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墓比国君的墓大,这件事在西周那个年代,不是荣耀,是死罪。

1993年,山西曲沃北赵村,考古队清理一座西周贵族女性的墓室时,数据出来的那一刻,在场的人沉默了。

这座被编号M63的墓葬,南北总长35米,是整片晋侯家族墓地19座大墓里面积最大的一座。

东侧的丈夫晋穆侯躺在甲字形单墓道里,她的墓却是规格更高的中字形双墓道。

整个墓地,只有她一个人是双墓道。

出土文物4280件,其中玉器超过800件。

而赫赫有名的商代王后妇好墓,玉器不过755件,已让世人叹为观止。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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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刚开始清理这片墓地时,M63的身份预设很简单:次室夫人,地位稍低,陪葬品应当简陋。

现实完全相反。

棺椁打开,玉器铺天盖地。

考古人员从遗骸所在位置一件一件捡拾,清点到最后,仅一套从颈部悬至脚踝的玉组佩,就由204件各色玉饰串联而成,其中单是代表身份等级的玉璜,就有45件。

你可能不清楚45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同在这片墓地,晋穆侯本人的玉璜只有2件。

另一位正室夫人M62的玉璜也只有2件。

墓地里其他几位晋侯夫人的玉组佩,多的有六璜,少的四璜,没有一个超过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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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件,是其他人的七倍到二十倍之间。

这套玉组佩复原总长约158厘米,横跨整个人体。

有学者据此推测,墓主身高至少在175厘米以上,在西周属于极为少见的高挑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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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的还在后头。

M63墓中出土了12件玉戈。

玉戈不是装饰品,是军权的象征,是诸侯号令兵马时才有资格持有的器物。

在那个礼乐森严的年代,一件玉戈出现在女性墓葬中,就已经是讨论的话题。

12件。

还有一件圆雕玉鼓。

鼓在周代代表调兵遣将之权,通常只在真正握有兵权的人手边出现。

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这位晋穆侯夫人曾经参与过战争或军事决策。

那这些东西在她墓里做什么?

学界至今没有统一答案。

有人认为是母家的政治背景赋予了她超常的陪葬待遇;也有人认为这批重器是下葬时特意加进去的,代表的是儿子的权力,不是她本人的权力。

这是关于这座墓的第一层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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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里还埋着一批来历更古老的东西。

在出土的800多件玉器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若干商代遗玉。

商朝在西周建立前三百余年已经灭亡。

这些商代玉器,是周灭商之后,周王室将战利品和赏赐分给晋国国君先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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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人传下来,最终作为珍宝陪葬在这个女人的墓里。

其中一件商代圆雕玉鸮,风格与妇好墓出土的玉鸮极为相近,雕工之精在西周墓葬中属于罕见。

还有一件商代玉人,圆雕人形,长脸宽颌,头顶发式为一对螺旋高耸的犄角形,腰侧悬一龙形器。

这类人形玉器在商代通常属于最高祭祀等级的礼器。

换句话说,这个女人的陪葬品里,不仅有当时最顶级的西周玉器,还有比西周更古老三百年的商代神器。

她的墓,像一个跨越了两个朝代的珍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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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她是谁,学界一直有三种声音,吵到今天还没停。

第一种声音的代表是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

墓中出土了两件青铜壶,壶颈内壁铸有9字铭文:杨姞乍羞醴壶永宝用。

李学勤据此认定,墓主就是杨姞,来自姬姓杨国的女子。

两周时期贵族女子的称谓规则,通常以母国国名加父家姓氏合称,杨姞意为杨国国君之女,姞是杨国的姓氏。

依此推断,她是周天子同族的姬姓分支,母家地位可能远高于晋国本身,这解释了为何下葬规格如此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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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声音来自北京大学教授孙庆伟等人。

他们认为,那两件铜壶未必是她自己的器物,而是下葬时其他国君前来吊唁时带来的赙赗类似今天的奠仪,朋友带着礼物参加葬礼,礼物随之一起入土。

依这种看法,墓主应当是晋穆侯从齐国迎娶的姜姓夫人,同时也是传世铜器晋姜鼎的主人晋姜。

第三种声音,影响同样不小。

孙庆伟等人研究了M63下葬时间晚于晋穆侯的特点,结合史料推演,认为这位女性极有可能是第十一代晋国国君晋文侯的生母。

这个推断,牵出了一段改写历史走向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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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西周都城镐京,周幽王被杀,西周正式灭亡。

这之后出现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二王并立周平王和周携王同时称王,彼此对立长达十年。

晋国当时的国君,正是晋文侯。

晋文侯联合郑武公、秦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平王东迁,东周由此开始。

之后晋文侯又出兵杀掉周携王,终结了十年的双王割据,彻底稳住了周王室的局面。

周平王为此专门颁发了《文侯之命》,这是晋国建国以来第二次得到周天子正式嘉奖的大事。

晋文侯在位35年,权倾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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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据此推断:如果M63的墓主是晋文侯的生母,那么她下葬的年代与葬礼规格,就都能说通了。

母亲早于自己去世,儿子后来大权在握,完全有能力、有动机,动用举国资源替她补办一场超越礼制的葬礼,彰显孝道,也彰显实力。

母以子贵这四个字,在西周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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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说那套玉组佩。

它的结构是三列并排,中列有玉璜19件、玉珩3件、玉雁2件,左右两列各13件玉璜,上部由玉管、玛瑙管、绿松石珠串联,最下端是两件圆雕玉雁。

整体工艺使用西周特有的双勾技法,纹饰包括龙纹、鸟纹和人龙合体纹。

龙与鸟的纹路切入玉面一侧陡峭、一侧平缓,在高硬度的玉石表面切出立体感,每毫米并列五六条阴线,工时之消耗难以估量。

矿物分析显示,这批玉料大量来自新疆和田地区,距晋国都城直线距离超过3000公里。

西周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商队靠骆驼穿越戈壁,将原石运回中原,再经工匠数年打磨。

这一套204件的成品,背后是多少人力和时间的叠加,没有精确数字,但任何一个了解古代地理的人都清楚,那不是小数目。

这套组佩,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全国同类禁止出境文物共不过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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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细节是:这套长158厘米的玉组佩,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法穿戴行走。

有专家提出,墓主生前或许收藏了数套规模较小的玉组佩,入葬时由家人将这些分散的组佩重新串联,合为一套。

这个解释从侧面说明了一件事:她对玉有异乎寻常的痴迷,珍藏之多,超过了同时代任何已知的女性贵族。

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她是一个政治符号,不如说她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在那个礼制森严的时代里,用一种独属于自己的方式收藏美玉留下了个人意志痕迹的女性。

那套玉组佩里的每一件璜,都是她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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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发现最终改写了一段历史记录的空白。

司马迁写《史记》时,晋国早期国君的世系记载存在多处时间缺口。

1993年发掘结束后,从晋侯墓地出土的带铭文青铜器,将晋国前九代诸侯的传承名单完整拼接了出来,补上了《史记》留下的年代空白。

这批实物考证资料,被列入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那片麦田里埋着的,不只是一个女人和她的玉器。

是一段没有文字记录留存下来的历史,等着铜和石头替她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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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过去,她的名字、她的容貌、她的性格,全部消散在积水和泥土里。

现在留下的,只有那45件玉璜,和学者们争了三十多年还没争出结论的身份谜团。

她究竟是杨国的姞姓女子,还是从齐国嫁来的晋姜,还是晋文侯为之倾国操办葬礼的生母?

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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