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周，今年五十七，在建筑工地上搬了半辈子的砖，准确地说，是砌了二十多年的墙。

十六万块钱，存了三十年。

说出来不怕人笑话，这点钱在城里人眼里不算什么，可对我来说，每一分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摔出来的。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没啥文化，初中没毕业就跟着村里人出来搞副业。最早是在砖瓦厂拉板车，后来学了砌墙的手艺，成了工地上的一名瓦工。

砌墙这活儿，看着简单，其实最磨人。一天蹲下来，膝盖疼得直不起来。夏天晒得脱几层皮，冬天手冻得裂口子，抹灰的时候沙子灌进裂缝里，疼得人直抽气。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三十来岁正当年，一天砌一千多块砖不在话下，工头见了都要竖大拇指。可人不是机器，过了五十，身体就开始跟你算旧账了。

腰不行了，蹲久了直不起来，晚上躺床上翻个身都费劲。膝盖也废了，上下楼梯得扶着栏杆，一瘸一拐的。最要命的是手指头，常年握瓦刀，关节变形，一到阴天就发酸发胀，有时候早上起来攥都攥不拢。

我老婆秀兰比我小两岁，在老家带孙子，顺便种几亩地。儿子在省城打工，儿媳妇在镇上超市上班，小孙子今年上幼儿园了。一家人各忙各的，虽然不富裕，但也算过得去。

我为什么不回家？

回家能干啥？地里那点活，秀兰一个人就能应付。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在外面多挣一年是一年。再说了，儿子结婚的时候借了亲戚不少钱，虽说后来还上了，但家里底子薄，总得再攒点养老钱。

可是今年，我实在干不动了。

过年的时候回了一趟家，秀兰看见我走路的样子，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她说：“你这才五十七，走路咋跟我爹七十三的时候一个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只说没事，歇歇就好了。

其实我心里清楚，歇不好的。这身子骨是这么多年硬熬熬坏的，不是歇几天就能缓过来的。

年后回到工地，工头老马给我调了个轻省活儿，让我看材料、记记账，工资减了大半。我没说什么，心里明白，老马是照顾我。可干了不到俩月，我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

有一天下午，我在工地门口坐着，看着那些年轻的瓦工在脚手架上干活，手起砖落，干脆利落，一天能挣三四百。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废物。当年我也是那样的人，一天砌一千多块砖不费劲，如今连瓦刀都握不稳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工棚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工棚里的气味不好闻，汗臭、脚臭、泡面的味道搅在一起，头顶的灯管嗡嗡响，隔壁床的老刘打着呼噜。

我摸出枕头底下那张存折，上面写着余额——163，728.36。

这些钱，是我一块砖一块砖砌出来的。按一块砖挣五分钱算，这些钱大概对应着三百多万块砖。三百万块砖是什么概念？码起来能堆成一座小山。每一块我都亲手搬过、砌过、勾过缝。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老马，跟他说我不干了。

老马正在吃包子，嘴里含着半个韭菜馅的，含糊不清地说：“咋了？是不是嫌工资低？要不再给你加点？”

“不是钱的事，”我说，“我干不动了。”

老马看了我一眼，把嘴里的包子嚼了嚼咽下去，叹了口气：“也是，你这身子骨确实该歇歇了。行，那就回去好好养养，什么时候想干了再来。”

我把帐篷里的东西收拾了，其实也没啥好收拾的，就几件换洗衣服，一个搪瓷缸子，一把用了二十多年的瓦刀。我拿起那把瓦刀看了看，刀口磨得锃亮，木柄握得油光发亮，上面还有我用烟头烫的一个“周”字。

这把瓦刀跟了我二十二年，比我跟老婆在一起的时间都长。

我把瓦刀装进包里，没有扔。不干了，留着做个念想。

回到家那天，秀兰正在院子里晒被褥。看见我背着编织袋走进来，愣了一下，问我咋这时候回来了，是不是工地没活了。

我说：“不干了。以后都不干了。”

秀兰又是一愣，然后低下头，把手里的被褥抖了抖，铺平，声音闷闷的：“不干就不干了，回来正好，帮我带带孙子。”

她没问我存了多少钱，也没问我以后咋办。这就是秀兰的好，她从来不给我添堵。

但我还是主动跟她交了底。晚上吃完饭，我把存折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这里有十六万多一点，这些年攒的。往后我不打工了，这钱是咱俩的养老钱。”

秀兰拿起存折看了看，又放下，没说话。

“你不问问够不够？”我说。

“够咋的，不够咋的？”她说，“不够你还出去干？你这把老骨头还想干到啥时候？”

我被她说得哑口无言。

儿子周强第二天从省城赶回来了。大概是秀兰跟他打了电话。他一进门就问我为啥不干了，我简单说了情况，他沉默了好一阵，然后说：“爸，不干就不干了，你跟我妈搬到省城来住，我来养你们。”

我心里暖暖的，但我知道儿子也不容易。他在省城送外卖，一个月挣七八千，房租就要两千多，还有老婆孩子要养。我不能去添乱。

“不去，”我说，“我跟你妈在老家挺好，院子大，空气好，种点菜够自己吃。你在外面好好干，别惦记我们。”

儿子劝了半天没劝动，走的时候往秀兰手里塞了两千块钱，说是给孙子买奶粉的。我知道这钱是给我们的，心里又暖又酸。

决定不打工之后的第三天，我干了一件这辈子都没干过的事——我睡了个懒觉，睡到自然醒。

这个“自然醒”是什么体验呢？说起来寒碜，我活了五十七年，从来没体验过。

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天不亮就得起来上工。后来出来打工，工地六点上工，五点就得爬起来。这么多年，我的生物钟比闹钟还准，不管几点睡，每天早上四点五十准时睁眼，然后躺到五点，等秀兰把早饭端上桌。

可那天早上，我睁开眼的时候，阳光已经从窗户缝里挤进来了，晒在被子上一片金黄。我拿起床头的手机一看——七点四十。

七点四十！

我蹭地一下坐起来，脑子里第一反应是“迟到了”。然后我慢慢地想起来，哦，我不打工了。我又慢慢地躺下去，把那片阳光盖在身上，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膝盖还是疼，腰还是酸，但这个懒腰伸得真他妈舒服。

秀兰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笑了：“醒了？我还以为你要睡到中午呢。”

“早饭做的啥？”

“小米粥，咸菜，还有一个鸡蛋。”

“鸡蛋你吃了没？”

“吃了。”

“骗人，”我说，“你肯定没吃。赶紧再煮一个，咱俩一人一个。”

秀兰笑着骂了我一句“德行”，转身进了厨房。我听见灶火的声音，听见锅铲碰到铁锅的声音，听见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这些声音我以前从来听不见，因为它们总在我出门之后才响起。

不打工的日子，日子突然变得慢了。

以前在工地上，时间是按小时算的，一天恨不得掰成两半用。现在时间是按天算的，甚至是按晌算的，一上午慢悠悠地就过去了。

我开始学着跟秀兰一起去菜市场。以前我最烦去菜市场，觉得那是女人才去的地方。现在我发现，早上的菜市场还挺有意思的。卖豆腐的老刘头会多给一块，买葱的时候捆得松松的，一看就不是拿秤称出来的。秀兰跟每个摊主都认识，一路走过去，一路打招呼，手里提着篮子，篮子里装着青菜、豆腐、一块五花肉，还有两根葱。

回来的时候，她走前面，我走后面。她嫌我走得慢，我说你急啥，又不上班。她回过头来瞪我一眼，但脚步却放慢了下来。

有一天下午，我在院子里侍弄那几盆花。说是花，其实就是些好养活的，吊兰、仙人掌、太阳花，都是秀兰种的。我蹲在那里拔草，拔了半天发现拔错了，把一棵太阳花当草拔了，根都扯断了。秀兰看见了，骂我是个“废物”，然后心疼地把那棵太阳花又栽了回去，浇了水，嘴里念叨着“不知道能不能活”。

我看着她在阳光下忙碌的背影，忽然有点恍惚。

这个女人跟了我三十多年了。嫁给我的时候，我穷得叮当响，彩礼就给了八百块钱，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给她买。她跟着我，种地、喂猪、带孩子，后来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她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娘，伺候老人，拉扯孩子，没有过一句怨言。

我亏欠她太多了。

以前我总想着，等挣够了钱，带她去北京看看，爬爬长城，逛逛故宫。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长城没爬成，故宫没逛成，钱也没挣够。现在我明白了，不是钱挣不够，是时间不等人。我们都五十七了，再过几年就走不动了，那时候就算有钱，又有什么用？

我把这个想法跟秀兰说了，问她想不想出去玩一趟。

秀兰想了想说：“去啥北京，太远了，费钱。”

“那去近点的。”

“近点的也没啥好玩的，”她说，“你要是有心，带我去县城吃碗羊肉泡馍就行。”

县城，羊肉泡馍，这就是她跟我过了三十多年之后，唯一想要的东西。

我心里酸得不行，但脸上没露出来。我说行，明天就去。

第二天我们真的去了县城，坐了四十分钟的班车，在县城的新华书店旁边找到一家老字号羊肉泡馍馆。我们要了两碗，多加肉，又点了一盘凉拌黄瓜。秀兰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掰着馍，馍掰得很小，泡在汤里慢慢吃，吃了一个多小时。

吃完出来，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忽然说：“老周，你说要是咱俩三十年前就来吃这一碗，会不会比现在更好吃？”

我想了想说：“那时候穷，吃不起。”

“就是啊，”她叹了口气，“人这一辈子，啥时候吃啥东西，都是有定数的。早了吃不起，晚了吃不动，正好赶上能吃得起又吃得动的时候，就那么几年。”

我不知道她是在说羊肉泡馍，还是在说别的什么。但我突然觉得，她比我明白多了。

回到家之后，我把存折仔细收好，放在柜子最里层的铁盒子里。十六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我和秀兰省着点花，再有几亩地和院子里的菜，应该够用到老。真要是遇到大病大灾的，那就再说吧，反正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

这大半辈子，我一直在往前赶，赶着挣钱，赶着还账，赶着给儿子娶媳妇，赶着给自己攒养老钱。赶到最后发现，那个一直在赶路的人，已经把自己赶成了一身伤。

五十七岁，存了十六万，退休。

这个决定我做了一个月。接下来的日子，我要慢慢地过。早上睡到自然醒，白天种种菜、遛遛弯、跟秀兰拌拌嘴，晚上看看电视。逢年过节，给孙子包个红包，给儿子儿媳做顿好的。

我没有什么大志向，也不想发财了。

这辈子砌过的砖够多了，剩下的日子，我想给自己砌一面墙，不是为了挡风遮雨，是为了把那些最好的东西，都留在墙里面。

比如今天早上秀兰煎的那个荷包蛋，蛋黄是溏心的，咬一口淌一嘴。

比如昨天下午孙子在电话里喊的那声“爷爷”，奶声奶气的，喊得我心里直冒泡。

比如前天晚上下雨，雨打在院子里的太阳花上，啪啪啪的，像一首老歌。

这些，才是我下半辈子该砌的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