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长假的前一天,把孩子和狗狗安顿妥帖后,我独自踏上了回乡的路。
十多年来,与孩子深度捆绑,拖家带口出行已是寻常。这一回,我犹豫再三,终究还是取了个折中的法子——一个人回去,只停留一日,用一场奔波换一份心安。因为是独行,无需牵挂琐事,且不用开车劳神,思绪便多了许多飘飞的去处。
高铁风驰电掣。想起上学时坐绿皮火车,要熬上10多个小时,如今不到4个钟头的高铁便能抵达。再转大巴,也一路顺畅,高速公路织成的密密的网,四通八达,无缝衔接。那些年站在国道旁,招手拦车,随叫随停的慢节奏,已沉入了时间深处。是啊,20多年了,那个送我到大路旁,眼见我坐上车才放心离开的人,也一同藏在了时光的褶皱里。
到家时天色已薄暮,老父亲早早备下一桌丰盛的晚饭。自从母亲走后,这个从前几乎不进厨房的人,竟也慢慢学会了照顾自己。不但没有饿着,有时还能变出些惊喜——滑肉、鲜鸡、腊排骨加莴苣一起炖,竟是儿时过年的念想。同样的食材,城里的高压锅是压不出这个味道的,父亲说,是那只用了几十年的砂罐提了味,它的年岁,比我们姐弟小不了多少。
胃还是小时候的胃,睡眠却不是从前模样。在上海,时间是一分一分掐着过的,清晨的鸟叫若是比闹钟还早,便让人莫名烦躁,总觉得是鸟儿偷走了睡眠。可在乡下,不到9点便睡意沉沉,一池塘的蛙鸣,密密地鼓噪着,非但不扰人清梦,倒像是一支古老的催眠曲,裹着泥土和草木的气息,人一倒在床上,便再也听不见了。
小时候总也睡不够——被要去赶集的父亲叫醒,翻个身又沉沉睡去,等父亲回来,我才猛地一惊,哭着喊着“迟到了”。一边哭喊一边穿衣,非要父亲送到学校,跟老师解释清楚,才肯罢休。
出走半生,而今早已不是那个骄纵少年了。早早醒了,便再无睡意,索性起来,和老父亲去街上“过早”。
豆腐脑还是从一只不大不小的瓦坛子里舀出来的,加一小勺白糖,甜润醇厚,剁粑、发粑,锅块,都是小时候的味道,时间在乡下是静止的——或者说,它走得比城市慢一些,慢到许多风物还来不及更迭,人就先老了。
早上的集市,依然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时候,生病打针后骑在父亲肩头,洋洋得意看人头攒动。如今,嬉闹的孩子少了,种地的青壮年少了,老人其实也少了——可老人的比例明显多了,因为在家的老人大多是独居老人。
傍晚陪父亲散步,这是小时候不可能有的场景。小时候的傍晚大多是趴在门口做作业,并接受着一波又一波乡亲的夸赞,他们或扛着锄头、或牵着水牛、或推着犁铧——可如今,偌大一个村子,只遇到过三四户人家开着大门。一户的老人说自己在城里爬不了楼梯,抱不动孙子,执意留在了老家;一户的女主人耳朵早已失聪,却种了满园蔬菜,满心欢喜等城里的子女回来摘取;还有一户人家倒是带着小孙子在乡里上学,她说,曾经上千人的学校,如今只剩百十个孩子。读书声稀疏了,村子也愈发幽静。
这份幽静,不是杜甫初到浣花溪安顿下来时,那般舒心惬意的“事事幽”,乡间的恬静、安闲是不假,可总有一种冷清和荒凉在悄然滋长。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门上一把锈锁的,房屋塌成残垣的,断壁间荒草疯长的,处处皆是。早已不是当年暮色四合时,乡亲们“相见语依依”,从田间地头结伴归家,满村都是烟火热气的模样。人散了,那乡间热闹也跟着不见了。
但日子确实好过多了。大多数人不必再脸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了。留守老家的,多是更愿意在乡下自在度日的老人,他们靠着城里工作的子女赡养,衣食无忧。即便子女条件普通,帮衬有限,他们至少不必像年轻时那样,扛着养活一大家子的重担。何况他们老了,种不动太多田地。也有年近八旬的老妇人,为了接济日子拮据的儿子,种着好几亩地,却笑呵呵地说,比之前种的少太多了。
种地的人,是真的少太多了。
我们小时候,种地要交“摊派”,即便如此,几乎无一块闲田,无一时空闲——收了蒜苔、油菜,便赶着种稻谷,稻谷割完,又播下小麦,四季劳作,从不停歇。如今种地,收成全归自己,机械化作业也省时省力,可满山满畈多是荒草。许多田地,种上一季,便算完成了一年的使命。
那热火朝天的插秧场景,一去不复返了;邻里乡亲互助劳作,围坐吃饭的热闹,也彻底消散了;站在村口扯着嗓子一喊,消息便接力赛般传遍四野的架势,也只剩遥远的回声了。如今的田野上,几乎见不到人,大多数田地被一两个人承包,全靠机械化操作。河岸上,一台插秧机孤零零地响着,有几块田灌满了水,静静等候着。更多的田里,荒草在摇晃,在疯长。
匆匆归去,又匆匆离开。老父亲站在门口,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了暮色。原来,我半生辗转,终究还是把他留在了身后,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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