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49年6月17日下午三点来钟，北平和平门内东顺城街48号门口停了几辆黑色轿车。
这地方是北师大的教工宿舍区。说是宿舍，其实就是一排排灰砖平房，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屋顶上长着草。住在这里的都是学校里的普通教授，不是什么大人物。前院住着教务长傅种孙，后院是汤璪真一家。门口没有警卫，没有红地毯，也没有任何欢迎的架势。旁边的邻居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他们不知道车里下来的是谁。
车门开了，毛泽东从车里走出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脚上是布鞋。身边只有秘书田家英和几个警卫员，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
汤璪真从后院迎出来。两个人握了手，然后一起穿过院子。院子不大，地上铺着青砖，有些地方长了苔藓。院子里有两棵海棠树，长得很高，枝叶把半个院子都遮住了。正值六月，海棠花已经谢了，但叶子长得密密实实的。两个人从树中间穿过去，进了北房的客厅。
客厅里摆设很简单，一张八仙桌，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字画。汤夫人端了茶上来。毛泽东摆了摆手，没要自己带来的专用茶杯，接过汤家最普通的江西瓷杯。他说这是老同学的家，就用主人家的杯子。
几把
随后黎锦熙、黄国璋、傅种孙都被请来了。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两个人有三十年没见过面了。黎锦熙那时候已经快七十了，头发全白了，走路都要人扶。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是暮年。一屋子湖南人，说话都带着湘乡、湘潭那一带的口音，从东山学校的旧事一直聊到新中国往后的日子。
天色暗下来了，毛泽东没有要走的意思。田家英在旁边提醒时间，毛泽东说再多坐一会儿，就在这里吃饭，今天他请客。汤璪真要自己做东，毛泽东不让，让警卫去西单的曲园饭店订了两桌酒席。那家店专门做湘菜，在北平城里很有名，好多湖南人都去那里吃。警卫还借来了两张大餐桌，因为人多，一张桌子坐不下。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给在座的人一个一个斟酒夹菜，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他给黎锦熙夹了一块剁椒鱼头，给傅种孙倒了一杯酒，给黄国璋盛了一碗汤。谁的杯子空了，他就给谁满上。一直到晚上八九点，天完全黑了，他才站起来要走。
临走前他拉着汤璪真的手，说这次来汤家，是他拜望老师同学时间最长的一回。他站在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两棵海棠树，然后上了车。
这件事，后来九三学社的史料里有记载，北师大的档案里也有记载。档案里还记着那天吃的什么菜，喝的什么酒，来了哪些人，坐了多长时间。这些细节，放在历史的长河里不算什么，但放在两个老朋友的故事里，就是实实在在的分量。
要说这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得把时间往回拨三十九年。
1910年，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来了两个湘潭少年。
东山高等小学堂是1895年创办的，是湖南最早的一批新式学堂之一。那会儿清政府搞新政，各地都在办新学，但湖南的风气比别的省份开化得早。这跟湖南出了个曾国藩有关系，湘军打完太平天国以后，湖南人读书的风气就起来了。湘潭、湘乡这一带，后来出了不少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物，毛泽东、彭德怀、陈赓、谭政，都跟这片地方有关系。
学堂就设在湘乡县城东边的东山上，四周都是农田和山丘，远处能看到涟水河。条件说不上多好，教室是土砖砌的，窗户上糊着纸，冬天冷风直往里灌。但在当时的湖南已经算很新派的学校了。课程里有国文、修身、历史、地理、数学、格致、体操，还有英语。能进这所学校的，要么家里有点底子，要么就是确实聪明，被破格收进来的。
毛泽东是韶山冲人，家里是佃农。他父亲毛顺生是个精明的庄稼人，算盘打得很精，一心想让儿子学做生意、管账，将来接手家里的田产。毛泽东偏不，他要读书，要看外面的世界。他在韶山冲的时候就爱看书，什么书都看，《水浒传》《三国演义》《精忠岳传》，还有一些从外面传进来的新书。1910年秋天，他说服了父亲，又找了好几个长辈帮忙说情，还借了路费，才进了东山学堂。
他在学堂里是个"外来户"。韶山冲离湘乡县城有好几十里地，口音不一样，家境也不一样。本地学生大多是地主、商人家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说话带着傲气。毛泽东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自带的干粮，说话带着韶山冲的土腔。本地学生多少有点排外，背后叫他"乡巴佬"。
汤璪真的情况不太一样。他是湘潭人，家里条件比毛泽东家好一些，父亲是做小生意的，家里供得起他读书。他从小就显露出数学方面的天赋，别的孩子还在掰手指头算数的时候，他已经能心算三位数的加减了。他十二岁就能进东山学堂的戊班，这在当时很少见。那时候的学制跟现在不一样，小学堂分甲乙丙丁戊好几个班，戊班算是高班了，一般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才能进。汤璪真跳了两级，直接坐进了这间教室，成了全班年纪最小的学生。
两个人怎么看都不像能走到一块儿。毛泽东上课爱看闲书，尤其爱读史书，上数学课经常让同学帮他请假，成绩常年排在后面。先生们对他又爱又恨，爱他脑子活，恨他不用功。汤璪真正好相反，他是那种天不亮就起来晨读的人，借着油灯的光背课文，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先生们都喜欢他，同学们也服他。一个满脑子想着改造天下，一个只想在数字的世界里凿出一条路来。
但就是这么两个人，合得来。
学堂里排外的风气很重，毛泽东作为外来户，在学校里本来就不太受待见。有一次几个本地学生故意找茬，把他的书扔到了池塘里。汤璪真看见了，二话没说，跳进池塘把书捞了上来。他不管那些排外的规矩，他看中的是毛泽东身上那股子劲——书读得多，见识广，说话有胆子，敢想敢说。毛泽东也喜欢这个小个子同学，勤奋，聪明，从来不炫耀，做事踏踏实实。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说天下大事，一个算数学题，谁也不觉得对方说的东西跟自己没关系。
两个人经常一起去学校的池塘里游泳。那池塘不大，水也不算深，边上长着芦苇，夏天的时候蚊子很多。但两个少年在里面扑腾得很欢，打水仗，比赛谁潜得久，从水里钻出来的时候满头满脸都是泥。少年时代最纯粹的友谊，就在水花里定了型。他们彼此约定，这辈子要做一辈子的朋友。这四个字，后来经过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从来没有变过。
2
1915年，汤璪真考进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
北京高师是1902年成立的，最早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来改了好几次名字，就是今天北师大的前身。学校在北京城里，校址在石驸马大街，也就是后来的新文化街。条件比湖南的学堂好多了，有正经的教学楼，有图书馆，有实验室。图书有好几万册，老师里有不少是从日本、欧美回来的，讲课跟湖南那边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汤璪真一头扎进了数学里。他在大学三年级就在校刊上发了英文论文，题目跟几何学有关。这在当时的中国学生里几乎没人干过。那时候中国能用英文写学术论文的大学生屈指可数，更别说是在校刊上发表了。他的导师和同学都知道，这个湘潭来的小个子，将来是要在数学这条路上走远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5月4号那天，北京高师的学生跟北大的学生一起上了街，从天安门一直走到东交民巷，喊口号，贴标语，要政府拒签巴黎和约。军警用棍子和水龙对付学生，好几个人被打伤了，汤璪真就是其中一个。他胳膊上挨了一棍子，肿了好几天。也就是在那次运动里，他认识了北大学生领袖许德珩。许德珩比汤璪真大几岁，是北大政治系的学生，后来成了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九三学社1946年才正式成立，但它的根子可以追溯到五四那会儿的进步团体。许德珩后来当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新中国的重要政治人物。
那几年，毛泽东也在北京。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进京，是为了组织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那时候一战刚结束，欧洲缺劳动力，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想去法国半工半读。毛泽东在北京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汤璪真。两个人在西城头发胡同的宿舍里聊了一整夜。一个讲数学，一个讲天下大事，谁也不觉得这两件事有什么隔阂。毛泽东说中国的问题不是靠几个人读书就能解决的，得让四万万人都醒过来。汤璪真说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没有数学，什么都建不起来。两个人说着说着，天就亮了。后来毛泽东又一次进京，还是先去找汤璪真。
1920年到1923年这几年，毛泽东在北京的时间不短。他在北大图书馆当过助理员，月薪八块大洋，管吃管住。那时候北大的教授们月薪两三百大洋，他一个助理员，八块钱，连饭都吃不饱。但他不在乎，他每天泡在图书馆里看书，看各种主义，各种学说。他跟汤璪真见了好几次面，每次都聊到深夜。
1923年，汤璪真通过了官派留学考试，拿到了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名额。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事。官派留学名额极少，全国一年也就那么几个，能考上的都是各学校最拔尖的学生。洪堡大学是1810年成立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出过几十个诺贝尔奖得主。黑格尔在那里教过书，爱因斯坦在那里拿过博士。汤璪真到了柏林以后，师从几何学家布拉斯凯。布拉斯凯是当时德国几何学界的权威人物，被称为"德国微分几何之父"。他的学生后来散布在欧洲各地，成了现代微分几何的奠基人之一。汤璪真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每天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跟那些欧洲的数学家们讨论问题。他的德文说得很流利，英语也好，数学更是没得说。
1926年，汤璪真在洪堡大学完成了博士答辩，拿到了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用法文写的，题目跟射影微分几何有关。答辩那天，布拉斯凯亲自到场，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昌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教书，成了中国最早从事微分几何研究的学者之一。微分几何这门学问，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欧美的大学里已经研究了上百年，中国连一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汤璪真算是开山的人，他一边教书，一边写论文，一边培养学生，硬是在一片荒地上种出了东西。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1921年在上海建党，1927年上井冈山，1934年长征，1936年到延安——每一步都是在刀口上走。汤璪真在大学里教数学，毛泽东在山里打游击。两个人天各一方，音信难通。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一封信从湖南寄到延安，路上要走好几个月，还不一定能到。但汤璪真从来没有切断过对那段少年友谊的记忆。他在课堂上经常提到毛泽东，不是为了炫耀什么，而是讲一个农家少年靠读书和思考改变命运的故事。他跟学生们说，他有个老同学，从韶山冲走出来，没钱没势，就靠一股子倔劲，硬是把天下给翻了个个儿。学生们听得入迷，但没人知道他说的是谁。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汤璪真做过一些事。他掩护过共产党员，把人藏在自己家里，给他们弄吃的，弄路费。他资助过进步人士，自己掏钱，从来不跟人说。他的姨妹戴云参加革命被捕，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汤璪真不顾风险，到处托人，花了不少钱，把人给救了出来。他没有选择走革命的路，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站到革命的对面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教书的，管不了天下的事，但能管的事，他不会不管。
3
1948年冬天，局势彻底翻盘了。
辽沈战役10月结束，国民党在东北打了大败仗，死了伤了好几十万人，整个东北全丢了。11月，平津战役开打，傅作义的部队被围在北平城里，出不去。国民党的败局已经定了，谁都看得出来，只是不知道哪天会来。
那时候北平城里最值钱的东西不是房子，不是金条，是一张飞往南京的机票。一张票能换一套四合院，这话不是夸张。当时南京方面在拼命往外拉人，各大学的教授、各机关的官员，能走的都在想办法走。飞机一天就那么几班，票比金子还贵。有人拿一根金条换一张票，还不一定换得到。各大高校的教授们都在观望，走还是留，这是个要命的问题。有人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了，有人在托关系搞机票，有人在犹豫。胡适走了，梅贻琦走了，好多人都走了。
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登了汤璪真的门。朱家骅是汤璪真在德国留学时就认识的老朋友，两个人有几十年的交情。朱家骅那时候已经是国民党的要员了，但他对汤璪真一直很照顾，不光是因为老交情，也是因为他真心觉得汤璪真是个人才。他带来了机票，还带来了一份司长的任命状。这是来"救人"的，情深意重。他跟汤璪真说，别犹豫了，飞机票都给你弄好了，南京那边给你留了位置，到了就能上任。
汤璪真当场就拒绝了。他没说什么大道理，也没说什么豪言壮语。他跟妻子说的话很平静，说不走也不用怕，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是他的老同学，人家来了他还想见见呢。这话在当时足以要命。国民党的教育部长亲自来请，你不走，还说共产党的头头是你老同学，这话要是传出去，是要掉脑袋的。但他说得云淡风轻，就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率部起义，城里没有打一枪，没有死一个人。2月，解放军进城，老百姓夹道欢迎，锣鼓喧天，红旗插满了城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先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后来搬到了中南海。那时候中南海还是一片萧条，好多房子都空着，需要修缮。
毛泽东到了北平以后，事情多到数不清。打仗的事要管，建国的事要管，接见外宾的事要管，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不够。但他一听说汤璪真在北师大教书，马上让人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久违的湖南口音。汤璪真说要去看他，毛泽东说还是他去看汤璪真吧，这不是客套话。他确实想去。
然后就是6月17日那天下午的事了。前面已经说过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毛泽东走下来，两个人握手，穿过院子，从海棠树中间走过去，进了客厅。黎锦熙、黄国璋、傅种孙都来了。一屋子湖南人，夹着乡音谈天，从东山学校的旧事说到新中国的未来。天黑了不走，吃饭吃到晚上八九点，毛泽东给大家斟酒夹菜，临上车前拉着汤璪真的手，说这次来汤家，是他拜望老师同学时间最长的一回。
这之后，汤璪真多次被请去中南海做客，两个人有书信往来。毛泽东在信里叫他"孟林兄"，汤璪真回信叫"润公吾兄主席"。一个是开国领袖，一个是大学教授，但通信的口气，像是两个普通老朋友。信里说的都是些家常事，问身体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学校里的事忙不忙。有时候也谈国家大事，但语气都很随意，就像两个人坐在院子里聊天一样。
1951年夏天，汤璪真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跟着章乃器带队的西南土改工作团，去了四川东部农村。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两年，土地改革正在全国铺开。汤璪真虽然不是党员，但作为民主人士，他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在四川农村待了一个多月，走了好几个县，看了好多村子。他给毛泽东写了信，讲土改的见闻，讲农民分到土地以后的高兴劲，讲自己的思想变化。他在信里说，他以前只在书本上知道什么叫翻身，这次到了农村才真正看到了。毛泽东回了信，鼓励他，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看看是好事，能看到真实的中国。
汤璪真回到北京以后精神头很好。他在《光明日报》上发了好几篇文章，讲新中国的变化，讲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感受。他说新中国跟旧中国不一样了，他以前觉得读书人管不了天下的事，现在觉得读书人能管的事比以前多多了。他有论文要整理，有课要备，有书要写。他还在筹备一本关于微分几何的教材，想把自己这些年的研究成果系统地整理出来，留给后来的学生。
然后他就倒下了。
1951年10月初，急性胰腺炎。这种病来得猛，疼起来要人命。送进北大医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病来得太快了，前一天还在上课，第二天就躺在了病床上。毛泽东那边很快得到了消息，派秘书田家英去医院探望。田家英去了好几次，每次回来都向毛泽东汇报汤璪真的病情。
10月8日下午，汤璪真精神稍微好了一点。他把妻子和孩子都叫到了床边。大女儿十五岁，二儿子十二岁，小儿子才八个月大，还在襁褓里。汤璪真看着他们，嘱咐妻子把孩子带大，让他们都上大学，嘱咐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为国家做贡献。他说得很慢，一句一句的，像是在交代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10月9日清晨，汤璪真病情恶化，抢救无效。终年五十四岁。毛泽东那边紧急派了医生赶去，但医生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毛泽东得到消息以后，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他死得太早，是国家科学界的一大损失。第二句是孟林先生是一个大老实人。这八个字，是他对这位老朋友最后的评语。后来这八个字被很多人引用，但很少有人知道，说这话的时候，毛泽东的语气是什么样的。据在场的人说，他说得很慢，很轻，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有关的事情。
追悼会上，毛泽东的花圈摆在正中间，挽联上写着他亲笔题的字。田家英代为出席，传达了毛泽东的悼念。10月21日，北师大教务长傅种孙给毛泽东写了信，说学校和九三学社、中国数学会要联合发起追悼会，请主席赐挽联，还提到《中国数学杂志》即将创刊，能否题写刊名。这本杂志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本数学专业期刊，意义很大。
10月23日，毛泽东亲笔回了信。信上说追悼会当表示悼唁，遵嘱为数学杂志写了题名，不知可用否。信里附着一张宣纸，上面写了"中国数学杂志"六个字，写了三遍，第一行和第三行各画了一个小圈表示满意。编辑部最终用了第三行。这六个字在那本杂志的封面上用了五期，直到1953年改名《数学通报》为止。那本杂志现在还在出，已经七十多年了。
汤璪真走了以后，家里的困难来得很快。妻子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刚满八个月，还在吃奶。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靠汤璪真生前那点工资。工资一停，家里就断了来源。她给毛泽东写了信，说米和煤都要断了，请求帮忙。信写得很简单，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就是实实在在地说家里快过不下去了。
毛泽东看完信，批示田家英亲去北师大协调。他在批示里说汤教授死了，马上停发薪水，对家属又无安置，似乎不妥，办法还是要从师大方面去想，才有出路。北师大随后给汤夫人和长女在本校安排了工作，住房免费，子女免费就读，还有不定期的困难补助送来。但这些只是暂时的，孩子们要上学，要吃饭，要穿衣，光靠补助撑不了多久。
到了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全国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汤璪真有三个孩子同时在读大学，三张嘴要吃饭，三个人要交学费。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让秘书每年从自己的稿费里取出六百元，分两次送到汤家，一直到三个孩子全部毕业参加工作为止。这笔资助持续了五年以上，总额超过三千元。那时候北京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月薪是四十六元，三千元是一笔巨款。毛泽东自己的生活也不宽裕，他的稿费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除了稿费，他没有别的进项。但他每年都按时让人把钱送去，从来没有断过。
汤璪真的三个孩子后来都成了才。长女汤佩松在农业大学任教，搞的是农业科学。长子在核工业部做高级工程师，参与过国家的核项目。次子从事水利水电技术工作，跑遍了全国的大江大河。他们没有辜负父亲的遗嘱，也没有辜负那笔来自中南海的钱。
1963年底，全国人大第三届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了出席会议的黎锦熙。黎锦熙就是1949年6月17日去汤家吃饭的那位老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老师。毛泽东开口第一件事，问的就是汤家孩子现在怎么样了。黎锦熙后来把这话传给了汤夫人，还在自己的记事本上记下了孩子们在哪所学校读书，说以后主席要是再问，好向他报告。
一个开国领袖，在国家会议的间隙，惦记着一个去世多年的老同学的孩子在哪所学校上学。这件事没有任何仪式感，也没有任何宣传价值。它就是一个人记挂着另一个人留下的牵挂，几十年不松手。
2008年，北师大举办了汤璪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活动，《汤璪真文集：几何与数理逻辑》同年出版。东山学校至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两个少年在那里池塘边结下的情谊，最终刻进了历史。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