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幸福娃
靖康元年冬，金兵第二次围住开封。
大宋的皇帝已经不是宋徽宗了，他在几个月前慌慌张张把皇位甩给了儿子赵桓，自己缩在宫里，什么都顾不上。满城的兵，满城的雪，整个汴梁都在等一个不知道会是什么的结果。
没有人注意到，宫城里有一批人正在做一件奇怪的事。
太清楼下，一群工匠围着几方刚刚刻好的石头，沉默地挖坑。石头是新的，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字，墨迹还没怎么沾过，拓片也没流出几张。现在，它们要被埋进土里。
这些石头，就是宋徽宗花了二十五年时间编出来的那套法帖的最终载体——《大观帖》的原石。
二十五年。
一个人的一生没有几个二十五年，一个皇帝的执政生涯更没有。从登基之初意气风发的少年天子，到如今国破在即的亡国之君，宋徽宗的这二十五年，几乎全部的人生重量都压在了这件事上：他要给书法造一座不会沉没的方舟。
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件事，总觉得不可思议。一个皇帝，在王朝最需要整军经武的时候，在北方强邻压境、内部民变四起的当口，他把自己锁在深宫里，对着历代书家的墨迹，一个字一个字地选，一幅一幅地定，然后让人摹到石头上，刻出来，印成帖。
这不是玩物丧志是什么？但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玩物丧志的人，有时候比励精图治的人走得更远。
书法是一门太脆弱的艺术。它不像建筑，石头垒起来能站几百年；不像青铜，埋进土里挖出来还是原来的样子。
书法的肉身是纸，是绢，是帛，这些东西怕火、怕水、怕虫蛀、怕兵荒马乱。一张王羲之的字，能传到你手里，中间要躲过多少劫难？战火一起，宫室一炬，多少真迹灰飞烟灭。
更要命的是，书法会走样。
真迹只有一件，学书的人千千万万，怎么看？只能靠摹本、临本、拓本。摹一遍走一点样，临一遍又走一点样，传个三五代，早就面目全非了。
你临的《兰亭序》，和王羲之当年在会稽山阴写的那张纸，可能已经隔了十万八千里，但你不知道，你还以为你在学王羲之。
这就是法度的流失。任何一个系统，小到一个人写字，大到一个文明运转，都必须靠法度来维持。
书法里的法度，就是笔法、结构、气韵的那套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度，书法就死了。不是没人写字了，而是写出来的东西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
宋徽宗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墨迹早晚会毁，法度口传心授早晚会断。唯一的办法，是把那些最好的、最可靠的、最接近真迹本来的样子的法书，用一种更坚固的媒介固定下来，让它变成一件可以对抗时间的东西。
把字刻在石头上，道理谁都懂。但宋徽宗做的事情，不是简单的刻石。他是在建立一个体系。
大观年间，他下令把内府收藏的历代名家法书拿出来，从仓颉到唐末，凡是有定论、有来历、有法度可循的精品，一律重新审定、重新编排、重新摹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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