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远山，当了五年兵。
退伍那天，我穿着卸了军衔的作训服，背着行李袋，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回到县城。一下车，我就给对象周敏发了消息：“我到了。”
她回：“老地方见。”
老地方是县城河边的那家奶茶店。我们恋爱三年，每次见面都约在那里。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她扎着马尾，穿着白裙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我心想，这辈子就是她了。
当兵这五年，我每个月津贴大半都打给她。她说想买手机，我打钱。她说她妈生病，我打钱。她说想开店，我把攒了三年的退伍费提前取了两万给她。
战友劝我：“你俩又没领证，钱别给太多。”
我说：“她等我五年，这点钱算什么。”
我提着行李袋走进奶茶店的时候，周敏已经在了。她对面坐着一个陌生男人，穿着西装，头发梳得锃亮，手边放着一把奔驰车钥匙。
我的心沉了一下。
“远山，坐。”周敏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语气平静得像在叫一个普通朋友。
我放下行李袋，坐下了。
“这是王总，”她介绍那个男人，“做建材生意的。”
王总冲我笑了笑，露出几颗金灿灿的牙。
我看着周敏，等她往下说。
她低头搅了搅奶茶，然后抬起头，眼睛看着我，像是背了很久的台词：“远山，我们退婚吧。彩礼我退你一半，这两年你打给我的钱，算我借的，以后还。”
五年。
我等了她五年。
在部队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看她的照片。高原驻训零下二十度，我把她的名字写在内衬上。比武拿了第一，我想的是回去能让她脸上有光。我甚至想好了，退伍就结婚，在县城买套房，生两个孩子，老大叫什么名字我都想好了。
“为什么？”我问。声音比我预想的平静。
周敏看了王总一眼。王总端起奶茶喝了一口，表情很悠闲，像在看一场跟自己无关的戏。
“远山，人往高处走，”周敏说，“你退伍回来能干什么？当保安？送外卖？我等不起了。”
她说“等不起了”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愧疚，只有不耐烦。好像这五年不是我在等，而是她在等。好像那个每个月盼着电话、数着日子的人是她。
“退一半彩礼？”我说。
“对。”
我没再看她。我拿起行李袋，站起来。
“远山——”她叫了我一声。
我没回头。
走出奶茶店的时候，阳光刺得眼睛疼。我站在路边，深呼吸了三次，把胸口那股气硬压了下去。没吵，没闹，没有砸东西，没有质问那个王总。
吵什么呢？人心走了，吵赢了又能怎样。
我回了老家。我妈在村口等我，一见面就红了眼眶。她大概已经听说了。村子小，什么事都传得快。
“妈，没事。”我说。
“远山，那个周敏太过分了，这五年你——”
“妈，我说了没事。”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手机偶尔响，是战友发来的消息，问我婚礼什么时候办。我一个都没回。
第四天，我起来了。给我爸上了坟，把院子扫了，屋顶漏的瓦也补了。我妈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想说又不敢说。
我知道她想问什么。但我不想提。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去镇上找活干，搬砖、扛水泥，一天一百二，日结。包工头老刘说我干活利索，让我明天继续来。
我以为生活就是这样了。退伍，被退婚，然后像所有人一样，在工地上慢慢磨成一个沉默的中年人。
直到第十五天。
那天下午我正在工地上搬钢筋，一辆军用吉普直接开到了工地门口。车上下来三个人，全是便装，但看那个站姿和走路的样子，一眼就知道是军人。
领头的那个人四十来岁，四方脸，眼神很锐利。他扫了一眼工地，目光落在我身上。
“赵远山？”他问。
我把钢筋放下：“是我。”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红本，在我面前晃了一下。我没看清是什么证件，但看清了上面的国徽。
“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
“武装部。”
我以为是我档案出了什么问题，拍了拍身上的灰，上了车。上车的时候，我看见路边停着另一辆车，车上坐着两个没下来的人，腰板挺得笔直。
车开了。我扭头看了一眼工地，老刘正一脸纳闷地站在原地。
到了武装部，他们没把我带去大厅，而是带进了后院的一间办公室。门一关，那个四方脸让我坐下，递给我一瓶水。
“赵远山，西部军区某部侦察连，上士，今年九月退伍。”他翻着一个文件夹，“服役期间获得过两次三等功，一次集团军比武侦察专业第二名，擅长狙击、格斗、跳伞，精通无人机操控。”
“是。”我说。
他合上文件夹，看着我。
“有个任务，需要你。”
我愣了一下：“我退伍了。”
“所以这次不是命令，是邀请。”他盯着我的眼睛，“但我觉得，你会来。”
窗外阳光很烈。我握着那瓶水，没拧开。
他又说了一句话。
“这件事，整个军区挑了三个人，你是其中一个。”
我的手微微收紧了。
“什么人？”我问。
他没回答，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推到桌子对面。
我低头看了一眼，瞳孔猛地一缩。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周敏要退婚，为什么王总的奶茶那么好喝。也忽然明白，为什么那天走出奶茶店，我没有回头。
因为有些东西比爱情更重。有些东西，值得我用命去换。
“我干。”我说。
赵远山当时并不知道，这张照片后面还写着一行字：“任务代号：归途。”
那也是他接下来十年，回家最远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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