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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公园大道的沃尔多夫酒店。这座具有艺术风格装饰的摩天楼自1931年开业以来，就是纽约权力游戏的舞台。赫伯特·胡佛在这里起草过演讲，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这里度过晚年，英国女王每次访美都要在此下榻。
但对唐纳德·特朗普来说，沃尔多夫的意义更直接：它的宴会厅和会议室是纽约地产界签署最大交易的地方。
此刻，他正坐在三楼一间镶着胡桃木护墙板的会议室里，面前是一张足以坐下二十人的长桌。长桌的另一端，坐着五个从费城赶来的男人。为首的是约翰·H·安德森，宾州中央铁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他五十七岁，头发灰白。在他两边，坐着公司的财务总监、法律顾问、不动产部经理，以及一位年轻的助理律师。
唐纳德这边只有他和集团的律师欧文·L·沃克斯曼两个人。沃克斯曼六十多岁，曾为父亲弗雷德·特朗普服务了二十多年，处理过数千份租约和合同。但此刻，这位老律师的眉头紧锁。他不太喜欢目前的局势——五个对二个，对面还坐着一位明显不想交朋友的高级副总裁。
桌上，唐纳德带来的效果图卷筒放在中间，埃迪·巴雷特的设计图卷在里面。
“特朗普先生，”安德森开口了，声音低沉，带着费城口音里那种特有的鼻腔共鸣，“我们不是来喝茶的。公司在今年六月申请了破产保护，你知道。法官给了我们十八个月的时间来重组资产。西区的那一百英亩铁路站场，是我们手里最值钱的不动产之一。我们需要现金，而且现在就需要。”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翻开，推过桌面。“6200万美元，这是我们对那块地的估值。付款条件：2000万首期款，在区划变更之前支付。剩下的4200万在土地过户时结清。”
唐纳德没有看那份文件。他已经从科恩那里拿到了宾州中央铁路的资产负债表——或者说，他们在破产申请中向法庭提交的那份。数字他早就背下来了。
“安德森先生，”他说，“2000万首期款，在区划变更之前支付。这意味着我的钱要放在一个尚未获得任何政府批准的土地上，可能一放就是两年，这笔钱不会产生任何回报。与此同时，我还要支付法律费用、咨询费用、公关费用，去推动那个区划变更。”
安德森面无表情。“那是你的风险。”
“不，”唐纳德身体前倾，把双手放在桌面上，手指交叉，“那是我们共同的风险。但如果换一种结构，我们可以把风险变成机会。”他侧头看了一眼沃克斯曼，老律师微微点头。
唐纳德从自己的文件袋里抽出一张纸，那是他亲手写的提案要点。“我的方案是：500万美元不可退还的定金，换取对西区铁路站场的独家开发权，期限十八个月。在这十八个月里，我负责推动区划变更、完成所有必要的审批、与社区委员会谈判、获得建筑许可。一旦所有审批通过，我支付剩下的5700万。如果十八个月后审批失败，你们保留500万定金，土地重新回到市场。”
会议室里安静了。财务总监摘下眼镜开始擦拭，法律顾问把钢笔放在笔记本旁边，发出轻轻的一声响。
年轻的助理律师忍不住开口了：“特朗普先生，500万连我们估值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且独家开发权意味着这十八个月里我们不能接触其他买家。如果审批失败，我们不仅损失了时间，还损失了市场机会。”
唐纳德转向他，微笑。“你叫什么名字？”
“迈克尔·斯坦利，先生。”
“斯坦利先生，你是律师，你应该知道：一块没有开发许可的铁路站场，在市场上的价值是多少？不是6200万，是它作为一块废弃工业用地的价值——大概每平方英尺两三美元，折合不到2000万。你们在估值中放进去的那4000多万溢价，是基于‘如果它能被开发’这个假设。而我在做的事情——推动区划变更、做效果图、跑市政厅——恰恰是在把这个假设变成现实。否则你们的溢价不可能实现。”
安德森举起一只手，制止了年轻律师的进一步反驳。他看着唐纳德，目光里有了一种新的东西——不是尊重，而是测量，像是在计算对手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