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坐在空调房里避暑，耳边却时常响起儿时夏天的叫卖声——“冰棒——哪七！”因老清江人前后舌音弄不清，“哪七”本是“拿吃”之意，这四个字总是前面两字拖得长，后面两字短促。在那个物资并不富裕的年代，这却是整个夏日里最美妙的声音。每当炎炎烈日，一听到家前屋后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总是按捺不住心头的躁动，悄悄从储蓄罐里掏出一枚硬币，攥在手心里奔跑出去。
那时的冰棒没有花哨的包装，木箱子纹理斑驳，箱子上的“棒冰”二字是用红漆写的，汁水淋漓地从每一笔笔画上淌下来。卖冰棒的大婶戴一顶破了边的草帽，骑着一辆破旧的“铁驴”自行车，后车架上捆着一个白里透黑的木箱。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掀开木箱子，再将一层层棉絮揭开，丝丝缕缕的凉气便冒了出来，仿佛暑气都在那一刻消散了一半。三分钱一根的纯冰棒、四分钱的赤豆冰棒、五分钱的奶油冰棒，价格虽不敢说门清，却总在心里记着一本小小的账。
最奢侈的时刻，莫过于小心翼翼地撕开那层滑溜的包装纸，赤豆冰棒上顶着一小撮甜蜜的红豆粒，泛着轻烟般的凉雾。舍不得大口咬，一下下舔着，一口口吮着，清凉从舌尖缓缓滑到肠胃，再蔓延到脚底，暑热顿时像被谁抽走了一般。有时贪婪地咬下一口，红豆粒在牙缝间游走，那种满足感，岂是今天超市冰柜里琳琅满目的雪糕能够比拟的。有时几个孩子凑在一起，你一口我一口，一根冰棒转着圈吃，甜味传到嘴边，笑意挂在眉梢。
吃完了冰棒，最爱去的地方便是花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花街，是清江浦饮食业最集中的地方，东大街300多米长的街道连着安澜门外不到100米长的花街，饭馆林立，人声鼎沸。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花街最难忘的，是那些梧桐树。满街上都是高大茂密的法国梧桐，它们长了几十年之久，就像一把把硕大碧绿的伞，一年四季为那些老房子遮风挡雨。赤日炎炎的夏日，阳光斑驳地洒在青石板路上，树下摆着老秤店、五金店、烟酒店，老板们搬出小马扎坐在门口，摇着蒲扇聊天，有时还会塞给路过的孩子一颗水果糖。
傍晚的花街最是热闹。里运河边的暑气渐渐退去，南来北往的货船在河道里缓缓穿行，岸边的人们在河里游泳、淘米、洗菜、洗衣服。天色暗下来时，家家户户把竹凉床搬到街边，孩子们躺在凉床上数星星，大人们摇着扇子说些听不懂的闲话。梧桐树的影子落在灰墙黑瓦上，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一切都慢得不像话。那样的夏夜，没有手机，没有空调，邻里之间的温情却像里运河的水一样，永远流淌在心上。
那时的人们似乎不那么着急——不像今天的中年人，急着还房贷，急着赶业绩，急着把日子过成一种疲于奔命的消耗。那个年代的老淮阴人，骨子里有一种从容。老虎灶从早到晚炉火熊熊，屋里弥漫着水汽雾气，一分钱一瓶开水，邻里们提着热水瓶排着队，顺便聊几句家常。卖棒冰的吆喝声里没有催促的味道，卖香干臭干的小贩也不会因为生意清淡而焦虑。花街上的老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旧门板上刷着深红色的油漆，屋檐下挂着布招牌，风吹过来轻轻晃动。梧桐树见证了这一切——不求回报，只懂得给予和遮凉。
如今的花街，青石板依然光滑，梧桐树依然高大，但街边多了文创店、糖水铺和咖啡厅。里运河水照旧流淌，大闸口的风仍会吹过，可走在花街上的70后，已经白发渐生，步履渐沉。偶尔独自回去看看，老店关的关拆的拆，认得的人越来越少，树却还是那些树，叶子还是那样绿。
人到中年，我们常常怀念那根三分钱的冰棒——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吃，而是怀念那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攥着一枚硬币奔跑在烈日下的少年，巷口卖棒冰的吆喝声像信号弹一样划过长空，花街梧桐树下乘凉的人还没散尽，炉子里飘出饭菜的香味。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是“岁月静好”，现在却明白了，真正的静好，不是得到多少，而是每一样小小的快乐都来得那么简单，那么纯粹，那么容易让人心满意足。
时光缱绻，流年碎影。中年的我们，回望七八十年代的老淮阴，回望自己的童年，就像隔着里运河的晨雾看对岸——朦朦胧胧，却是心底最柔软的方向。那些夏日的人间烟火，那些质朴的老物件，那些不求回报的给予和接纳，早已融进了骨血里，成了我们面对繁华浮躁时，最朴素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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