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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是由上海市虹口区委宣传部、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中国建投集团建投书局、澎湃新闻共同打造，深耕在地文化的高品质阅读品牌。目前正在开展的第十四季读书会（2025年4月20日-2025年9月6日）以“岁时江南”为主题，从“四时天语、红妆千年、耕读传家、器藏万物、园冶天成、灯月双辉”六重视角，触摸江南生活里的时光暗涌，并尝试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找回那份与四时共呼吸的江南韵律。
“岁时江南”第二场，建投书局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民俗学家仲富兰，从民俗学前沿研究切入，通过对珍贵的历史文物、竹枝词与罕见的老照片的分析，还原江南婚俗的真实场景和独特魅力。他还将讲解江南婚俗背后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剖析其历史演变，以及对当代社会的深远影响，带领大家探秘千年红妆的世界，聆听吴侬软语背后的浪漫与深情，挖掘被岁月尘封的江南密码。
主讲人：仲富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两天我看了一段00后办婚礼的视频，发现他们只是朋友叫到家里来吃火锅当作婚宴，然后聚在一起打牌下棋。这让我感到了巨大的时代反差。在我们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尽管生活艰苦、物质匮乏，但婚礼也要办得像模像样。女子至少会做一件红棉袄，准备一个樟木箱，像模像样地把自己嫁出去。
这让我思考，大家是否还关注江南红妆这一题目，是否会认为这是过时的东西。不过我认为，不管社会怎么发展，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感情、相信爱、相信婚俗文化的传承。这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从无到有，最后又回归到无。既然如此，在有限的时光里，我们更要活得像个人，不能做出许多像动物一样的行为。而活得像个人的关键就在于文化传承。比如说办婚礼、丧礼，都要办得像个样子。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千百多年来江南的婚嫁习俗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三句话里说红妆
让我们从三则写爱情的名句开始。
首先来讲讲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古时女子婚嫁较早，卓文君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寡居后，她投奔到临邛（今四川邛崃）的富豪亲戚卓王孙家中暂住，随后在十七岁时遇见了司马相如。当时司马相如尚未创作《上林赋》等名篇，也未得汉武帝赏识，仍是个怀才不遇的文人。卓文君却为他所倾倒，不惜抛下富贵与他私奔。二人在临邛当垆卖酒为生，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堂堂富家千金竟亲自卖酒，连卓王孙都觉得有辱门风。但卓文君毅然选择追求真挚的爱情。
后来，司马相如因《子虚赋》《上林赋》得到皇帝重用，一度萌生纳妾之意。卓文君便写下《白头吟》，其中名句“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道出了她对爱情的坚守。最终司马相如被她的真情打动，二人重归于好。我们常讲的“白头偕老”，正是源自这段汉代的爱情佳话。
卓文君，仲富兰供图
然后我们来讲讲元好问的《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句诗作为描述轰轰烈烈爱情的名句，在后世广为流传，尤其在香港80年代后的影视剧和流行歌曲中被频繁引用。
元好问是金末元初的文学家，历史上曾为元世祖忽必烈效力，因此后世有些学者认为他是个谄媚的、没有骨气的人，对他的人品有所非议。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很有意思：元好问在赴试途中遇到一位猎人，猎人告诉他，自己射杀了一只大雁后，另一只幸存的大雁悲鸣不去，最终撞地殉情而死。这个永不分离的、生死相许的凄美故事深深打动了元好问，他买下这对大雁合葬于汾水之滨，并写下了这首《雁丘词》。
千古名句源于如此的巧合。有时候，文人不经意间就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句子。
元好问，仲富兰供图
接下来要说的第三句是：“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这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美好句子。这句话其实是当代网络创作的，讲述了一个青梅竹马的故事：在一个城市社区里，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孩女孩感情很好，但因为种种社会变迁，两家人不得不分开。分别时，女孩对男孩说：“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后来这句话在网上流传开来，衍生出各种结局：有人说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也有人说他们始终未能重逢。但无论如何，这句真挚的约定都让人铭记最初的那份美好。
二、红妆的隐喻和含义
从事民俗研究几十年，我一直在思考：民俗究竟是什么？它既非物质，却又依托于物质而存在；它包含着大量精神层面的内容。民俗既是可度量的物质载体，又是不可度量的精神传承，二者交融共生，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
具体到“红妆”一词，也蕴含着多重深刻含义：
第一层是物质层面的嫁妆与装扮。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女子十五岁及笄，出嫁时的红妆既是角色转变的标志，也象征着新家庭责任的开始。这包括具体的嫁妆物品和特定的新娘装扮。
第二层是精神层面的吉祥寓意。红色嫁衣和陪嫁物品都寄托着对美满婚姻的祝福。特别的是，嫁妆中常备有性教育图画，以含蓄的方式传递生育知识，这在古代是一种独特的性启蒙方式。
第三层是家族地位与财富的象征。大户人家通过“十里红妆”的壮观场面展示实力，无论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豪门嫁女，还是农村富户的婚嫁排场，红妆规模都直接反映着家族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第四层是承载文化传承与地域特色，也是地域文化的展示。例如，江南地区、北京地区的红妆文化尤为突出。
第五层是隐喻女性对爱情与婚姻的憧憬，承载着待嫁女子对未来的期盼与向往。这种具象化的情感表达，使红妆超越了物质层面，成为情感的重要象征。
总之，“红妆”在文化语境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它不仅仅指女子出嫁时的嫁妆，更代表着一种情感寄托和文化隐喻。它既有具体的物质形态，又承载着深厚的情感。
“红妆”一词，既承载着物质形态，也寄托了情感与精神追求。仲富兰供图
三、红妆溯源：历史长河中的江南婚俗流变
（一）人类早期婚姻流变
人类婚姻的本质，正如恩格斯所言，包含两个基本功能：一是繁衍后代，二是共同生活。这种需求最终演化为各具特色的婚俗文化。
从新疆博物馆藏的伏羲女娲图说起，这个兄妹成婚的神话反映了人类早期的婚姻形态。类似的女娲造人传说中，男女结合繁衍后代的情节，也体现了先民对婚姻的理解。
伏羲女娲图，仲富兰供图
这些是江南汉族的传说。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原文化，因为“江南”作为文化概念，是在东晋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从其走过的历程开始的。
人类婚姻形态经历了漫长演变：从原始的、和动物没什么区别的乱婚，到血缘婚（如兄妹婚），再到母系社会的“男到女家”（至今在云南某些地区仍有遗存），又到主次配偶制，最终形成主流的一夫一妻制。
历史上存在过多种特殊婚姻形式：如经济因素催生的“佃妻婚”、为亡者举办的“阴婚”，以及西藏部分地区残存的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制等。从现代视角看，基督教文化倡导的一夫一妻制因其与经济社会结构的适配性，成为主流的婚姻模式。这个演变过程折射出人类文明的进步轨迹。
（二）江南地区婚俗演变历程
江南婚俗的雏形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在唐宋时期逐渐兴盛，至明清时期形成规范体系，而到了近现代则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
1.先秦婚俗：三书六礼
先秦时期可视为江南婚俗的萌芽阶段。根据西周《仪礼•士昏礼》记载，当时已形成完整的“六礼”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与之配套的还有“三书”制度：聘书、礼书、迎亲书。这些规范奠定了中国传统婚俗的基本框架。
这一整套程序严格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具体而言，当男方家长相中某家女子后，需先请媒人正式提亲（纳采）；随后通过媒人获取女方姓名及生辰（问名）；经占卜确认八字相合后（纳吉），方可进入商议婚事的后续环节。
《礼记》，仲富兰供图
（三书六礼）这种严谨的婚聘制度和规范的礼仪程序，深刻体现了古代社会对婚姻的重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大量反映先秦婚俗的篇章，详细描述了女子出嫁前需占卜吉凶、男方驾车迎亲、女子携带嫁妆等场景。如《诗经·卫风·氓》就生动展现了当时的婚嫁习俗。由于地理环境差异，中原地区多用马车迎亲，而江南水乡则发展出独特的船轿迎亲方式。
江南地区的嫁妆除常见的首饰衣物外，早期还包括竹器、渔具等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活用品。“三书六礼”的婚姻制度保障了婚姻合法性和稳定性，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中国传统婚俗难以撼动的规范。
先秦时期还流传着许多婚姻传说。例如治水英雄大禹的故事，现今绍兴仍存有大禹陵。相传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正是因为其妻女贤惠持家，使他能安心治水。这个传说折射出当时人们对婚姻稳定的重视。
大禹与涂山女娇，仲富兰供图
牛郎织女的传说作为中国四大爱情传说之一，深刻体现了古人对自由婚姻的美好向往，同时也隐含着对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的反抗。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讲述了一位天上仙女（织女）与人间牛郎相爱，却因天规戒律被迫分离，只能在每年七夕相会一次。这个传说一方面是对封建社会的控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农耕社会中“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男子在外耕作，女子在家纺织、相夫教子，这是封建体制下的理想家庭典范。
牛郎织女，仲富兰供图
2.唐宋红妆繁盛
唐宋时期的民俗与先秦时代有很多不同的特点。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唐文多胡气”，西域胡风的融入使得许多宗教、图腾等原本神秘的事物逐渐世俗化、娱乐化。正如唐代文人将前朝志怪传奇中的神秘元素加以调整，使其更加丰满动人，影响了宋代话本小说的发展一样，唐宋婚俗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随着经济繁荣和社会变迁，门第观念日益强化，富裕阶层特别讲究“门当户对”，“虎女不嫁犬子”成为普遍观念，门第和彩礼得到重视，婚礼仪式也日趋隆重繁复。这种追求排场的风气与当今社会颇为相似，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呈现。
与此同时，（唐宋）这一时期的婚礼形式注重多种文化元素，“三书六礼”的婚聘体系得到进一步巩固，成为江南婚俗重要的骨骼、基本的部分。这套制度将“敬慎重诺”的文化基因深植民族血脉，强调婚姻不仅是契约，更是一种承诺。这样的承诺需要一定的仪式来匹配。就像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弄堂里，即便新人同住一个弄堂，新娘仍坚持要用轿车迎娶绕行，以彰显“明媒正娶”的体面，这种对仪式感的执着追求，在唐代就已表现得十分强烈。
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婚俗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早在唐代，东南财赋就已是大唐王朝的重要支柱，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特别是宋室南渡后，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这种经济繁荣直接反映在婚嫁习俗的演变上。
“十里红妆”的壮观场面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婚嫁规模和奢华程度显著提升。婚礼时辰选择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古人特意选在黄昏时分举行仪式，体现了“男子属阳，女子属阴”的阴阳调和思想。这一时期的婚礼仪式已发展得极为丰富，唐代婚礼中开始融入古乐表演、歌舞助兴等元素，宴席间更增添了诗词歌赋的雅趣，使整个婚礼过程充满了浪漫的文化气息。婚俗成为反映江南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
唐中宗嫁女时，十里红妆的迎亲队伍把整个长安城堵得水泄不通。皇室婚礼讲究“子卯不婚”——因子时属水，卯时属土，水土相克之时不宜成婚。这些宫廷礼俗往往很快就在民间流传开来，对市井婚俗产生深远影响。
唐中宗嫁女，仲富兰供图
唐代婚礼仪式中，帝后要对坐吃祭肉、共饮交杯酒。太平公主的婚礼轶事很生动：这位以大胆狂放著称的公主在新婚之夜，其五十岁的乳母卢氏竟在窗外“听墙角”。这种习俗源于古人对新婚夫妇缺乏性知识的担忧。
唐代流传着许多凄美的红妆故事。第一个是乐昌公主与徐德言“破镜重圆”的典故。乐昌公主是南朝陈国的皇室贵女，徐德言则是朝中一位普通官员，两人情深意笃。当隋文帝大军压境、陈国危在旦夕之际，徐德言预感国破家亡的厄运将至，便对妻子说：“国势将倾，大难临头，我们恐要分离。”说罢将一面铜镜破为两半，夫妻各执一半作为信物，约定日后若能重逢，必使破镜重圆。果然陈国不久便被隋朝所灭，夫妻离散。徐德言流落市井，以做小买卖为生；而贵为前朝公主的妻子也沦落民间。某日公主的旧仆在街市偶遇徐德言，认出那半面铜镜，最终促成这对患难夫妻重逢，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乐昌公主与徐德言破镜重圆，仲富兰供图
西厢记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有两个重要版本：最早由唐代文学家元稹创作的《莺莺传》较为简略，后经王实甫改编为《西厢记》，故事情节更加丰满曲折，人物形象也更为生动。
崔莺莺与张生，仲富兰供图
另一个著名的唐代爱情故事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宫廷之恋。这段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真挚感情，最终因唐玄宗沉迷享乐、荒废朝政而酿成安史之乱的悲剧。马嵬坡的生死离别，不仅是一段炽热爱情的终结，更折射出当时政治局势对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这些爱情故事之所以流传千古，正因为它们超越了单纯的儿女情长，成为反映社会现实与时代变迁的生动写照。
唐玄宗与杨贵妃，仲富兰供图
3.明清红妆爱情故事
明清时期的爱情故事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冯梦龙作为明代苏州著名文学家，在其《醒世恒言》中创作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就是典型代表。这个故事描绘了孙、徐、刘三家的婚姻纠葛。乔太守看似“乱点鸳鸯谱”的判决，实则成全了三对有情人，成就了美好的姻缘。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仲富兰供图
东晋时期干宝《搜神记》中仅用79字记载的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故事，经过唐宋文人的艺术加工，到明清时已发展成情节丰满的《梁祝》传说。这个凄美爱情故事通过“化蝶”的浪漫结局，强烈表达了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向往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梁山伯与祝英台，仲富兰供图
汤显祖的《牡丹亭》更是将这种反抗精神推向高潮，杜丽娘“为情而死，因情复生”的离奇经历，展现了追求爱情自由的极致勇气。
《牡丹亭》，仲富兰供图
明代画家沈周在《西湖竹枝词》中描绘的“妾在船头偷看郎”的生动场景，颇具江南特色，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渴望——在传统的婚姻制度下，连偷偷相望都显得如此珍贵。
沈周，仲富兰供图
以上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婚恋文化的概况。
4.近代以来：婚俗杂糅
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背景下，江南婚俗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独特风貌。这种交融体现在：一方面保留花轿等传统元素，另一方面又吸纳西式婚礼的形式。许多留洋归来的学子，虽倡导婚姻自由和思想解放，但回到家乡仍会穿上中式婚服，按传统礼仪操办酒宴，展现了文化转型时期的包容性特征。
崇敬爱慕之情
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下，江南地区涌现出许多反映时代特点的婚姻掌故和传说。比如孙中山与宋庆龄，尽管年龄悬殊且遭宋家反对，二人仍坚持在日本东京举行婚礼，彰显了爱情至上的理念。
宋庆龄和孙中山，仲富兰供图
浪漫与激情
徐志摩与陆小曼则是才子佳人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恋爱的典型。徐志摩在有妻子的情况下和陆小曼相爱的行为，也挑战了传统的婚姻道德观念。1926年他们的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为此当众训诫徐志摩，这一尴尬场面折射出传统道德观与西式婚恋观的激烈碰撞。正如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浪潮，民国时期也兴起了追求婚恋自由的风尚。
徐志摩与陆小曼，仲富兰供图
乱世下的多舛坎坷
而民国歌星“金嗓子”周璇曲折的感情经历——先后与绸布店少东、朱怀德及导演唐棣相恋同居，则展现了乱世中情感的多舛命运。民国时期盲目模仿西方浪漫主义的风气，导致了不少人生悲剧。
周璇，仲富兰供图
这些各具特色的婚姻故事，展现了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情感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四、红妆内涵：器物与仪式中的文化密码
“红妆”这一文化符号的深层内涵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阐释：
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器物象征。红妆作为婚礼中具体的物质载体，包括各类嫁妆物品，是婚俗文化最直观的体现。
其次是仪式层面的象征意义。从符号学角度看，民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仪式系统，红妆仪式中的每个环节都蕴含着“能指”与“所指”的深层关联。千年红妆之所以延续至今，正因为其仪式背后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密码。
第三是吴语表达。吴语作为江南婚俗的重要载体，对理解红妆文化尤为关键。从历史地理角度看，“江南”的核心区域应限定在苏锡常、杭嘉湖等吴语区，以及曾作为都城的南京。虽然现今有人将江南概念泛化至整个长江以南，但这种扩大化理解容易造成文化认知的混淆。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八府一州，其婚俗文化正是通过吴语这一语言载体得以传承和表达。
（一）红妆器物分类
红妆器物主要可分为四大类。其中第一类是床榻，象征对安稳生活的庇佑。上海就有一家专门收藏雕花床的博物馆。雕花床是红妆中的核心器物，普遍雕刻着“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等传统吉祥图案：龙凤图案寓意夫妻尊贵和谐，麒麟送子则寄托着早生贵子、延续家族香火的美好愿望。
雕花床，仲富兰供图
第二类是寓意多子多福的桶器类。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子孙桶”，由三件套组成：被称为“百子千孙桶”的马桶，象征人丁兴旺；称作“聚福宝盆”的脚盆，寓意福气汇聚；以及代表“丰衣足食”的水桶，期许生活无忧。每一件桶器都蕴含着独特的吉祥寓意。
红妆桶器，仲富兰供图
第三类是彰显家族实力的家具。除了精雕细琢的婚床外，樟木箱、衣橱、柜子等家具同样讲究。大户人家往往不惜工本，采用雕刻、髹漆、贴金等工艺，既为新人营造温馨居所，也向外界展示家族的地位与荣耀。
雕花家具，仲富兰供图
第四类是体现生活品位的妆奁。时尚的女子通过打扮自己，展现对精致生活的期许。这些精巧的首饰盒与梳妆匣，不仅用于收纳新娘的珠宝首饰与梳妆用品，更是其私密情感的寄托。造型各异精巧、设计的妆奁，既满足了妆品收纳需求，也见证着新娘从闺阁少女到为人妻子的身份转变。
雕花妆奁，仲富兰供图
（二）红妆仪式习俗
1.十里红妆
十里红妆·缘起
为什么会有十里红妆这一壮观婚俗呢？江南经济富庶，为丰厚嫁妆奠定了物质基础。且古代婚姻是家族联姻，富家女出嫁时，娘家备好大量嫁妆，既彰显家族财富地位，也让女儿嫁得风光，在夫家有经济保障、免受欺负。
此外，相传南宋开国皇帝赵构被金兵追至宁波西乡时，幸得一位农家姑娘用箩筐相救。赵构以姑娘的肚兜为凭，许诺日后报恩。登基后虽寻人未果，仍下旨“浙东女子尽封王”，准许当地女子出嫁时享有公主待遇，凤冠霞帔、奢华嫁妆，可以操办“十里红妆”。
江南水网纵横的水乡环境也塑造了这类婚俗的独特形态。正如鲁迅笔下描写的水上社戏，江南庙会多在河道举行。周庄等水乡至今保留着家家户户有船码头的传统，出门便需舟楫。因此，十里红妆在这里演变为浩浩荡荡的婚船队伍，一担担梳妆、一杠杠嫁妆流光溢彩。
十里红妆·竹枝词
关于婚礼的热闹场面，江南曾经有竹枝词云：“鼓乐喧随花轿抬，大门钱少莫教开。红灯火把拥归路，大担早挑望晕来。”成亲当日迎亲队伍要用花轿将新妇迎入门，但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新郎官要带足够的“喜钱”供宾客嬉闹，才能顺利地接走新娘。光是送喜钱都不够，因为沿途到处都有人讨红包，到哪里都要撒钱。在唐代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新郎接亲的时候，当地杀猪的、卖肉的人都在讨钱，不给喜钱不让走的故事。
十里红妆·棺材压阵
十里红妆中一个独特的习俗，就是在嫁妆队伍的最后，压阵一口红漆雕花棺材。这看似与大吉大利氛围相悖的安排，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寓意。首先，这象征着新娘“生死相随”的誓言——连死后安寝的棺木都已备好，表达了共担生老病死，坚守一生的承诺，体现娘家对女儿从生到死的关怀。其次，在吴方言中，棺材谐音“官财”，寓意“升官发财”，被视为能够为婆家带来好运的吉祥之物。
棺材压阵，仲富兰供图
2.婚礼前后
婚姻礼仪可分为婚前、婚礼和婚后三个阶段。
婚前：婚启纳瑞
婚前阶段主要通过“三书六礼”完成祈福纳祥，姻缘初定。
婚礼：红妆合卺
婚礼当天的核心仪式包括：首先是“亲迎”，新郎需备足喜钱、红包，亲自迎娶新娘；其次是“拜堂”，通过“三拜”（拜高堂、拜祖宗、夫妻对拜）展现伦理秩序；再次是“合卺礼”，新人共饮一瓢酒，象征同甘共苦、永结同心；最后是“撒帐”，邀请男童压床，表达对新人早生贵子的殷切期盼。这些行为既是传统礼仪，也体现了家族对新人繁衍子嗣、延续香火的美好祝福。
婚后：延续亲缘
婚后礼仪以“回门”最为重要。婚后三日或七日，新娘在新郎陪同下返回娘家，这一仪式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女儿对原生家庭的感恩，也是向父母展示婚后幸福生活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往来强化两个家族的联系，使婚姻成为联结两个家族的纽带。
吴语情感·《哭嫁歌》
结婚是件喜事，但是在江南很多地方，包括上海浦东一带，都流传有哭嫁歌。新娘在出嫁时以歌当哭，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感。它具有三重功能。首先是情感表达，表达亲情不舍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其次是文化传承，通过母亲、新娘或专业哭嫁人的演唱，将婚俗传统和方言特色代代相传，现已成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是平衡表达，在欢天喜地的婚礼中注入一丝温情与感伤，其中的文化心理也是值得仔细琢磨的。
哭嫁歌，仲富兰供图
五、近代蝶变：古今中西杂糅的婚姻形态
民国时期的上海呈现出古今中西交融的婚俗形态。以北外滩公平路码头的水上婚礼为例，当时这个繁忙的航运区（众多留法学生由此启程）见证了轰动上海滩的时尚婚礼，把上海滩许多有头有脸的人请到船上做证婚人，开创了海上婚礼的新风尚。
（一）婚约订立：传统媒妁与自由恋爱并存
这种文化交融更体现在订立婚约方式的变革上。以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包天笑为例，这位苏州籍文人虽在上海创作了大量反映都市生活的作品，接触了许多婚姻自由的新思想，报刊上也常见相关讨论。但他最终仍在1901年选择回到苏州，按照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仪完成婚事。这个案例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既向往自由恋爱，又难以完全摆脱传统束缚的矛盾心态。
包天笑，仲富兰供图
传统和现代思潮的相互妥协，仲富兰供图
（二）婚礼仪式的中西融合
上海开埠后，很多新娘开始穿着白色婚纱、手持捧花，在饭店门口长时间迎宾；而新郎仍常常保持着长袍马褂的传统装扮。这种“女西男中”的搭配模式，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接纳。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时的服饰也是中西合璧，既保留传统元素，又融入西方时尚，这种风格对当时的婚俗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这些装扮现在看来略显土气，但在当时却是不得不追随的潮流。
新郎身穿长袍马褂，新娘换上白色婚纱，仲富兰供图
新娘周围的傧相也穿着白纱
流行的西式婚礼装扮，仲富兰供图
如今看来不伦不类的凤冠霞帔与白色婚纱混搭，仲富兰供图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倡导简化婚丧礼仪、注重卫生文明。上海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于1935年在新建的市政府办公大楼（今体育学院绿瓦大楼）首创“集团婚礼”（与现今集体婚礼不同）。在时任市长吴铁成的推动下，首批57对新人参与的婚礼引起轰动，美、法、德等国通讯社争相报道。虽然现在对民国时期的事情宣传得很少，但此次集团婚礼影响深远，也被全国各地所效仿。
集团婚礼场景，仲富兰供图
（三）婚书誓词：旧制格式与新思想的结合
婚书誓词的演变堪称近代婚俗变革的重要缩影。传统婚书采用文言格式，强调家族利益和男女双方的责任义务；而民国时期的新式婚书则除了保留双方的姓名、生辰八字、家庭背景以外，还会增加诸如“双方自愿结为夫妇、互敬互爱、白头偕老”等等表达平等爱情观念的语句。
新式婚书，仲富兰供图
民国时期的婚礼仪式借鉴了西式婚礼中相互宣誓的环节。新人走进教堂宣誓“无论富贵贫穷，健康疾病，都将彼此相爱”，相互表达对婚姻的忠诚和期待。这也反映了近代婚姻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是中西杂糅的表现之一。
六、守护江南婚俗风情
总结一下，千年红妆中江南婚俗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承载着江南人民的情感、智慧和历史记忆。在时代发展中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我们以切实行动守护。千年红妆，是江南永不褪色的浪漫。愿这份独特的江南密码，永远镌刻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
02:50
仲富兰讲座视频精选(02:49)
来源：仲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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