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刘荣花 文:风中赏叶
我妈妈是胰腺癌走的。从确诊到离世，不到半年。真正让我崩溃的不是确诊那天，而是她最后那十天。她说想死，每天都说。不是气话，是哀求。
确诊时医生就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疼痛剧烈。刚开始她还能吃布洛芬，一片能顶半天。她还能自己倒水，还能在电话里跟亲戚说“没事”。没过多久，布洛芬不管用了。
换成曲马多，吃了两天又不行。医生换成吗啡，口服的。她开始嗜睡，醒了还是喊疼。后来口服的也不行，换成贴剂，一贴、两贴，还是压不住。最后换成注射，护士每天来打针。打完后她昏睡过去，醒来第一句话永远是“疼”。
那种疼是持续的，火烧一样，从肚子一直烧到后背。她不喊，只是蜷着，额头顶着枕头，嘴唇咬烂了。我给她擦汗，她推开我的手说“别碰，疼”。不是碰疼，是皮肤底下每一寸都在疼。
最后十天，她开始求我。
她说：“闺女，你去跟医生说，给我打一针，让我走吧。”
我蹲在床边哭，她就那么看着我。没有安慰我，她没力气安慰了。只是重复那句话：“让我走吧。”
我说止痛药已经用到最大量了，她没有反应，盯着天花板，眼泪从眼角往下淌。
那几天她不怎么吃东西，连水都喝得很少。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偶尔睁开眼，说的不是“想吃什么”，不是“想见谁”，永远是那两个字——“疼”或者“走”。
吗啡让她昏沉，但疼痛还是能把她从昏沉中拽出来。她皱着眉头、咬着嘴唇、偶尔呻吟一声，那种声音不像人能发出来的，像动物被夹住腿时那种低沉的、持续的哀鸣。
最后三天，她不再求我了。她不再说话，只是躺着。我叫她，她偶尔睁眼看我一下，瞳孔是散的，不知道认不认得我。
走的那天凌晨，她突然清醒了一会儿，眼睛很亮。我叫她妈，她没应，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慢慢闭上眼。
心电监护拉成一条直线时，我没有哭。我甚至觉得她终于不疼了。
从布洛芬到吗啡，她熬了一年半。最后十天她只求一死。那种疼，没经历过的人永远不懂。经历过的人，不必再解释。
我们没有安乐死，所以她只能熬着，熬到器官衰竭，熬到心跳自己停。我唯一能做的是告诉医生“再加一点药”。医生知道加的不是救命，是让她少疼几分钟。
我现在想起她，想起的不是她笑的样子，不是她做饭的样子，是她蜷在床上喊疼的样子。我不愿意这样记着她，可我忘不掉。
癌痛管理的进步让很多病人能够相对无痛地走完最后一程。不是所有疼痛都能被完全控制，尤其是胰腺癌等神经侵犯为主的恶性肿瘤。当口服药物无效时，可以通过静脉持续给药等更积极的止痛手段来减轻痛苦。止痛不是放弃，是让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保留最后的尊严。
如果你也在经历同样的事，医生建议的止痛方案不要拒绝，不要把止痛等同于“认输”。家属能做的不是陪她一起痛，是帮她找最好的止痛医生，告诉她“你已经尽力了”。
很多家属在亲人走后会反复自责——是不是当初少用一点止痛药，她就能多活几天？我的答案是：多活几天如果是在剧痛中度过的，那几天不要也罢。她在最后十天只想死，不是不想活，是太疼了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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