。我们不是。我们连吵都懒得吵了。后来分房睡，再后来连看对方一眼，都像是顺手完成一件没什么情绪的事。中间那条走廊，明明就那么几步路，可我和陈建，偏偏走了十八年都没走过去。
去年冬天，陈建从工地上摔了下来。
电话打到家里的时候，我正在厨房里摘芹菜。工头那边急得不行，说人已经送三院了，左腿骨折，叫我赶紧过去一趟。我听完，手停了一下，也就一下，紧接着把手里那根芹菜叶掐掉，嗯了一声，说知道了。
电话挂断，我继续摘菜。
那天晚上本来准备包饺子，肉都剁好了，木耳也泡上了，就差芹菜。说实话，我脑子里最先想的，不是他摔得重不重，而是这芹菜得赶紧摘完，不然焉了，包出来不好吃。
儿子陈烁从房间里跑出来，耳机还挂在脖子上，问我是不是他爸出事了。
我说，嗯，腿摔断了。
他急得脸都变了，说那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去医院啊。
我洗了洗手，拿毛巾慢慢擦干，才抬头看他：“你去吧，带上钱，不够再说。”
他像不认识我似的盯着我：“你不去？”
“我去做什么？”我说得很平，“医生护士一大堆，轮不到我。再说了，我去了能背他还是能抬他？你年轻，跑得快，你去。”
“那是我爸，也是你丈夫！”
我听了这话，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不过脸上没带出来，只淡淡回了一句：“那是法律上的。”
陈烁当时就炸了，摔门走了。门板哐的一声，震得窗户都跟着响。我站在厨房里，拿起刀开始剁馅，剁得很稳，一下接一下，砧板响得脆生生的，屋里却显得更空了。
丈夫。
这两个字我不是没想过，是想太多了，才觉得发苦。
那天晚上，饺子我一个人吃了不少。猪肉芹菜木耳馅，陈建以前最喜欢。我一口一个，吃到后来胃里发堵，嗓子眼也堵。明明是热腾腾的东西，咽下去却像塞了团冷棉花，说不出的别扭。
陈建住院两个月，这两个月基本都是陈烁在跑。孩子刚毕业，工作都没站稳，白天上班，晚上医院守着，人肉眼可见地瘦了。回来拿衣服的时候，总会把一沓单据递给我。我也不问，直接从抽屉里拿钱给他，厚厚一个信封。
有一回他忍不住了，站在门口问我：“妈，你就一点都不担心我爸吗？”
我那会儿正在拖地，头也没抬：“我不是给钱了？”
“除了钱你还会什么？”他声音一下子提起来，“你到底有没有心？”
拖把倒在地上，水渍洇开一大片。我站直了身子，看着面前这个被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儿子。他眉眼很像陈建，越大越像，尤其生气的时候，那股倔劲儿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说：“没钱试试？没钱你爸这腿怎么治？没钱你大学怎么念？没钱你现在拿什么冲我喊？”
他被我怼得脸发红，最后咬着牙说我不可理喻，又摔门走了。
家里静下来以后，我弯腰扶起拖把，把他踩出来的脚印一处处擦掉。擦着擦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不是嚎啕那种，就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自己都嫌烦，可上了年纪的人就是这样，很多情绪像毛病一样，平常压着，一旦起了头，就没那么容易收。
我为什么不去医院？
不是不敢认，是我真怕。我怕看见他躺在病床上，脸色发白，腿上打着石膏，我那点硬撑出来的骨气一下就垮了。怕自己守了十八年的委屈和恨，最后成了一场自导自演的笑话。更怕我一心软，这些年咬牙熬过来的日子，忽然就没了支点。
所以我不去。
别人说我狠，说我凉薄，说我只认钱，我都认。反正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怎么说都行。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是不疼，我是疼得不敢碰。
陈建出院那天，我在阳台浇花。
他拄着拐进门，动作很慢，整个人像一下老了十岁。头发白了不少，背也有点驼。我听见动静，回头看了一眼。正好他也抬头，我们视线对上，就那么一瞬。
我点了下头，算打过招呼，转身继续浇我的吊兰。
身后陈烁带着点急，说：“妈，我爸回来了。”
我没接话。
陈建倒先开口了，声音又哑又低：“算了，让我先回屋。”
门关上后，客厅里静得能听见水壶里残留的一点热气声。这个人又回到了家里，可那感觉，倒像只是来借住几天的外人。
后来日子还是照过。吃饭的时候我会多做一份，放在他门口的小凳子上。他吃完把碗洗了，再放回去。我们之间的来往，就靠那个掉了漆的小凳子。像两个不愿见面的邻居，靠门口传递东西。
有时候半夜我能听见他咳嗽，一阵接一阵，压着声音咳，像怕惊动谁。可这家里哪还有别人，除我之外，也没谁会被他惊着。反过来，他大概也闻得到我房里膏药的味道。我肩膀不好，一到阴天就酸得厉害，贴膏药贴得满屋都是药味。
我们都知道对方不好过，可谁也不先说一句软话。就那么耗着。
说到底，我们不是没感情，是感情太旧了，旧到一翻出来就全是褶子。想摊平，难。想扔掉，又舍不得。
直到去年夏天，我出了事。
那天早上我拎着菜篮子准备出门，刚走到客厅，突然眼前一黑，天旋地转，右半边身子一下就不听使唤了。菜篮子掉在地上，土豆滚得到处都是。我想叫人，喉咙里却像堵了团棉花，张了半天嘴，只发出一点不像话的怪声。
我摔在地上，半张脸压得发麻，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控制都控制不住。
那一刻我心里特别清楚，坏了。
人到我这个岁数，多少都听过谁谁脑梗、谁谁中风。我一边躺着，一边想，这回大概轮到我了。天花板上的旧吊灯晃得我眼花，那灯还是结婚时买的，莲花样式，早就落伍了，有个灯泡坏了挺久，我一直懒得换。
我想，真要死了，竟然是对着这么个破灯走，也挺可笑。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开了。
是陈建回来了。他腿伤后落下点毛病，可每天还是习惯出去转一圈，慢慢走，活动活动。我听见他拐杖敲地的声音，一下下靠近，紧接着就是拐杖落地的响声。
他冲过来的时候，几乎是扑到我身边的。
“老林！老林！”
他声音都劈了，手抖得厉害，一边拍我脸一边喊我名字。那种惊慌不是装得出来的，整个人都乱了，像魂都飞了。我想说话，想告诉他我可能不行了，可舌头打结，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看着他。
他把我抱起来的时候，胳膊都在发颤，一边喊邻居一边打120。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命运真会开玩笑，我恨了十八年的男人，偏偏在我最狼狈的时候，第一个把我从地上捞起来。
我在医院醒过来，已经是三天后了。
陈烁守在床边，眼睛肿得厉害，一看就是哭过。看我睁眼，他忍了半天还是没忍住，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说妈你吓死我了。
我想抬手给他擦擦眼泪，结果右手根本抬不起来，左手也没多少劲。医生后来跟我说，脑梗，抢救算及时，命保住了，但右侧肢体受了影响，后面得做长期康复。
长期康复。
这四个字我当时一听，脑子里嗡的一声。说白了，就是半瘫了。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不是单纯的疼，是一种被人一下子从正常生活里踹出去的羞耻和无力。吃饭不利索，翻身不利索，上厕所也不利索，明明脑子清楚，人却像被困在个不中用的壳子里。别人扶你，喂你，帮你擦洗，你嘴上不说，心里却一阵阵发酸。
我脾气越来越坏。
护工来了两个，都被我骂走了。不是嫌人家手重，就是嫌人家话多，其实归根结底，是嫌自己没用了。陈烁白天下班就往医院跑，给我端水喂饭，帮我揉腿。孩子眼下全是乌青，我看着心疼，可心疼归心疼，气上来了照样往他身上撒。
有一回他熬了粥，吹凉了递到我嘴边，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抬手就把碗扫了。粥泼了一地，碗碎成几瓣。病房里一瞬间安静得吓人。
陈烁愣了愣，眼眶立刻红了。他没冲我喊，也没甩脸子，只是蹲下来，一片片收拾碎瓷片。收拾完了，跟我说：“妈，你歇会儿，我明天再来。”
门关上以后，我看着地上那滩粥，心里难受得像被人狠狠揪了一把。
可让我开口认错，比杀了我还难。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病房里只听得见仪器滴滴响，窗外有车声，有风声，可都离我很远。人一病，很多硬撑的东西其实都撑不住。以前我总觉得自己能扛，什么都能自己消化。到了那个份上才知道，人的骨头再硬，也有软的时候。
半夜手机震了一下。
我费劲拿起来看，是个陌生号码，短信里只有一句话。
“面条在第五个抽屉，煮的时候别忘了放青菜。”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
别人看不懂，我却懂。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刚结婚那阵子，我做饭一塌糊涂，有一次煮面，煮成一锅稀烂的面汤。他居然还端着碗吃得挺香，吃完笑我，说下回记得放两片青菜，看着像样点。
后来我们谁煮面，都会下意识往里扔两片青菜。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生活里一个小习惯。可小习惯这种东西，最磨人。平常觉不出来，一旦想起来，整颗心都跟着发软。
我看着那条短信，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十八年了，他竟然还记得。
我一直以为，困在过去里的只有我自己。我抱着那点委屈不放，反复回想当年一个人抱着发高烧的儿子，在医院走廊里团团转的绝望，越想越寒心，越想越觉得这个男人靠不住。久而久之，我把这件事钉死在心里，像根锈钉子，拔不掉，也不许它愈合。
其实我们一开始不是这样的。
我和陈建是大学同学，他当年追我追得挺厉害。早上给我买豆浆油条，晚上陪我在图书馆坐到关门，下雨了伞全往我这边偏，自己半边肩膀淋透。那会儿我真觉得，这辈子跟着他，吃苦都不怕。
毕业后我们没什么像样的婚礼，就领了证，在外头租了个小房子。房子小得转身都费劲，可也有热闹的时候。夏天停电，我们就坐在门口扇扇子，吃一根冰棍都觉得甜。冬天冷，他下班回来总把手搓热了再往我脖子里塞，冰得我直躲，他就在边上笑。
后来有了陈烁，日子一下紧巴起来。奶粉钱、房租、水电，样样都得算计。陈建为了多赚点，换去工地干活，跟着项目到处跑。钱是比以前多了，可人越来越不着家。开始还一天一个电话，慢慢三天五天，再后来忙起来，一个星期都联系不上。
我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买菜做饭，一个人半夜抱孩子跑医院。家里灯泡坏了，我自己踩着凳子换；水管漏了，我自己找人修；孩子闹病，我一宿不敢合眼。那时候我嘴上不说，心里其实憋着一口气：凭什么别人的男人都在家，我的男人只知道往回寄钱？
真正把我心彻底冻住的，就是陈烁五岁那次肺炎。
孩子烧得浑身滚烫，夜里还抽搐，我吓得魂都没了。医院说得住院，我就到处找陈建。电话打不通，工地办公室那边只说他进山了，信号没有，要过几天才能出来。
我一个女人，半夜抱着孩子，在医院走廊里跑前跑后，签字、缴费、拿药，鞋都跑掉了一只。孩子烧得迷迷糊糊，嘴里一直喊爸爸。我那会儿真是又怕又怨，觉得天都塌了，偏偏该站在我身边的人不在。
一周后他赶回来，胡子拉碴，一身土，进病房看见孩子就红了眼，拉着我不停解释，说项目出了问题，山里封路，根本联系不上。他说得也许都是真的，可我听不进去。
不是因为我不讲理，是因为那个节骨眼上，我最需要的不是解释，是他这个人。
从那以后，我心里那扇门就关了。
他后来不是没试过。给我买衣服，买首饰，回家主动干活，想哄我说话。可我看见他那张脸，就想起医院走廊的冷板凳，想起孩子烧得脸通红叫爸爸，想起自己一边抹眼泪一边给医生赔笑。我过不去，真过不去。
有次他喝了酒，坐在客厅里问我：“老林，我们怎么就成这样了？”
我憋了太多年的话，一下全倒出来了。我问他，孩子病得快不行的时候你在哪，我一个人熬不过来的时候你在哪，你凭什么觉得寄点钱回来，这个家就算你尽到了责任？
他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垂着头坐了很久。第二天，他就搬去了次卧。
这一搬，就是十八年。
十八年里，我们把婚姻过得像合同。家里的开销一起担，孩子一起养，年节该走的亲戚一起走，可除此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商量，没有倾诉，也没有一句像样的关心。好像只要不提从前，那些伤口就不存在。
可它一直都在。
那条短信以后，我一晚上没睡。
第二天中午，陈建来了。他腿还没全好，走路一瘸一拐，手里提着保温桶。头发乱着，胡子也没刮，整个人显得特别憔悴。他把保温桶放床头，半天才说一句：“给你煮了面。”
病房里就我们两个，反而比有旁人在的时候还尴尬。
他打开盖子，里面是西红柿鸡蛋面，上头规规矩矩卧着两片青菜。那股热气冒出来，我鼻子一下就酸了。
他说：“你尝尝。”
我看了眼自己的手，低声说：“我拿不了。”
他顿了顿，马上把碗端回来，拿勺子盛了一口，放在嘴边吹了吹，递到我跟前。动作很生疏，汤差点洒我身上。我张嘴吃了。
面煮得有点烂，盐放得也不太准，说不上多好吃，可我一口一口吃下去，心口那块硬了十八年的地方，竟一点点松了。
他喂得很慢，始终没抬头看我。我知道他紧张，连手指都绷得发白。等一碗面见了底，他收拾好东西，走到门口又停下。
“老林。”
“嗯。”
“当年的事……是我对不住你。”
我听完，没哭，也没发火，只是看着他。十八年，我以为我会等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清算，质问他为什么现在才说，为什么让我白熬这么多年。可真等到这句道歉落下来，我才发现，原来我早就没那么多力气去计较了。
我只说了一句：“都过去了。”
过去了，不代表忘了。只是人老了，很多事忽然就看明白了。年轻时觉得迈不过去的坎，到后来才知道，也不过就是伤口结了痂，碰着还是疼，但总算长好了。
从那以后，陈建天天来。
有时给我炖汤，有时给我带粥，都是些软烂好吞咽的东西。吃完了他就给我揉腿，帮我活动右手右脚。手法笨，按得我直皱眉，他就慌慌张张停下，问是不是疼了。我心里想笑，脸上还是绷着，只说轻点。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不生他的气了，或者说，不全是气了。更多的是心酸。看着他鬓角都白了，看着他因为常年干活而变形的手指，看着他一瘸一拐还要替我跑前跑后，我忽然就想，何必呢。
我们都被生活亏待过。
他亏待了我，我也何尝没有亏待他。那年我一个人撑着孩子在医院熬，我是委屈。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头风吹日晒，摔伤了腿、落下一身病，还要回家面对我这张冷脸，他就不委屈吗？
说到底，谁也不是故意把日子过成这样的。
有次做康复，我没站稳，整个人摔到地上，膝盖磕得生疼。我狼狈得要命，趴在地上起不来，气得直掉眼泪。陈建赶紧来扶我，我当场就炸了，推开他，说你别碰我，我不用你管。
他站在那儿，手足无措，眼圈很快就红了。
我越看越烦，索性冲他喊：“你走！我这辈子最不想看见的就是你！”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可伤人的话最容易往外蹿，像刀子一样，不见血不收手。那天他真走了。之后好几天都没来。病房一下空了，保温桶没了，人影也没了，连原先那点让我嫌烦的咳嗽声都没有了。
我心里空落落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
医生来查房的时候说，康复最怕情绪差，家里人陪着很重要。她还顺嘴提了一句，说你爱人前几天在走廊上跟护工学按摩，练得可认真了，说怕自己手重弄疼你。
我听完，把脸扭到一边，眼泪却止不住。
那天下午，我让陈烁去找他。
陈建来的时候站在门口，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明明想靠近，又不敢往前多走一步。我朝他招手，让他过来。他一步步挪到床边，我抓住了他的手。
那双手粗糙得很，手背上全是晒斑和小口子，可握住的时候很踏实。
我说：“陈建，对不起。”
他一下愣住了，愣完就笑，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他说：“没事，过去了。”
还是那句话。
可这一次，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忽然觉得特别轻。像什么东西终于落了地，不再悬着了。
我出院那天，他们爷俩一块来接我。
回到家里，房间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单换成了我喜欢的浅蓝色，阳台上的花也照顾得很好。陈建推着轮椅带我在屋里转，转到客厅时他说了句：“到家了。”
就这三个字，差点让我又掉眼泪。
晚上他做了一桌子菜，大多我现在还吃不了，只能喝点炖软的冬瓜汤。陈烁坐在旁边，看着我和陈建，脸上的神情像松了口大气。他大概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吧，盼着这个家别再像以前那样死气沉沉。
吃完饭，陈建推我回房。到了门口他要走，我忽然叫住了他。
我说：“今晚上你别回那边了，就在这儿吧。”
他一下没反应过来，站在原地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那天夜里，他睡在我房里临时支的小床上。我们谁都没怎么睡，黑暗里我伸手去摸，他也把手伸过来，握住了我。
十八年了。
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能和他在同一个房间里，安安静静过一夜。
往后康复的日子还是难，但有人陪着，再难也总能捱过去一点。陈建天天扶着我练走路，从客厅走到阳台，再从阳台走回来。起初十步都费劲，后来二十步、五十步，慢慢能绕小区走一小圈。他比我还高兴，嘴上不说，眼里的亮劲儿藏不住。
有次我终于能自己端起半碗水了，他站在旁边，乐得跟孩子似的，非说晚上要加个菜庆祝。我笑他小题大做，他还一本正经，说这比他当年在工地拿奖金都高兴。
其实我懂。
不是为了那半碗水，是为了我这个人又一点点活回来了。
日子就这么慢慢顺了。
我们还是会拌嘴。我嫌他切菜切得厚薄不一，他嫌我爱指挥。去菜市场买鱼，我想买鲫鱼炖汤，他非说黑鱼刺少更适合我，最后两个人能站在摊位前争半天，把卖鱼的都看笑了。可这种吵法，跟从前不一样。从前是针尖对麦芒，谁都想赢；现在更像寻常夫妻斗嘴，吵完了该买菜买菜，该回家回家。
有时候午后阳光好，我们就一起坐阳台上。他给花松土，我在旁边择菜。谁都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那种安静特别难得，像屋子里终于有了活气。
陈烁后来带女朋友回家，姑娘文文静静的，一进门就给我带了水果，还紧张得直搓手。我看着她，突然有点恍惚，像是看见很多年前那个刚进婚姻门槛、什么都不懂的自己。陈建在饭桌上一个劲夸儿子，又拆儿子小时候的台，把人家姑娘逗得直笑。陈烁急得让他少说两句，他偏不，气氛热热闹闹的。
我坐在旁边，看着这一桌人，心里忽然特别满。
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命不好，婚姻熬成这样，日子过成这样，怨来怨去，好像怎么都不值。后来才明白，人这一生哪有那么多十全十美。总会有错过，有误会，有来不及，也有说不出口的亏欠。可只要最后还能回头，还愿意往对方跟前挪一步，就不算太迟。
年底那会儿，正好是我们结婚三十五周年。
陈烁给我们订了蛋糕，还拿出两张机票，说让我们出去走走，去海边散散心。我看着那两张机票，心里一阵热。年轻时没条件，后来有点条件了，心也散了，别说旅游，连正儿八经出去吃顿饭都少。
那天晚上我收拾东西，陈建递给我一个小盒子。我打开一看，是条项链，吊坠是朵小莲花。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跟家里那个老吊灯一个样。
他说找了很久，才找到差不多的。还说他知道我喜欢那个灯，所以想给我做个一样的留着。
我听完鼻子就酸了。
喜欢吗？当然喜欢。那灯是我们结婚时一起挑的，便宜，不算多好看，却是我们那时候舍得花钱买的第一件像样家什。它挂在家里这么多年，旧得不成样子，我一直没舍得换。不是因为多值钱，是因为看着它，就像看着我们那点磕磕碰碰却始终没断的日子。
我让他给我戴上。他站在我身后，手有点抖，扣了半天才扣好。我从镜子里看见他，也看见自己。我们都老了，脸上的纹一道挨着一道，可眼神在那一刻却很像从前，竟然还有点年轻时的影子。
他说：“谢谢你，还肯给我机会。”
我笑了笑：“也谢谢你，没嫌我难伺候。”
他也笑，笑得眼睛都弯了。
后来我们去了海边。
风一吹，我就忍不住把手往他那边靠。他很自然地握住了，像这些年中间那十八年的空白，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海浪一遍遍冲上来，把沙滩上的脚印冲得七零八落。我低头看了一会儿，心里忽然特别平静。
其实仔细想想，我和陈建这一辈子，也没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故事。无非就是很多普通夫妻都会经历的那些：年轻时真心喜欢过，后来被日子磨，被误会伤，被沉默拖。爱有过，恨也有过，谁都不肯先低头，硬生生把最好的年头耗掉了。
可到了这个岁数，我反倒看明白了。
婚姻里最怕的，不是一时半会儿吵得凶，而是有话不说，把委屈越攒越深，最后堆成一道墙，连自己都翻不过去。人总以为只要熬着，总有一天对方会懂。其实不是。很多东西你不说，对方真未必能猜到。等猜到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我和陈建算是运气好，兜兜转转，最后还能坐下来，一起吃一碗面，一起散一会儿步，一起把那些说晚了的话补回来。
现在我恢复得比刚出院时好多了，拄着拐能在小区里慢慢走，手上也能干点轻活。陈建的腿到了阴雨天还是疼，我知道，可他嘴硬，不肯承认。我就提前把膏药给他放床头，他看见了也不说谢，只默默贴上。晚上睡觉前，他会记得给我倒杯水，我会提醒他把窗户关严，别又着凉。
这些小事，看着不起眼，可过日子靠的偏偏就是这些。
前些天睡前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从前那个在宿舍楼下等我、手里拎着豆浆油条的年轻人。时间真快，一眨眼头发白了，腿脚慢了，火气也没年轻时那么盛了。可好在，他还在，我也还在。
我问他：“陈建，你后悔吗？”
他在那儿铺被子，动作顿了顿，回头看我：“后悔什么？”
“后悔娶我啊。”
他听完笑了，说：“那你呢，后悔嫁我吗？”
我没立刻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说：“年轻时候后悔过，气得想把结婚证都撕了。现在不后悔了。”
他走过来，坐在床边，伸手把我耳边的头发往后拨了拨，轻声说：“我也不后悔。”
灯关了以后，屋里很静。
我躺在那里，听见他均匀的呼吸声，心里忽然踏实得很。人老了，其实求的东西也简单，不是什么轰轰烈烈，不是什么海誓山盟，不过就是半夜醒来时，身边还能有个人，咳嗽了有人问一句，腿疼了有人递张膏药，做了噩梦一伸手，能摸到另一只手。
这就够了。
我们已经浪费了十八年，剩下的日子，说什么也不想再浪费了。能一起买菜做饭，就一起买菜做饭；能一起晒太阳，就一起晒太阳；能一起吵嘴，就热热闹闹地吵。哪天谁先走了，另一个人心里至少还能有点暖和的回想，不至于只剩冷脸和沉默。
说到底，我和陈建走到今天，靠的不是谁赢了谁，也不是谁终于把谁说服了。
靠的是我们都老了，都病过，也都怕过。
怕失去，怕来不及，怕一句该说的话憋到最后，只剩遗憾。
所以现在，他偶尔还会在睡前跟我说一句：“老林，早点睡。”
我也会回他一句：“知道了，你别老踢被子。”
听起来平平常常，没什么了不起。可只有我知道，这种平常，我等了有多久。
等了十八年。
还好，最后还是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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