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叔46岁得了糖尿病，他不管那些，该吃吃，该喝喝，来者不拒

我二叔46岁得了糖尿病，他不管那些，该吃吃，该喝喝，来者不拒

二叔是在四十六岁那年查出来糖尿病的。

那天他刚从工地回来，晒得黝黑的脸上一道一道的白汗印子，一进门就喊渴。我奶奶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嫌不解渴，自己拧开一瓶可乐，咕嘟咕嘟灌了大半瓶。灌完了坐在板凳上喘气，说这几天眼睛有点花，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还老是饿，一顿吃三大碗米饭不到晌午就饿得心慌。

奶奶说你去医院查查吧。他说查啥，就是天太热了，累的。

后来是我爸硬拉着他去的。县城医院，抽了个空腹血糖，结果出来护士都吓了一跳，二十八点六。医生说你这血糖太高了，赶紧住院吧。二叔把化验单往口袋里一揣，说没事，我不疼不痒的，住啥院。

他这个人，一辈子就这样。

二叔叫李德厚，家里排行老二，今年五十二了。他在建筑工地上干木工，手艺好，一天能挣三百多。他长得黑壮，膀大腰圆，一顿能吃三大碗米饭，喝起酒来一斤白酒下肚面不改色。在村子里，他是出了名的“铁人”——不怕冷，不怕热，不怕累，不怕疼，什么都扛得住。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人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我没病，我就是饿的。”

查出糖尿病之后，医生给开了二甲双胍，让他每天吃，还让他买了个血糖仪，说头几天一天测七次，稳定下来之后一天测一次。二叔把药拿回来了，血糖仪也买了，说明书翻了两页就扔抽屉里了。

药是吃了，但不按时吃，想起来了吃一粒，想不起来三天都不吃。血糖仪压根没用过，我问他你测了吗，他说测了，我问他多少，他说“不高，正常”。后来我奶奶跟我说，他根本就没测，那盒试纸拆都没拆过。

但他最让人头疼的不是不吃药，是不忌口。

查出病来没几天，我去他家，正好赶上吃午饭。桌上摆着一碗红烧肉，肥的多瘦的少，油亮亮的，颤颤巍巍的。一盘糖醋排骨，裹着厚厚的酱汁，甜丝丝的味道满屋子都是。一大碗白米饭，压实了，冒尖的一碗。桌角还放着一大瓶可乐，已经喝了大半。

我看着他夹起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嚼得满嘴流油，忍不住说了一句：“二叔，你不是糖尿病吗？怎么还吃这么多甜的油的？”

他夹排骨的筷子顿都没顿：“没事，我就吃两块。”

“你那是一两块吗？”

“吃了再说，吃了再说。”他含混不清地应付着我，又往嘴里送了一大口米饭。

我二婶在旁边叹了口气，张了张嘴，看了他一眼，又把嘴闭上了。她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二叔这个人，牛脾气上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你越不让他吃，他越要吃，还当着你的面大口大口地吃，好像吃给你看一样。

我妈私下跟我说：“你二叔这个人，就是不信邪。他觉得老天爷不敢收他。”

我说：“他不信邪，邪迟早找他。”

我妈瞪了我一眼：“别瞎说。”

但我说中了。

二叔确诊之后的头两年，他还是那副德性。药想起来吃一粒，想不起来拉倒。该吃吃，该喝喝，来者不拒。红烧肉照吃，可乐照喝，烟照抽，酒照喝。谁劝他跟谁急，连我奶奶的话都不听。

我奶奶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站在他面前矮了一大截。她端着碗劝他：“老二，你少吃点甜的，你那病不能吃甜的。”二叔把脸一沉：“又来了又来了，我吃一口你念叨十句，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我奶奶被他呛得说不出话，端着碗转身走了，我听见她在厨房里小声地叨咕，不知道是在跟谁说话，还是只是在叹气。

那时候我觉得二叔挺过分的。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对劝他的人没好脸色，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的。可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不在乎，他是怕。怕一旦认真对待这个病，就承认自己真的病了。承认自己不是铁人，承认自己也会倒。对他来说，被病吓倒，比被病打倒更丢人。

他宁可用嘴硬来撑着那层窗户纸，也不愿意把它捅破了看清楚里面到底有什么。

第三年，变化开始了。

先是脚。二叔的脚趾头开始发麻，像有无数根针在扎，又像踩在棉花上，软绵绵的使不上劲。他不跟人说，还是天天上工地，还是扛着百来斤的模板爬上爬下。有一次他从脚手架上下来，一脚踩空，要不是旁边的工友眼疾手快拽了他一把，他就从三楼摔下去了。

工头问他咋回事，他说没事，腿麻了一下。

腿麻了一下——他不知道，那不是一下的事，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长期高血糖把末梢神经一点一点地腐蚀了，像蚁穴溃堤，从里面往外烂，等到外面看出来，里面已经千疮百孔了。

然后是眼睛。他开始看不清东西了，不是那种老花眼的看不清，是眼前总有黑影飘来飘去，像蚊子在飞，又像一团一团的黑雾，怎么揉眼睛都揉不掉。最吓人的一次，他在厨房切菜，切着切着忽然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一片漆黑。他喊了一声“妈”，我奶奶从客厅跑过来，看见他举着菜刀闭着眼睛站在原地，吓得魂都飞了。

那次他被我们强行拉到了市里的医院。眼科医生检查完，说这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已经出血了，需要做激光手术。如果不做，可能会失明。

二叔坐在诊室的椅子上，一米八的大个子，缩成一团，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他低着头看自己的脚，那双曾经能扛起几百斤水泥的脚，现在连站久了都会发麻。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真成了废人了。”

我爸在旁边红了眼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不是废人，你是病人。病人就得听医生的，听医生的话，病还能治。”

二叔做了激光手术，眼睛保住了，但视力大不如前。他不能再上工地了，高处作业危险，人家不敢用他。一个干了大半辈子木工的人，忽然没了活干，像被人抽掉了脊梁骨。他整天坐在家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过来继续看。电视里放什么他不在意，他只是需要有个声音在旁边响着，不然屋子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人心慌。

但吃的方面，他还是没怎么改。

我二婶偷偷把他碗里的米饭换成了杂粮饭，他发现了一顿脾气，说“你喂猪呢”。我给她买了无糖饼干，他尝了一口说“这是人吃的吗”，扔在茶几上再也没碰过。我奶奶把可乐换成了无糖的，他喝了一口就放下了，后来自己去小卖部买了一瓶正常的，藏在床底下，半夜偷着喝。

像防小孩子一样防着自己，可他自己不把自己当病人。

去年冬天，二叔的左脚出了问题。

起初是一个小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划破的。脚趾头上一点皮，不深，也不大，像被纸割了一下。这种事放在正常人身上，贴个创可贴两三天就长好了。但二叔的脚不一样，长期高血糖让他的下肢血管病变，血液循环差，伤口根本没有能力愈合。

那个小口子先是红，然后肿，然后开始流脓。二叔一开始不当回事，用碘伏擦擦，拿纱布包上，该干嘛干嘛。后来脚趾头开始发黑，像烧焦了一样，从指尖一点一点地往上蔓延，黑得像木炭，还散发出一股腐烂的臭味。

我二婶哭着给我打电话：“你二叔的脚趾头快不行了，你劝劝他去医院吧。”

我赶到他家的时候，二叔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脚搁在板凳上，光着脚，没穿袜子。那只脚的第二个脚趾头已经全黑了，不是乌青，不是淤血，是那种死掉的、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黑。脚背肿得老高，皮肤发亮，绷得像要炸开，从黑色的脚趾往外渗着黄水。

我蹲下来看了那只脚一眼，胃里翻了一下。

“二叔，你今天必须去医院。”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他知道这次躲不过去了。

到了医院，医生一看那只脚，脸色就变了。他把我和二婶叫到办公室，说这是糖尿病足，已经重度感染了，必须马上住院。医生问我们伤口多久了，我二婶说大概半个多月了。医生又问血糖控制得怎么样，我二婶不知道怎么说，二叔自己开了口，声音闷闷的：“没控制，没吃过药。”

医生沉默了一下，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把它当回事。你不管它，它就把你身上的零件一个一个地拆掉。先从脚开始，然后是眼睛，然后是肾，最后是心。你不能吃的时候才知道饿，不能看的时候才知道亮，不能走的时候才知道路有多远。”

二叔住院的那段时间，我去看过他好几次。

病房里三个人，他住最里面那张床。旁边的两个病友都是糖尿病足的，一个截了三个脚趾头，一个截了小腿。二叔没事就盯着人家的腿看，看完了翻个身面朝墙壁，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医生查房。主管医生姓林，三十出头，说话慢条斯理的。他掀开二叔脚上的纱布看了看，皱了皱眉，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指着二叔发黑的脚趾头说：“李先生，你这个脚趾头的组织已经完全坏死了，保不住了，需要截掉。”

二叔靠在枕头上，表情没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才问了一句：“截几个？”

“先截这一个。但如果感染控制不住，可能要截更多。”

“截脚趾头我能走吗？”

“能走，但走路姿势会受些影响。最重要的是把血糖控制好，不然其他的脚趾头也保不住。”

二叔不说话了。他看着那只裹满纱布的脚，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让我特别心酸的话：“我以后还能干活吗？”

林医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先把脚治好，别的事以后再说。”

二叔“嗯”了一声，转过头看着窗外。窗外是县城医院停车场，到处都是车和人。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脚步匆匆，谁也不会注意到三楼窗户后面有一个五十二岁的男人，正在看自己还能不能走路。

手术那天我和我爸去了。二叔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表情很平静。他看着天花板，一眨不眨的，不知道在看什么。手术室的门关上的时候，我二婶忽然哭了，靠在我爸肩膀上，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手术时间不长，一个多小时就出来了。主刀医生说截掉了一个脚趾头，感染没有扩散到脚掌，还算幸运。二叔被推回病房的时候麻药还没退，人昏昏沉沉的，嘴巴一张一合不知道在说什么。

麻药退了之后，二叔疼得满头大汗，咬着枕头角不吭声。护士来打止痛针，他说不用，忍忍就过去了。我二婶在旁边气得直哭，说你这辈子就犟吧，犟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二叔没接话，但后来护士再来问他要不要止痛针，他没拒绝。

住院那半个月，是二叔这辈子最听话的半个月。饮食上严格按照医生说的来，主食换成杂粮，每餐不超过二两，蔬菜多吃，肉适量，甜的油的碰都不碰。二婶说他这辈子都没这么规矩过。

他出院的时候，林医生给他开了好几种药，还给他打了一份详细的糖尿病饮食和运动指导，上面写着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要少吃、一天测几次血糖、多久复查一次。二叔把那张纸接过来，叠了两下，装进口袋里。

回去的路上，我和二叔坐后排。他靠着车窗，看外面的麦田一片一片地往后退，忽然开口说了一句：“你说我要是早听你们的，是不是就不用截这个脚趾头了？”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主动说这个。

“二叔，现在听也不晚。”

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晚了，脚趾头都截了，还说不晚。”

“截一个脚趾头总比截一条腿强。”

他没接话，又转过头去看窗外。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田野上有一层薄薄的雾气，麦苗青青的，被风吹得一行一行地伏下去又站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轻轻地说了一句：“以后不喝了。”我以为他说酒，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可乐。那个藏在床底下、半夜偷着喝的东西，他再也没碰过。

二叔出院后，像变了个人。

他开始认认真真地控制饮食，每天早上吃杂粮馒头，中午晚上吃杂粮饭，菜少油少盐，肉只吃瘦肉和鱼。他最爱的红烧肉不吃了，他说看着馋，让我二婶以后也别做了。可乐换成了白开水，烟也戒了，酒也戒了，一滴都不沾。

他开始每天测血糖，刚开始不会用血糖仪，我教了他好几次才学会。他把每次测的数值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厚厚一本，密密麻麻的，比任何医生要求的都详细。他还在后面画了曲线图，哪天的血糖高了，他就翻回去看头一天吃了什么，找到原因下次注意。

他还开始运动了。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出去走上一个小时，不管刮风下雨，雷打不动。刚开始走的时候脚底还疼，一瘸一拐的，邻居问他咋了，他说“脚不舒服”，也不详细解释。后来慢慢不疼了，走得越来越快，有时候我开车在路上碰见他，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按喇叭，他回头看一眼，继续走，也不上车。

有一次我回老家，看见二叔在院子里打太极。五十二岁的人了，穿着白色的大背心，动作慢悠悠的，一招一式还挺像那么回事。我站在旁边看了半天，他打完一套收功，回头看见我，笑了笑。

“二叔，你这日子过得比我健康多了。”

“不健康不行，”他说，“命是自己的，自己不操心，没人替你操心。”

说了这句话之后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从那个脚趾头没的那天起，我就想通了——老天爷给了我一巴掌，我得接着。不接着，下一巴掌更狠。”

二叔现在血糖控制得很好，空腹五点几，餐后七点几，跟正常人差不多。他那只截了脚趾头的脚也能走路了，虽然走得慢一点，但稳。他一直在坚持运动，每天走一小时，从不间断。他甚至还帮二婶分担了大部分家务，扫地、拖地、洗碗、洗衣服，做得很仔细，比他以前干木工活还仔细。

我问他：“二叔，你现在后悔吗？”

他想了想，说：“后悔有啥用？脚趾头又长不回来。不后悔，就是觉得对不住你二婶，对不住咱妈，也对不住自己。她们劝了我那么多年，我不听，非要等出了事才听。”

他坐在院子里的板凳上，夕阳把他晒得黝黑的脸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远处有人在放羊，咩咩的叫声顺着风飘过来。他眯着眼睛看那些羊，忽然笑了。

“其实那个脚趾头没白丢。它把我叫醒了。”

我没接话，坐在他旁边跟他一起看羊。羊群沿着田埂慢慢地走，暮色从远处的山脚漫上来，天边的云被烧成了橘红色。这是我二叔丢掉一个脚趾头之后的第三个春天，麦子又青了，油菜花又黄了，他还能看见，还能听见，还能走。他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也比他以为的自己，幸运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