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药店拍到叶大鹰买药，手抖得厉害，药袋都捏不住。他六十八岁，走路要扶墙，说话慢半拍，吃东西得小心别呛着。镜头里他没看摄像头，就低着头，一粒一粒把药倒进小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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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年是导演，拍过《红樱桃》，票房六千五百万。九十年代这数字吓人，够在北京三环买三套房。片子火了那会儿，他请全组吃饭，夹了一块红烧肉给前妻姜南。她筷子停在半空，没接，也没放下，就那么悬着。

她不是不饿，是突然明白：自己熬了十年夜，熬到手腕变形，熬到辞掉西安的铁饭碗，熬到天天嚼碎饭喂他，换来的不是感谢，是一盘肉的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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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病是1984年得的，不是摔断腰，是格林巴利综合征。医生说可能再也站不起来。姜南没多问，拎包就从西安来北京，在他床边支了张小床，定两个闹钟，两小时翻一次身，手按他后背按到指节肿。

离婚是1999年办的。协议上写清：房子归她，一百万现金归她，孩子也归她。外人说他大方，其实他算得清楚——拿这点东西，把十年照顾“结清”。可姜南没签过一张收据，也没开过一张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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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跟梅婷在一起，拍《红色恋人》，亏了钱也认。有人觉得他傻，其实他是在找新债主，想用导演身份、用剧组资源、用电影梦，再签一份感情合同。结果梅婷走了，合同又作废。

现在他一个人住，晨跑坚持了十几年，但跑不远；失眠吃安眠药，药盒堆在窗台；冰箱里只有挂面、鸡蛋、几根蔫了的青菜。他女儿很少来，电话也少打。有次姜南心理课上讲“无条件付出”，学生问她后悔吗，她笑了笑，说早就不记得“后悔”这词怎么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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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在还，可没人让他还。
她早就不算了。
那十年里她磨平的指甲、熬裂的手指、凌晨四点去菜市场冻红的耳朵，没标过价，也没写过还款日。

他瘫痪是身体的事，但后半生的失重，是因为把别人的无条件，当成了自己的欠款。

药袋掉在地上，他弯腰捡，膝盖响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