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被法律看见，需靠布帘保护”|跨性别人群急诊室自述|医生|布帘|急诊室|护士|重症患者

程弋在讲述自己那段灾难性的急诊经历时，全程都攥着手中的矿泉水瓶，瓶身被她捏得嘎嘎作响。

“那一整晚我都在祈祷同一件事。”她的嗓子沙哑，眼眶泛红，“我在祈祷那块隔帘千万不要被人整个掀开。”

她顿了顿，双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帘子的轮廓。

“就是急诊室床与床之间挂着的那种廉价蓝色布帘，轻飘飘的，风一吹就晃。你掀开它毫不费力。但在那个凌晨两点钟，它成了我的命。”

01 “我本想轻描淡写地说，我说不出口。”

事情发生在去年九月。程弋从国外做完性别重置手术后不久，术后并发症如期而至。

排尿剧痛，高烧不退，伤口渗出的血水把睡裤裆部洇湿了一大片。程弋在家熬了一个白天，直到傍晚才发现自己连水杯都端不稳了——手抖得厉害，倒水洒了一桌。

“我当时就想，完了，这回真扛不住了。”她说。

她是被闺蜜硬拽去医院的。闺蜜叫了辆网约车，程弋裹着件厚外套——术后她一直怕冷，九月的夜晚也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你知道吗，跨性别女性去医院最怕的是什么？”她忽然问我。没等我回答，自己说了，“不是怕疼，是怕解释。”

在去急诊的路上，程弋反复在脑海中排练如何跟医生说明情况。

“我想过轻描淡写地说——就说做了个妇科手术，术后感染了。”她苦笑，“但是我的身份证上性别还是男，病历本上写的也是男。你说一个‘男的’做了妇科手术，你让医生怎么想？”

程弋说，她特别羡慕那些顺性别的女性。

“她们走进急诊室，医生一看——女性，腹痛，大概率就是妇科问题，自然的流程就走了下去。我呢？我走不进去。急诊室的门就在那儿敞开着，但我感觉自己面前有一堵透明的墙。不是因为谁拦着我，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说第一句话。我说我是跨性别？医生听过这个词吗？他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要不要从头给他解释一遍我的身体结构？我从哪里开始说？”

医保系统里没有跨性别这个选项，病历系统里也没有。医生的教科书里没有，护士的培训手册里也没有。

在全世界的医疗机构里，跨性别者就像幽灵一样站在法律和制度的夹缝中。你存在，但系统不认你。

02 “他们慌了，就像按错了一个按钮不知道该怎么关。”

程弋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急诊室。

预检台前，护士扫了一眼她递过去的身份证，又扫了一眼她的人。“什么情况？”护士问。

程弋深吸了一口气，把憋了一路的话倒了出来：“我做过性别重置手术，现在是术后并发症，可能尿路感染，在那边，就是新阴道区域。”

她说完之后，急诊预检台安静了大概两秒钟。

那两秒钟格外漫长。

然后护士抬头看了她一眼，又看了一眼身后的诊室，语气突然变得飘忽：“你等一下吧，我去问一下医生。”

程弋说，她最怕的就是这个“我去问一下”。

不是因为护士去了，而是因为她走后，所有的人——排队的患者、旁边的保安、隔壁窗口的医护人员——都会用那种目光看着她。那种目光她很熟悉。不是恶意，也不是敌意，是那种“你到底算什么”的神情，明明白白写在每个人的眼睛里。

护士很快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医生。医生手里拿着她的身份证，反复看了看，像是在确认什么。

“你这个……我们不太清楚怎么处理。”医生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急诊室那种嘈杂的环境里，依然有不少人能听见。“你要不要……去别的医院看看？”

程弋说，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的血都冷了。

“你们急诊，不就是处理紧急情况的地方吗？”她的声音开始发抖，“我现在发着烧，下面在出血，你们让我‘去别的医院看看’？去哪儿？你们倒是告诉我应该去哪儿啊？”

也许是看她烧得太厉害，也许是闺蜜在旁边坚持，医生最终松了口。他摆了摆手，示意她跟过去，把她带进旁边的分诊室，然后又叫来了另一个医生。第二个医生来了又叫第三个，最后急诊室里站了好几个白大褂，他们在程弋面前低声讨论着什么，不时用余光瞟她一眼。

程弋说，那一幕她记了很久。

“他们围在一起，我隔着四五米远，隐约能听见一些词——‘术后’、‘人工’、‘不算’——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正面跟我说句话。他们不看我。他们看着彼此，好像我不在现场一样。那种感觉太可怕了。你可以骂我，你可以拒绝我，但请你看着我。我就在这儿啊，我长这么大一个人，就站在这儿。”

将近二十分钟后，一个主治医生走过来，终于给了她一个说法：“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们这边经验有限，但我们先给你做一下基础检查，把烧降下来再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微妙的歉意。好像他在帮忙，而不是在履行职责。

程弋后来翻查过跨性别医疗相关数据。根据美国全国跨性别平等中心曾发布的一份报告，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跨性别者在就医时遭遇过不尊重对待；在欧洲，近一半的跨性别者不敢在就诊时公开自己的性别身份。而在中国，没有专门的统计，一切都被掩埋在沉默之下。

03 “急诊室的隔帘很薄，但那是我们与整个世界最后的物理屏障。”

上半夜，程弋被安排在急诊留观区的角落床位。

护士给她的床位拉上了蓝色的隔帘——那种医院随处可见的布帘子，薄薄一层，勉强能挡住视线。

但程弋说，那是她那一整晚唯一感到安全的时刻。

“那块布很薄，你从帘子外面透过光，甚至能模模糊糊看到里面人的轮廓。”她说，声音很低，“但就是那层薄薄的布，让我敢把外套拉链拉开，敢把湿透的裤子换掉，敢让护士给我量血压、量体温。没有那层布，我做不到。你让我在一个全开放的空间里，随时可能有人走过来掀开帘子，把我最私密的痛苦暴露给别人看——我做不到。我宁愿死。”

她几乎是用了极其郑重的语气说出这句话的。

“你知道吗，那层布帘就是我的全部保护。它不是铜墙铁壁，它挡不住任何人。但它在医院的规定里意味着隐私保护——护士会帮你拉上，别人不应该随便掀开。只要这层帘子拉上了，我就可以告诉自己：这是我的空间。你知道吗，在我们这类人的人生里，我们很少有东西是属于自己的。我们的名字不属于我们，我们的身体不属于我们，我们的性别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也不属于我们。但那一小块被蓝色布帘围起来的地方，在那一夜，是属于我的。”

程弋说，全世界所有受过伤的跨性别者都懂那种感觉。

不是在柜子里，不是在社会歧视里，不是被父母不认可——那种痛她早就麻木了。真正让她崩溃的，是那次急诊中那些没有被明确拒绝、也从未被真正接纳的瞬间。

那是一张无形的、由冷漠和回避编织成的网。

“跨性别女性在一生中很少能享受到顺性别女性在急诊室里那种‘被默认属于这里’的安全感。”她说，声音开始颤抖，“所以你只能把那层廉价的布帘当成自己的城堡。”

04 “我原以为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那一夜，程弋高烧不退，一个人在隔帘里反复看手机。她怕自己万一昏过去没人知道，怕这块布被人掀开。

“我做手术之前想过无数种可能。”她说，眼中闪着泪光。“想过术后感染，想过扩散，想过最坏的预后甚至想过截肢。但我从来没想过——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整个医院的人会像看外星人一样看我。”

她曾读过一篇报道：在爱尔兰某家医院，一位跨性别女性从德国做完手术后出现严重伤口感染，被转诊到急诊科。泌尿科说不是他们的范畴，妇科说这个手术不归他们管，整形外科也拒绝了。三个科室互相推诿了整整一夜。最后，医院让她在深夜、在自己又痛又在出血的情况下，自己去街头找另一家妇产医院。

“我当时想，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受这种罪。”程弋说，“全世界的跨性别者都在同样的急诊室隔帘后面，流着同样的血，流着同样的泪。”

05 “那天我终于知道，有比被拒绝更可怕的事——他们明知道你就在那儿，只是假装看不见你。”

凌晨三点钟，程弋的烧终于退了一些。但排尿的剧痛仍然让她没法入睡。

隔帘外面，急诊室的喧嚣依然没停。一个摔倒的老人在叫，一个醉酒的男人在大声嚷嚷，还有值班护士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哒哒”声。

程弋说，那一晚她忽然想到了一个词——隐形。

“不是真的看不见。是明明你在那张床上躺着，但整个制度都假装你不在。”

她讲起病历系统的事。

我问她出院后有没有拿到自己的病历。她说拿到了，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病历上关于她性别那栏写的还是“男”。她这次就诊的全部主诉，和“男”这个字没有任何关系——术后感染，新阴道区域出血——但系统把她锁在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分类里。

“所有的标准诊疗流程都预设你非男即女，而我恰好不属于任何一种。医学文献分男女，诊治指南分男女，保险目录也分男女。病房分男女，检查室分男女，甚至连术后镇痛泵的剂量表都是分男女的。”她说，“那跨性别者去哪儿？你告诉我我们该去哪儿？一个被切除了睾丸的人，你用药还参考男性剂量表？一个做过乳腺和胸腔形态重塑的人，你诊断还按照女性的内脏分布图来？”

在南欧的意大利，另一个相似的故事也曾被媒体披露：萨莱诺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一位跨性别女性在候诊床上躺了整整六天，只因为她拒绝被安排进男病房。她后来通过当地的跨性别协会告诉媒体：“把一位跨性别女性安置在男性病房，这不是空间分配，这是心理暴力。”

程弋说，看到那则新闻时她哭了。

“我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人在别处和我受着同样的罪。我很痛，我也很愤怒，但同时我感到了一点点释然——不是我疯了。是这个世界疯了。”

06 “保护我们的那层隔帘，就真的是那一层布。”

快天亮的时候，护工来给程弋量体温。

大概是接班的护士没交接清楚，护工低头看了眼病历牌，嘟囔了一句：“3床，男的，量血压。”

程弋说她愣了一秒钟——不是生气，是害怕。她怕护工拉开帘子的时候，会看到和她认知里的“男人”完全不符的一幕。她已经留长头发很久了，她怕别人看到这个“正在输液的男人”长着一张已经完全属于女人的脸。她怕他会困惑，会尴尬，会愤怒，会觉得被骗了。

护工掀开帘子的那一瞬间，程弋几乎本能地用手臂遮了一下自己的锁骨。

其实她的身体外面还穿着全套衣服。

“就是下意识的。”她苦笑，“你就是不想让人看到。不想让人看到你，更不想让人看到你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太复杂了，它在别人眼里不是一个人的身体，它是一个充满了迷惑和争议的东西，是某种需要被审判或者定义的东西。它不是一个身体。”

她停顿了很久，好像在犹豫该不该说这句话。

然后她说：“我那时候最大的庆幸是——至少我做完手术了，我的身体和我认同的方向一致了。但如果我是一个还没有条件做手术的跨性别者呢？如果我在急诊室的隔帘里被人掀开、看到的是我没有做任何手术的生理构造呢？我敢保证整个急诊室会在三秒之内炸掉。护士会惊呼，医生会不知所措，其他患者会用一种当我是‘变态’的目光看着我。那层帘子很可能救不了我。因为推开我这层帘子的那个人不一定会遵守‘保护病人隐私’的规定——他们只会喊一声‘这床怎么是个女的’。”

07 “医院是救命的地方，不是分男女的地方。”

清晨六点，第一缕光从急诊室的窗户透了进来。

程弋接到家里的来电，是父母打来的。

“我爸问我，‘儿子你在哪呢，昨晚上给你打电话你没接。’”她学着她父亲的语气说这句话。她没有解释——她的父母一直不知道她做了手术，还以为她只是去国外读书。“告诉他们我在急诊室他们就该担心坏了，如果再告诉他们我是以女儿的身份来的这家医院，我觉得我爸妈可能会疯掉。”

她说她撒谎了。

“我说我出差了在酒店，就是有点感冒。”

挂断电话之后，程弋攥着手机在隔帘里无声地哭了。

她忽然知道自己退烧之后只剩一件必须要做的事了——活下去。不是为了自己，是因为她必须要活到有一天，这里的所有医院、所有急诊室、所有医生和护士，都能不再用“我去问一下”来回应一个跨性别患者。

她要等到那一天到来。

“我快出院的时候，一个刚换班的年轻护士，也许是没看病历，自然地走到我的隔帘前，小声说了句‘姑娘，今天感觉怎么样’。我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不是因为她把我当成了一个普通的生病的人，而是因为整个夜晚，所有人都在回避‘保护我’这件事。而那些勇敢地拉开帘子的医护们，却不知道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需要治疗的伤口，还有我们心里所有关于恐惧、羞耻和多年积累起来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