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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丕振,1917年11月出生,浙江乐清县山面乡(岭底乡)泽基村人。

泽基村地处乐清、永嘉两县边界中段,村庄周围山连山,峰连峰。15岁前,周丕振除了在私塾读书外,还当过学徒,但主要还是砍柴、放牛、种地。

他从小胆大敢冒险,砍柴时喜欢走险路。有一次,他砍柴回来时冒险从后门山的“狮子屁股”直冲而下。当他挑着柴担走到悬崖的边沿时,吓得同伴们都不敢看。

16岁那年,他父亲送他上了小学五年级。由于此前从没有学过算术等课程,以及对城市环境的不适应,他第一学期总成绩只有25分。但他凭着刻苦和聪明,不到一年,成绩跃至全班第三名。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联中。之后插班进入瓯海中学成为三年级学生。

在联中和瓯海中学就学期间,他结识了李方成等进步青年,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感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1935年“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周丕振深受教育。他参与了温州学生声援“一二·九”运动的活动,参加了拆毁“东洋堂”的斗争,此举成为他走向革命的起点。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周丕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下半年,乐清成立了战时青年服务团,周丕振担任该团虹桥办事处主任。他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经常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38年8月,经同乡余秉刚介绍,周丕振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乐清战时青年服务团解散,国民党乐清县政府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周丕振进入政工队,和李方成等同志一起工作,并担任了第三任党团书记。他组织能力出色,把抗日救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得到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的好评。

国民党乐清县政府关押了剧团负责人谢隆光等三位青年。为了营救三人,周丕振率政工队党团成员和几位抗日积极分子大造声势,激起社会同情,乐清县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释放了谢隆光等人。

1940年10月,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派周丕振到新四军东南党校学习。他和余秉刚一起,从乐清泽基村出发前往皖南。到达安徽歙县后,找到新四军岩寺兵站。见到自己的部队,周丕振的心情十分兴奋。

由于形势紧张,新四军东南党校停办,周丕振留在了新四军,被编入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四队(即政治队),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

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攻,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分被打散,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捕。

周丕振所在的教导总队政治队跟着新四军军部一起行动,一直参加战斗,激战了六七天。1月14日,周丕振等几十名战士突围出来后,在石井坑又遭到包围,粮食吃光了,子弹也打完了,不少同志壮烈牺牲。当他和两位战友撤到山坑小溪边时,又被一股敌兵包围。周丕振等三人不幸被俘,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周丕振和战友们受尽了敌人的残酷虐待,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动摇和摧残他的革命意志。在8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中,他始终坚贞不屈,团结狱友,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

他看到经常有一些战友被反动派残酷枪杀,心想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他时刻准备着逃跑。

有一天,他发现操场角落的厕所,紧挨着铁丝网,粪坑后有一条排水沟,经过铁丝网底部直通外面。由于沟里长满了杂草,很难发现这是一条可以通过人的沟洞。他不动声色,等待着逃跑的时机。

一天晚饭后,天空下起了毛毛雨,周丕振心想逃跑的机会来了。他偷偷地拉了同囚室的朱一明,两人走到笼子前,向敌班长请假上厕所。他们走进厕所时,里面还蹲着两个人。他和朱一明假装大便,等这两人走后,立刻开始行动。

他俩慢慢地从沟洞里爬出去,在夜幕的掩护下,弓着身子飞快地钻进一片树林,终于成功越狱。

这一段非凡的经历,使周丕振历经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他凭着坚定的信念、钢铁般的坚强意志,闯过了这一道死亡线。

周丕振回到故乡后,正值乐清党组织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转入隐蔽斗争的时期。因形势紧张,台属特委机关也转移到山面乡泽基一带。

周丕振找到组织,汇报了自己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囚上饶集中营和冒险出逃的经历。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和邱清华等结合周丕振去皖南前在乐清工作的突出表现,商议后认为其可以信任,并决定任命其为特委秘书,负责生活和保卫工作。

周丕振和台属特委领导同志住在一个叫岩岗的深山冷岙中,钻草窝,睡山洞,吃的是野菜,盖的是茅草,受冻挨饿,生活极为艰苦。他们白天很少见到阳光,夜间又遭蚊虫叮咬,致使身上生虱子,屁股患疥疮,但大家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

1942年5月,乐清党组织划归浙南特委领导,台属特委机关迁回台州,周丕振留在乐清工作,成为一名重要骨干。

乐清党组织派他到永嘉罗家寮村,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创建新区工作。

罗家寮村位于永嘉、乐清、黄岩三县交界处,东南连接雁荡山,东北绵亘括苍山脉,山峰交错,层峦叠嶂,是个地势险要、十分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的地方。

周丕振利用一切机会,走遍邻近所有村庄,踏遍这一带的山山岙岙。他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而且找到了大功、赤岩等几个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山洞,以及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这为他以后带领游击队与敌人周旋,取得反“清剿”斗争胜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温州被捕后牺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嗣后,敌人对我地下党组织大肆清剿、搜捕。永嘉、仙居、黄岩、温岭等党组织也先后遭到破坏。

1943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闽浙赣三省绥靖指挥部第十四督剿处指挥官曹集云率部进驻乐清虹桥,对瓯江以北的西楠溪、乐清等地开展“清剿”,同时,组织一支由特务、叛徒组成的“肃奸队”,重点破坏我党的各地方组织。

在白色恐怖下,曾任台属特委委员、乐清县委书记的郑梅迪变节,于次年4月在虹桥向国民党“肃奸队”办了自首手续,供出我县、区级干部二三十人,并准备赴温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密谈。

在这事关党组织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乐清、瓯北两县党组织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解决,由周丕振带队执行。

当夜,周丕振率武工组赶往朴头郑家进行阻止,在劝说无效反遭围攻的情况下,当场处决了郑梅迪。周丕振在紧急关头迎难而上,勇诛叛徒,挫败了敌人企图消灭乐清、瓯北等地党组织的阴谋,为党立了一大功。

1944年9月,日寇侵占温州和乐清西乡。乐清党组织决定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抗日。10月,“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周丕振任队长,邱清华任政委,林鹤翔任政治指导员。抗日队伍开始只有13人枪,到年底发展到50人枪。

西乡沦陷后,乐清黄曹乡乡长陈济和原乐清战时青年服务团总干事王鸣皋筹划组建一支抗日武装部队,经国民党县政府认可,定番号为“乐清县警备大队第四中队”, 陈济任中队长,王鸣皋任副中队长,驻虹桥镇以南一线。

王鸣皋的外甥叶龄银是中共乐清县委成员,王通过叶找到我党希望得到支持和帮助。乐清党组织派叶龄银专门负责和“警四”联系。党组织动员了一批青年学生参加“警四”, 并组织了一支“学生军模范队”作为“警四”的组成部队,使“警四”迅速发展到4个分队,150余人。

当顽固派觉察到“警四”内有共产党活动,坐立不安。1945年春节前夕,顽固派调集顽浙保四团二营周璜部和乐清县自卫大队吴琨部等,准备对游击队根据地山面乡进行“围剿”,并密谋解除“警四”武装。

2月22日夜,叶龄银得知情况后匆匆找到游击队。邱清华、周丕振、郑梅欣和叶彭银四人彻夜商讨对策,在分析形势后决定发动虹桥武装起义,争取“警四”一起行动,粉碎敌人“围剿”阴谋。于是派叶龄银请陈济、王鸣皋前来商谈。

2月25日上午,邱清华、周丕振等与陈、王开始会谈。针对陈济的犹豫态度,邱清华和周丕振等同志讲清利害、晓以大义。陈济迫于即将“被吃掉”的困难处境,同意参加起义行动。经过进一步研究,决定于25日夜间举行起义。

当天晚上,王鸣皋和叶龄银按计划在虹桥镇宴请国民党乐清县自卫大队大队长吴琨,于席间将其扣押,吴闹着要走。邱清华和周丕振带着短枪班战士赶到。叶龄银趁机喊道:“周司令到了!”吴琨一听“司令到了!”以为有大部队,吓得面如土色,一下子软瘫在椅子上。

周丕振和战士押着吴琨,收缴了国民党县自卫大队的枪。同时,还缴了虹桥区署、镇公所和警察所的枪。虹桥镇及其周围顽方武装被一扫而光,进犯泽基的顽浙保四团二营闻讯于2月26日仓皇撤退。

敌人的“围剿”企图惨遭失败。国民党乐清县长刘郎泉也因此被撤职。

起义胜利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纷纷传出游击队有个周司令。从此以后,周司令这个称呼不胫而走,越叫越响。起义次日,成立了“乐清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周丕振担任司令,成了名副其实的“周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