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中国的历史纠葛绵延数千年之久。自古代起，日本便积极学习中国文化，从文字到制度，多有借鉴，获益匪浅。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日本从未正式纳入中国领土，却为何会有部分日本人冒出“日本是中国一个省”这样的说法？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为日本秋田县人。其年轻时从事记者工作，撰写政论文章。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他开始密切关注中国时局，并多次前往中国进行考察。1907年，他转行担任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讲师，后晋升为教授，并创立了声名远扬的京都学派。此人影响力广泛，不仅在日本，于中国史学界亦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不过，他的观点颇具争议，尤其是在战后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内藤为何会提出“日本是中国一个省”这一观点？这需从他的文化理论谈起。他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中心移动说”，该理论认为，中国文化并非局限于中原本土，而是如同波纹一般，自黄河流域向外扩散。最初扩展至长江流域，宋代之后，江南地区成为文化重心，而后继续向外延展。日本地处东亚边缘，吸纳了这些文化精华，进而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分支。
他于1914年所著的《中国论》中提及，从文化层面而言，日本可被视为中国十八省之一，甚至他还自称“日本省”。这并非阿谀奉承之辞，而是基于他的历史观：在中国文化走向衰落之后，日本继承了其活力，成为了东洋文化的代表。
实际上，这番言论并非仅仅体现纯粹的文化交流。内藤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彼时日本国力渐盛，野心亦随之膨胀。自记者时期起，他便鼓吹日本负有“天职”，要对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进行振兴。表面上，他承认日本文化属于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而实际上，这是为日本介入中国事务寻求托辞。
他认为，自宋代以降，中国便进入了衰落阶段，汉族民众活力匮乏，需要外来力量的刺激。在他看来，历史上蒙古、满族入主中原便是这种“刺激”的体现，而日本作为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同样具备“帮忙”的权利。
内藤的这一套逻辑，直接服务于日本的大陆政策。
内藤曾多次前往中国进行访问。1907年，他在东北地区发现了满文档案，并将其带回日本开展研究工作。他还曾向清廷建言，主张放弃新疆、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认为这些地区是清廷的负担，建议清廷集中力量加强海防建设。这一观点对清末的部分官员产生了影响，例如李鸿章在1874年商议海防事宜时，就持有类似的看法，随后转而筹建北洋水师。
内藤的相关言论传入中国后，使得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对边疆地区的价值产生质疑，这种情况在无形中造成了分裂的态势，为日本的扩张行径铺平了道路。他所提出的“日本省”论调，表面上看似是自我贬低，实际上却是在模糊中国的主权概念，暗示日本有资格对中国进行“指导”。
内藤的“文化中心移动说”进一步宣称，中华文明的中心已经转移至日本，自宋代以后中国便陷入了停滞状态。这一学说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观点，其中还掺杂着日本的优越意识以及对中国现实状况的蔑视。
战后，日本学者增渊龙夫等对他进行了批判，指出他忽略了中国的内在发展，其学说助长了军国主义的发展。
为什么内藤的说法在当时有市场？清末中国乱成一锅粥，知识界对自身主权完整性有疑虑。内藤的言论像种子，种进一些人心里。辛亥革命后，中国虽动荡，但没按他预言永久分裂。
相反，1949年后，边疆稳固，成了国家资源和防线重点。这直接打脸他的“边疆无用论”。内藤退休后，还抱病去伪满洲国推广观点，1934年出席日满文化协会会议。
他的理论表面恭维中国，内核是分裂工具。日本战败后，新一代史学家如野原四郎、增井经夫批他国家主义色彩浓厚，助长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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