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筑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见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反映了多民族融合的历史，是书写大一统历史的典型代表。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经历了初步碰撞、全面交流、局部融合的“前进性”与“失衡性”演变，在空间上逐渐形成苗疆走廊西段“彝汉融合型”、中段“布汉融合型”、东段“苗汉融合型”的建筑类型，彰显了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演进的“多元性”特征。苗疆走廊各民族通过搭建交通网络而共建精神家园，以尊重山地生境而共承干栏基因，以移植儒家文化而共续中原文脉，以文化融合而共创地域建筑，彰显了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体化”取向。深入挖掘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多元一体”特征，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文/王东 杨志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简称“三交”）的民族工作一直备受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发表关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论述，深化拓展了“三交”理念的内涵和外延，为民族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学术界“三交”研究蔚然成风，尤其2021年以来其研究成果爆发式增长，“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多维度研究”以及关联内容“‘大一统’的历史书写”相继列入2023、2024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具体聚焦“三交”的思想渊源、内涵解读、价值意义、实践经验、实现路径等。其中民族走廊成为“三交”的重要学术阵地之一，偏重于“地方实践经验与路径”的总结。苗疆走廊东起湖南常德，逆沅水而上，横贯贵州，至云南滇中的一狭长地带，于2012年由杨志强教授及其团队提出，一经提出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发组建了学术共同体，产出丰硕研究成果。
2023年8月苗疆走廊与藏彝走廊、河西走廊等一道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于北京民族文化宫主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文献展”上，标志着“苗疆走廊”概念及其研究成果在国家层面得到认可。杨志强先生认为包括苗疆走廊在内的通道、流域形成的“线性文化空间”是各民族频繁互动交融的重要区域。2021年龙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古苗疆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获批立项，系统开启苗疆走廊的“三交”研究，但建筑领域却罕有学者涉足。本文基于建筑学与民族学交叉视域，梳理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历史演变，阐述苗疆走廊各民族不同地域的多类融合型建筑的生成，从驿道网络、山地生境、儒家文化、文化融合等方面揭示苗疆走廊各民族共建精神家园、共承干栏基因、共续中原文脉、共创地域建筑的“共同性”或“一体化”特征。
一、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环境的形成背景
苗疆走廊跨越湘黔川滇四省，位于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之间，河流广布。从滇东高原向东跨越贵州高原至湘西丘陵，地势呈三级阶梯分布，地形地貌复杂，廊域内包括山地、河谷、丘陵、小盆地等多种地形。受高山深谷分割，在元代苗疆走廊主驿道修通之前，各民族主要在狭小的空间范围内交往，形成若干以地缘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区域的“地域共同体”，长期的聚居生活形成共同的祖先记忆、生计模式、风俗习惯、心理素质、方言语系、营造技艺等共同的族群文化。
元代受行政中心东移、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同时蜀汉衰落，原来联通西南的灵关道、五尺道逐渐丧失交通战略地位。蒙元铁骑迂回包抄南宋取得胜利后，以贵州为核心的苗疆走廊军政战略地位凸显。为更好地统治西南地区，元廷修通湖广经贵州通云南以及川渝经贵州至云南的两条驿道，沿途设立站赤。驿道修通不仅加强了中央（内地）与西南地区的联系，也扩大了苗疆走廊及两侧各民族的交往半径，为大区域的地域共同体形成、建立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基础。明代为实现帝国北守（蒙元残余）、东防（倭寇海盗）、南拓（苗疆国家化）的战略意图，在同一时空背景下加强北部边防、东部海防、西南苗防的建设，终明一代建构起北方长城防御体系、东部海疆防御体系，以及沿西南苗疆走廊主次驿道（明称“普安道”和“乌撒道”）的防御体系，谓之“苗疆走廊防御体系”。明代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的建设直接保障了朝廷与西南的畅通，为明清国家力量深入苗疆腹地，推进“改土归流”“开辟苗疆”提供了军事保障，结束了明以前“统而不治”的局面，为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
明初“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百万军事移民沿着苗疆走廊驿道将全国各地先进文化、技术、工具等带入云贵高原，并嵌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形成军屯移民与民族交错杂居的聚居格局，经过明清两代逐渐形成多元化的苗疆走廊军屯后裔族群，“滇中、滇东地区主要为彝汉融合的明代军屯后裔，黔西地区主要为苗汉、彝汉的‘喇叭人’‘穿青人’。黔中地区主要为布汉融合的明代军屯后裔，以及融合度低的‘屯堡人’，黔东以及湘西地区主要为苗汉融合的明代军屯后裔（隆里老汉人、黔东南顾氏后裔等）”。苗疆走廊的畅通连接了长江经济圈和珠江经济圈，将贵州整合进西南地区，甚至整个南方市场、东南亚市场，打破了自秦汉以来南方丝绸之路主导西南经济格局的局面。在军事介入、政治治理、移民嵌入、经济交往等多元因素的作用下，客观上为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沃土。
二、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演变
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演变与驿道交通发展息息相关。苗疆走廊发端于战国时期庄蹻伐滇路线，崛起于元修湖广通滇官道，定型于明代营建的军事防线，繁荣于清代军民交通干线，转型于民国时期的西南抗战生命线，并于当下发展为西南的交通大动脉。穿越2000余年历史，苗疆走廊沿线各民族建筑相继经历了初步碰撞、全面交流、局部融合3个阶段。
（一）先秦至唐宋：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初步碰撞
以贵州为核心的苗疆走廊喀斯特地貌发育成熟，溶洞广布，考古发现了旧石器时期大量的天然穴居，新石器时期在河流沿岸发掘了一定数量的非穴居聚落遗址。至商周时期，天然穴居、河谷聚落遗址并存。战国时期随着山区与河谷居民营建技术的积累与交流，人工营建的“穴外居”成为主流，逐渐形成山地聚落与沿河聚落。战国中后期至秦汉时期，贵州进入“夜郎时代”。楚王派大将庄蹻过沅水、克且兰、征夜郎、伐古滇，行军路线与后来的苗疆走廊主驿道基本吻合。庄蹻伐滇促进了楚文化在西南的文化传播。秦汉在西南推行郡县制，汉文化随之传入。同时濮人衰落、爨氏东进、南蛮西迁、百越北上，形成苗疆走廊多族群分布格局的雏形。受汉文化影响，铁器使用，秦汉时期苗疆走廊建筑类型、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建筑风格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一些汉墓出土了如轻盈的干栏式建筑、厚重的地面建筑模型，材料上出现了烧制的砖瓦，具备了夯土技术、拱券技术，悬山顶、庑殿顶、斗拱等汉地常见的建筑构件，装饰性图案开始大量出现。
秦汉时期是中原建筑文化与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文化的首次碰撞交流。魏晋时期中央无力顾及西南地区，中原建筑文化在西南的影响力式微，安顺、清镇发掘的土坑墓、砖石墓中仍然延续汉代风格。从文化角度看，其经历了“一次土著向汉化复归于土著的演变历程”。唐末杨氏入播，逐渐发展为苗疆走廊上的大土司，陆续修建了白锦堡、穆家川司治（遵义老城）、海龙囤、望军屯、福源寺、万寿寺、孔庙（遵义笔花峰）、銮塘书院（思南府）等多类建筑。从文献记载及考古实物看，播州土司的城镇聚落、建筑群落、建筑单体、建筑装饰可比附内地，与宋代建筑形制类似，反映播州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关系。唐宋时期汉文化主要集中于苗疆走廊以北的土司辖区，其建筑文化融合度有限。
（二）元明清时期：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全面交流
元代中央王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统治，修通了湖广行省到云南行省的驿道，并沿驿道修建站赤，这便是“苗疆走廊”雏形。驿道的修通为后来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并向多元化、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元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在苗疆走廊及其两侧修建了大量的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土司衙署，如都匀的都云洞安抚司衙署遗址、花溪的白纳长官司衙署遗址、普定的西堡长官司衙署遗址等。除了土司衙署外，元政府还设有流官治所，如留存的普安路治所、思南府衙署遗址等。元代宗教建筑、书院建筑、交通建筑、水利建筑开始成规模营建，既反映了苗疆走廊“国家化”进程的加速，也反映了云贵高原“大开发”时代的到来。明清以来，中央王朝持续加强苗疆走廊及临近地区的“国家化”进程，苗疆走廊驿道网络四通八达，沿驿道修建高密度卫所、屯堡聚落，为后来云贵高原“东西向城镇带”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随着经济发展、文化传播、政治稳定、多教融合，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迎来了繁荣发展期。重要建筑由之前以夯土为主转变为砖石为主，建筑类型多样，如卫城、所城、屯堡、书院、祠堂、庙宇、陵墓、会馆、驿站、民居、村寨等建筑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建筑风格、装饰艺术多元化特征显著，既有官式建筑的端庄，也有民间建筑的活泼，既体现了地域特色、民族特征，也吸收了川渝、湘楚、滇桂的建筑文化营养。
（三）清末至民国：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局部融合
从清朝末年经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受国外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偏远的苗疆走廊也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一步加强了与国内外、省内外的联系。一些财阀、军阀、政治家、文化精英、传教士等主体，他们或经济雄厚或实权在握，或视野开阔，融中西文化为一体，或兼而有之，他们引导着苗疆走廊向近代化演进，逐渐地改变着这一区域的社会性质。但由于地理复杂、民族众多、环境闭塞，苗疆走廊的近代化以少数精英为主，各民族建筑表现为局部融合。因此，“近代化”在空间分布上是不充分、不平衡的。从社会性质看，封建农奴制（川黔交界彝区）、封建土司制（土司地区）、封建地主制和资本主义（城镇）并存。多元化的社会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建筑类型的丰富性，但传统聚落与建筑基本延续明清时期的风格。近代以来，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新风向主要体现在中西合璧的折衷主义建筑风格，展现了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近代史实，主要表现在官府建筑、私人府邸、公馆、天主教（图1）、新式学堂、交通建筑上，以及部分清真寺、佛寺、民居建筑、祠堂等。有的点缀少量西式建筑装饰元素，如安顺本寨的欧式大屋，有的“外西内中”，如天柱县三门塘刘氏祠堂，正立面为哥特式建筑风格，而山墙、背立面、内部空间布局、装饰则完全是当地传统做法（图2）。有的虽为西式建筑，却以中式建筑元素为主，形成“中为主、西为辅”的独特风格，这类建筑多为官府衙署、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对于民居部分，如私人府邸、公馆、民宅等则受屋主人的影响较大，风格自由，没有固定的做法。在一些偏远地区，一些外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建筑符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建筑风格，如黔西北石门坎。近代受交通、经济、文化的影响，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西方文化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主要集中于苗疆走廊城镇聚落中，体现了各民族建筑的局部融合。
图1 以中国元素为主的贵阳北天主教堂
图2 “外西内中”的天柱三门塘刘氏祠堂
三、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性”表现
苗疆走廊上分布着彝、苗、侗、布依、土家、水、壮、回、白、畲等诸多世居民族。各民族在长期与地域环境的适应过程中逐渐发展出特色鲜明的建筑文化，如彝族土掌房、布依族石头房、土家族吊脚楼、苗侗干栏建筑等。明代在国家力量的保障下，沿苗疆走廊主次驿道修建都司城、卫城、所城、屯堡、关隘等军事聚落，同时修建省城、府城、州城、县城等行政聚落，直接将内地汉式建筑移植到苗疆走廊各少数民族聚居区。苗疆走廊迎来了汉式建筑与少数民族建筑全面碰撞、交流、融合时期，主要体现为苗疆走廊西段彝汉融合型，中段布汉融合型，东段苗汉融合型。
（一）苗疆走廊彝汉融合型建筑
苗疆走廊西段的滇中、滇东、黔西相连区域自唐宋时期即为东爨乌蛮，即彝族先民的聚居区。“土掌房”为这一带彝族特有的民居，“一颗印”“半颗印”则为汉族、彝族普遍采用的民居类型。根据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可知，滇中一带早期主要为干栏体系的建筑。但氐羌族群南迁滇中，“邛笼体系”〕逐渐替代了“干栏体系”，以土掌房为代表的彝族“邛笼体系”逐渐成为主流。
原生土掌房源于西北甘青高原，与青海的庄郭、藏羌碉楼同源，通过藏彝走廊传播至滇东、滇东南、滇南一带，并与苗疆走廊衔接。明清以汉族为主的军事、非军事移民将内地以“四合院”为主要原型的汉式建筑带至彝区。经过明、清、民国的持续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这一地区特有的彝汉融合型建筑。云南著名民居专家杨大禹教授研究认为“土掌房是源，一颗印是流”。汉民族的到来，彝族土掌房迎来飞跃发展期，逐渐从平顶向坡顶、单间向多间，单层向多层，一字布局向合院布局转变。这一过程也是“一颗印”的进化史。可以推断，“一颗印”形成于明初移民戍边，至清代已发展为成熟的民居类型。根据距离苗疆走廊主驿道远近，土掌房向“一颗印”衍化的程度差异明显。临近主驿道沿线的城镇，建筑的汉化程度高，彝族建筑因子逐渐减少，如昆明市区内节孝巷39号、昆明呈贡龙街的张天虚故居等。主驿道沿线乡村则还保留一定的彝族建筑因子，如昆明乐居村。城镇内的一颗印民居主要为汉族居住，而临近城镇的乡村多为彝汉民族居住。整体看，城与乡一颗印均为双坡屋顶、四合院，较为相似，但乡村的墙体更为厚重，普遍采用夯土技术，风格朴实，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彝族土掌房的传统做法。
而远离主驿道的村寨，彝族建筑文化因子则保留得更多，以泸西城子彝寨为典型。城子彝寨位于苗疆走廊驿道网络的末端，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明清时期是国家统治的薄弱地区，直接导致土掌房的汉化程度缓慢，至世纪之交还保存着平屋顶形态，被称为“彝族土掌房的活化石”。（图3）实际上明万历年间改土归流后，汉族屯兵进入，彝族原住民所剩不多，形成汉族为主，彝汉共居格局。但彝族的平屋顶形态却完整地被后迁入的汉族继承下来。而内部仍然以汉式的曲尺形、三合院、四合院、多进院落的平面布局为主，中轴线布控全局，主次关系明显，遵循儒家伦理秩序（图4）。木结构为穿斗式、穿斗抬梁混合式为主，少数简易民房为墙承重。内部陈设与邻近汉族一致，供桌上方悬挂“天地君（国）亲师”牌匾或字幅。装饰集中于门窗、檐口、柱础，装饰题材为儒家文化常见的仁、义、礼、智、忠、勇、孝、悌等，如“二十四孝”“三英战吕布”等。整体表现为“外土内木”的形态特征和“外彝内汉”的文化表征。
图3 外彝内汉的城子村土掌房
图4 多进院落布局的城子村土司衙署
（二）苗疆走廊布汉融合型建筑
布依族集中分布于苗疆走廊黔中段的贵阳、安顺一带，以及苗疆走廊南部的黔南、黔西南相连地区。从布依族传统建筑看，黔南、黔西南主要为木构干栏式建筑，形态与临近的苗、侗、壮等民族的干栏式建筑相似，而黔中地区则为底层架空的石头房，当地称“石干栏”。布依族“木干栏”与“石干栏”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产物。黔南、黔西南多山，盛产木材，这一自然环境与南方山地相似，因此木干栏自然成为南方山区最常见的传统建筑类型。黔中多石山、土层薄，一方面盛产质优形美，易于开采的水成岩（属沉积岩）；另一方面缺乏大木、直木，这样的环境客观抑制了“木干栏”发展，促进“石干栏”出现。布依族是西南地区文明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其先民很早便掌握冶铁技术，并使用铁器开采、加工石材，为创造石头房提供了技术支持。“石干栏”是布依族最具特色的建筑类型，既传承了传统木干栏底层架空的基本特征，又充分利用了黔中地区的优质石材。传统布依族“石干栏”体量小，1～3间不等，平面常为“一”字式，主要由架空层和上层构成。当然布依族“石干栏”并非纯石建造，而是“外石内木”，即地面以上的内部承重体系为木构穿斗结构，外部墙体、屋面则为石构。在林木和石材均丰富的地区则呈现为“下石上木”，即一层墙体石筑，二层则为木板墙，或者裸露柱枋，有助于通风散热。
黔中位于苗疆走廊交通大动脉上，这里地势相对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非常适合屯田。明初军屯移民迁入黔中，以驿道为轴，向两侧延伸，军屯移民逐渐减少，布依族逐渐增多，依序体现为“以汉为主”“布汉共居”“以布为主”的族群分布格局。黔中也成为明清时期苗疆走廊上非常重要的屯垦区，也正因为如此，黔中屯堡文化传承较好。明初形成的布汉族群共居局面，为汉式建筑与布依族“石干栏”融合创造了条件。有学者称黔中屯堡文化为“文化孤岛”，这一说法至少在建筑层面需商榷。屯堡人（汉族）居住的西秀区、平坝区为屯堡文化核心区，其建筑均为石头房，甚至窗子也多为石制。说明明代军事移民为了适应“石多木少”的喀斯特山地环境，直接借鉴了布依族石头房。但摒弃了“底层架空”的干栏式做法，在“功能分区、空间布局、内部结构、装饰手法与题材等方面却极大地延续了江南地区汉式合院做法”。处于屯堡文化亚区或外围的布汉共居村寨，布依族长期与屯堡人接触交流，主动吸收汉式建筑中蕴含的儒家空间秩序，通过堂屋确定轴线，院落（俗称“院坝”）组织空间，供桌供奉“天地君（国）亲师”牌位等成为常见做法。（图5、图6）相比较分布于地势平坦、经济优渥的屯堡村寨，布依族村寨多选址于山地，土地金贵，地基不规整，高差大，经济落后，空间灵活布局，曲尺形居多，规整合院较少，底层架空普遍保留，装饰极简，仅在门窗局部体现，较多保留了布依族传统做法。
图5 “外石内木”的屯堡建筑
图6 传承江南建筑文化的门楼装饰
（三）苗疆走廊苗汉融合型建筑
苗疆走廊东段的黔东、湘西相连地区，史称狭义“苗疆”，明代以前主要为苗族先民的核心聚居区之一，兼侗、土家、瑶、仡佬等少数民族。苗疆走廊主驿道的开通将连片的狭义“苗疆”分为南北两区，北部以腊尔山为核心的红苗聚居区，南部以雷公山、月亮山为核心的黑苗聚居区。这里群山连绵，以苗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普遍采用半干栏建筑。明清两朝这一区域频繁爆发起义，为保障驿道的畅通，明代按照卫所制度成体系的沿苗疆走廊主驿道营建了卫城、所城、屯堡、关隘、哨所等，清代则按照绿营兵制度营建厅城、镇城、营城、屯堡、汛堡、碉楼哨卡等防御聚落和防御工事，将统治力量向驿道两侧的“红苗”“黑苗”腹地深入，客观上为苗汉建筑融合提供可能。由于历史上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政策的差异，湘黔交界不同地区的苗汉融合差异极大，出现了“生苗”“熟苗”之分。“生苗”“熟苗”的不同分布也直接导致今天苗汉建筑融合的差异。
1.深度融合型建筑
苗疆走廊东段由福泉往西顺舞阳河（贵州段）、沅水（湖南段）达常德为“熟苗区”，从明初的军事移民，到后期的使臣、官员、商人、百姓等多群体频繁来往，依托发达、便利的水运条件，早期以军事为主的城池逐渐发展为以商贸功能为主，兼政治、文化、军事、宗教之复合功能，连带着邻近驿道的村镇也裹挟进商贸体系中。典型如镇远古城、黄平旧州古镇、洪江古城、黔阳古城等。外来移民将祖居地的商业建筑、宗教建筑、文教建筑等带至迁入地，并与当地民族建筑融合。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帮如徽商、浙商、赣商、闽商、粤商、晋商等在城镇中大量修建会馆、店肆、民居等，其中湖广、江西商人数量多，财力雄厚，其所营建的建筑用料讲究，装饰精美。层叠高耸的封火山墙构成苗疆走廊城镇聚落的天际线。受迁入地影响，山墙类型多样，有常见的徽派鹊尾式马头墙，岭南的镬耳山墙、人字山墙、五行山墙等。临水建筑上部屋面为层层叠叠的马头墙，而临水中下部2～5层多采用苗族吊脚楼形式，显得空灵轻盈。商人住宅以印子屋为主，为适应这里的炎热天气，以及保护财产，铁门高墙、庭院深深。受地形制约，风水执念，以及财不外露的心理需求，“歪门邪道”为常见做法。外来宗教与当地信仰共生共存，镇远古城青龙洞古建筑群由中元禅院、青龙洞（寺）、紫阳书院、万寿宫、香炉岩、祝圣桥共36栋单体建筑构成，集儒释道文化、会馆文化、桥梁文化于一体，巧妙采用吊、借、附、嵌、筑等技法，将各单体建筑嵌入悬崖绝壁之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世界贴崖古建筑园林”（图7）。经过600余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一区域的苗汉建筑进入了深度融合阶段，完整经历了冲突、分化、整合、适应的全过程，并呈现为汉式建筑文化因子主导的局面。
图7 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
2.嵌入式融合型建筑
明代国家力量主要还集中于苗疆走廊主驿道两侧。清代随着“开辟苗疆”“改土归流”的需要，以及乾嘉苗民起义给苗疆的统治造成巨大冲击，清廷参照明卫所制度，于苗疆腹地营建卫堡，大兴屯政，于黔东南和黔东北苗疆新设“苗疆十卫”和大量的屯堡，形成“有一苗寨，既有一屯或一所，相去或一里或半里的现象”。清代苗疆军事聚落嵌入苗民之地，建于军事要冲之处，对黔东南“黑苗”聚居区形成合围之势，而屯堡进一步深入腹地，成为监督管理苗民的前沿阵地。表面上看，依托厅城、卫堡聚落的军事、政治力量更为强大，在短期内对苗民形成强大的威慑，但总体来说这些地区的苗文化根基深厚。从“千里苗疆”的大区域看，防御聚落嵌入“苗文化海洋”，以汉文化为主的防御聚落受到苗族吊脚楼的影响深刻。三都水族自治县上江村的都江厅城遗址外围一圈城墙，以及城门楼、墙垛、马面等防御工事至今较为完整地保存，展示了清代国家对苗疆的统治，也是汉文化嵌入的标志。但城内公共建筑、民宅却采用当地苗族常见的穿斗式结构和吊脚楼风格。在建筑布局上和装饰上，公共建筑则尽可能地延续汉式合院式布局和反映儒家文化内容的装饰题材。（图8、图9）在乡间由屯堡衍化而来的村寨从外形上看，与当地苗居相差无几。仅在底层架空层的使用、内部陈设、营造仪式上还较多保留汉式建筑的做法，体现为“外苗内汉”的特征。至于当地苗寨则很少有汉式建筑的痕迹，仅在河流沿岸的苗寨中偶尔会出现一栋或几栋青砖砌筑的马头墙符号。也正因为如此，以雷公山、月亮山为核心的苗疆腹地被认为是“原生态民族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区。这一区域汉式建筑文化如“蛙跳式”的嵌入，由于缺乏国家力量的持续支持，以及苗汉文化的势能的差异，苗文化成为主导建筑融合的核心力量。
图8 清代都江厅城城墙及内部吊脚楼民居
图9 合院布局的都江通判署
3.连片式融合性建筑
在苗疆走廊东段北侧，为监督、防止“红苗”反叛，明清两代均修建边墙，以及依托边墙营建的防御聚落与防御工事，史称“苗疆边墙”。明代苗疆边墙是较为单纯的防御工事，附属的防御聚落较少，清代则成体系地营建镇城、营城、汛城、塘汛等层级严密的防御聚落，同时在边墙两侧大规模屯田。通过明清两代的持续屯田治理，逐渐形成介于苗疆走廊主驿道（舞阳河、沅水）和腊尔山之间的屯堡文化带状区域。在这一带状区域内靠近苗疆走廊主驿道的聚落以汉文化为主，而往北靠近腊尔山则苗汉文化比例逐渐趋近，至腊尔山腹地则以苗文化为主。该区域内诸多防御聚落遗产保存至今，成为今日所谓的“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的历史见证。历史上，“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处于“熟苗区”与“生苗区”的过渡带，是苗汉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阵地。通过长期共生共融，依托国家力量主导修建的防御聚落吸收了当地苗民的做法，而民族村寨或为自保，或据险反抗，在与屯军、汉民冲突、交往过程中借鉴汉式合院建筑和防御建筑的做法。防御建筑主要体现在寨墙、寨门、巷道等方面，合院建筑主要是公共建筑和重要民居采用。凤凰古城为清代镇城治所，是苗疆边墙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古城布局、防御工事与中原城池相似，但建于山坡上的民居和建于沱江河两岸的临河建筑则普遍沿用当地传统吊脚楼做法，这也是展现苗疆风物的亮点（图10）。泸溪县岩门古堡是一个苗、汉、土家共居的屯堡聚落，建筑布局并存“一”字式、曲尺形、三合院、四合院，部分民居屋顶出现马头墙，局部保留吊脚楼做法。铜仁苗王城是典型苗寨，位于苗疆边墙之外的腊尔山腹地，始建于明初，为苗族答意长官司驻地。历代土司（苗王）在与朝廷军队碰撞、对峙、交往过程中积极学习汉式防御工事，逐渐将普通的苗寨建成包含6个兵寨、11条巷道、11个寨门，有完整寨墙的防御系统，故得名“苗王城”（图11）。在寨内的民居则是独具特色的吊脚楼，整体呈现出“外汉内苗”的特征。
图10 凤凰古城吊脚楼
图11 苗王城金门关
四、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体化”取向
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目标是实现建筑文化认同，实质是建筑文化的共同性逐渐增多，各民族建筑的差异性得到尊重，各民族建筑文化的“多元一体化”发展得到推动。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汉民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凝聚的核心，他们大量融入各民族或民族地区，形成了点面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就是多元一体的骨架。”明清以来以汉族为主体的外来移民沿着苗疆走廊驿道网络嵌入云贵高原，来自内地的汉式建筑为适应西南苗疆治理的需要，以都司城、卫城、所城、屯堡、关隘等防御聚落与防御建筑的形式有组织、有规划地移植至苗疆走廊各地，促成苗疆走廊各民族形成以汉式建筑为共同底色的“一体化”演化取向，为各民族建筑文化交流互鉴，建构共同精神家园，促成地域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条件。
（一）搭建“网络”：以驿道交通为网络共建精神家园
苗疆走廊横穿云贵高原中心区域，自古以来便是氐羌、苗瑶、百越、百濮四大族群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至今分布着30余个世居民族（含未识别民族），是我国民族类型最多、密度最大、文化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在苗疆走廊驿道网络建设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对集中于小区域内繁衍生息。元明清以来，以贵州为核心的云贵高原战略地位凸显，国家动用强大的军政力量开通湖广通滇的“西南交通大动脉”，或称“国家走廊”，形成中原连接边疆的“榫卯”。湖广通滇驿道的修通适应了元帝国经济重心南移，政治中心东移，川蜀没落的现实需要，明清两代随着驿道网络的完善，来自中原、江南等各地，代表国家力量的汉族移民沿着苗疆走廊主次驿道进入云贵高原各地，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汉文化也随之传入。汉民族的到来推动了以苗疆走廊为核心的云贵高原各民族的频繁交往交流交融。30余个民族共处一区，和合共生，依托苗疆走廊驿道网南来北往，东进西拓，形成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互嵌格局，形成“走廊带状”与“山地垂直”分布的“大杂居、小聚居”格局，形成形态各异、内涵丰富的聚落与建筑类型。驿道网络的建设直接促成了苗疆走廊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元明清至今承载着原生地文化的各民族通过跨区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多维度联通，在地域共同体的基础上各民族逐渐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历史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苗疆走廊“多元共同体”的建构促成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成。
（二）尊重“底色”：以山地生境为土壤共承干栏基因
自然生境是人类栖居的物质前提，也是建筑类型、建筑文化演化趋于多样化的基础。建筑作为自然生境的组成部分，其形成遵循多样性和统一性原则，多样性中包含统一，统一性中包含多样。苗疆走廊东接洞庭湖、西至滇中坝子（盆地），为不沿江、不沿边、不沿海的狭长地带，其地理环境复杂，垂直气候显著，其内包含高山、中山、低山、河谷、丘陵、坝子、高山草场等多元地形地貌，有世界上发育最成熟的喀斯特岩溶地貌之一，有典型的喀斯特峰林、峰丛、溶洞等，展示了苗疆走廊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差异性。但整体看苗疆走廊为山地环境，气候炎热潮湿，是多样性的统一。山地环境便成为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孕育、生长、定型的物质空间，各民族建筑深烙山地印迹，故而有“山地建筑”“山地聚落”“山地城市”等称呼，“山地环境”成为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共同“底色”。
苗疆走廊位于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整体山地林木资源丰富，环境炎热潮湿。这为全干栏式、半干栏式建筑孕育、普及提供了条件。干栏式建筑由巢居发展而来，是西南山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古老却有持久生命力的建筑类型。《旧唐书·南蛮传》载：“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阑（栏）”。苗疆走廊以山地为主，河谷兼之，绝大多数地区炎热潮湿，滋生瘴气，历史时期毒虫猛兽常常出没袭击聚落。底层架空的干栏建筑适应性强，可有效防止瘴气、湿气、虫蛇猛兽侵袭。其中半干栏对山地的适应尤为显著。在坡地上建房无需平整地基，只需顺应地势，用穿斗式结构在坡地上架设出一个平层，再在平层上建楼房。这既减少土方工程量，也可充分利用底层空间堆放杂物，或圈养牲畜。同时，山区平地是极为宝贵的耕地，建于山坡的干栏建筑，少占、不占耕地，土地的利用率极高。苗疆走廊中东段多为临河而建的城镇，虽以汉式建筑文化为主流，但在沿河靠山仍然沿袭干栏式做法。典型如镇远古城、凤凰古城、芙蓉古镇等聚落的临河吊脚楼（干栏式建筑的特殊形式）成为展示苗疆风情的重要形式之一。苗疆走廊中西段温度适宜，河流较少，临水建寨现象较少，但干栏建筑仍然为主流。黔中地区盛产水成岩，但木材欠佳，产生了独特的“石干栏”。可见，以巢居为根脉的干栏建筑成为苗疆走廊各民族共同传承的建筑基因。
（三）嵌入“图斑”：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共续中原文脉
秦开“五尺道”，汉置郡县，云贵高原逐渐纳入华夏版图，汉式建筑文化也随之传入，在大量的秦汉墓葬考古中已得到证实。魏晋至唐宋时期，朝廷对云贵高原“统而不治”，中原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交流较少，秦汉时期传入的中原建筑文化已消融至少数民族建筑中。元朝开辟湖广通滇驿道为明清云贵高原的国家化提供了交通保障，也是苗疆走廊形成的重要时期。明初为稳定、治理云贵高原，朝廷沿着苗疆走廊主次支驿道有组织、有规划、分层级地营建都司城、卫城、所城、屯堡、关隘、哨铺等防御聚落与防御工事，驿站则星罗棋布。为营建以上防御聚落与防御工事，内地的城池选址智慧、规划设计理念、建筑形制、营城技艺、营建制度、组织模式、匠作工具、多工种匠人等在明初洪武时期传入。这是首次、全面、系统，且是在国家强制力保障下，较短时间内将内地汉式建筑移植嵌入苗疆走廊交通网络系统中。国家组织营建的防御聚落规模大、质量好、用材讲究，与当地世居少数民族的建筑相比，是先进建筑文化的代表。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后，为满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复杂功能的需求，朝廷再次有组织、有规划地营建了省城、府城、州城、县城等行政聚落（部分行政聚落与防御聚落重合），相应地，在城内及临城附近营建如衙署、寺院、书院、会馆、驿站、酒楼、店肆、民宅等各类公共建筑和民居建筑。同时，纳入国家官僚体系的土官也积极效仿汉式城池营建土司官寨，如瓮安草塘安抚司衙署、花溪金筑安抚司衙署、关岭沙营长官司衙署等。因此，在明洪武、永乐时期，来自内地的建筑文化如“图斑”嵌入苗疆走廊各地，并形成沿驿道网络分布之格局。作为先进建筑文化的代表，在苗疆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拥有绝对的“高势能”。为了长久统治各民族，明清统治者高度重视文教事业，围绕着学校教育，大量学宫、书院等学校建成，围绕着社会教育，大量文庙、文塔、惜字塔、名人祭祠、教化牌坊、民间祠堂、钟鼓楼、文昌宫、文昌阁等文教建筑诞生，并以超常规模、超快速度分布各地，为实现“以夏变夷”的目标提供物质空间保障（图12、13）。明清时期来自内地的汉民族大量迁入苗疆走廊，并向民族腹地拓展，至清乾隆晚期贵州的汉民族已成为数量占优势的主体民族。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汉文化逐渐被苗疆走廊各民族接受，“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汉文化的普遍性影响成为云贵高原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底层逻辑”。可见，在物质文化层面，汉式建筑营造体系成熟，在精神层面，汉式建筑遵循儒家伦理秩序，在各民族普遍接受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汉文化下，汉式建筑逐渐成为各民族共同借鉴学习的对象，尤其是彰显儒家伦理秩序的合院布局，反映忠、勇、孝、悌、仁、义、礼、智的装饰题材，以及公共建筑中的抬梁式结构与穿斗式结构的融合最为普遍。
图12 盘州文庙
图13 以文化武：瓮城上的贵阳文昌阁
（四）走向“共融”：以文化融合为线索共创地域建筑
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认为中国传统建筑分两派，一派源于黄河以北的穴居；另一派源于长江流域的巢居，穴居演化为砖石建筑，巢居演化为楼榭建筑。古建专家罗哲文认为“贵州两派建筑都有”。喀斯特天然洞穴孕育原始穴居，在很多地方至今仍然深受人们眷恋，并与人工建筑结合衍化出“洞居”“半洞居”“崖居”“半崖居等”多种形式。而苗疆走廊普遍存在的洞居、崖居则普遍采用半干栏结构技术，实证了罗哲文先生所言贵州既有穴居也有巢居的遗存，并且二者走向“共融”，形成苗疆走廊上独特的地域建筑（图14）。
（a）织金保安寺慈云洞（b）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一）（c）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二）
图14 崖穴居与干栏建筑的融合
受喀斯特山地制约以及社会文化的束缚，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布局呈现出自由与严谨的矛盾性。播州杨氏土司墓内部空间格局、形态特征、装饰题材具有秩序井然、等级严格、主次分明、威严庄重、轴线对称等特征。明清以来贵州建省，卫所城镇、府署衙门、庙宇道观、书院祠堂等以内地文化价值为参照，自然呈现出严谨有序的一面。但受山地环境限制，平地极其稀少，为了降低成本，不论是城镇建设，还是建筑营造，都强调随形就势，因地制宜。作为重要礼制建筑的盘县文庙沿陡坡布局于山腰，各进院落之间层层叠叠，形成高差，反增气势，平面布局仍然遵循中轴对称。垂直布局上的灵活，平面布局上的严谨，展现了盘州文庙与其他地区文庙的不同。黄平飞云崖古建筑群随地势错落有致，入口方向与大雄宝殿轴线为垂直关系。月谭寺牌坊门与正殿轴线又是错开的，北部的养云阁、碑亭、接引阁、滴翠亭、圣果亭、小官厅等完全融入飞云崖山体。民族村寨往往不受或少受儒家文化束缚，村落建筑顺应等高线灵活布局，或在山谷间或在山腰上，或者崖壁上，有的集中布局，有的散点分布，与周围的山水环境融为一体。
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整体风格可总结为“山地情、民族风”。受山的润泽，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有山的厚重，受水的哺育，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有水的灵动。因此，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山地情”首先表现为质朴性。苗疆走廊山多林多，各地建筑依山而建，就地取材，建筑为环境的一分子。在苗疆走廊东段炎热潮湿，大量采用干栏式建筑，底层架空，依托山势，体量高耸，层层挑出，向天要地，屋檐飞翘，再与木结构、木隔板、木墙体结合，整体营造出轻盈通透之风。苗疆走廊西段、乌撒道沿线干燥寒冷，建筑以石头、土坯、夯土围合，墙体厚实，开窗少且小，一般1～2层，建筑群以平面铺开为主，体现了敦厚质朴的风格。黔中段的屯堡人和布依族用当地盛产的石材营建聚落，村外有寨墙、寨门，村中有高耸的碉楼，内部巷道曲折多变，石板铺装，两侧石墙围合，民居砌筑石墙、屋顶铺石板、墙上嵌各式石窗、射击孔、小石门，墙体肌理或规整有序，或自由杂乱。进入村寨就如来到军事迷宫，弥漫着军事聚落的厚重之风，作为乡村又透露着乡野的质朴气息。
苗疆走廊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多彩民族风”的建筑特征。民族的民居虽质朴，但公共建筑或者公共空间却不遗余力地进行装饰，如侗族鼓楼、风雨桥、戏台等的檐部、屋顶、柱枋、天花等进行精致装饰，或绘制或雕刻或灰塑各种祥禽瑞兽、人物、花草、几何图案，用色大胆，十分惹眼。屯堡民居为石材包围，从外部形态看质朴低调，但进入内部，呈现在眼帘的是江南建筑的装饰风格，门楼、门梁、门框、门当、踏步、柱础、石柱、门窗、梁枋、地漏等不但进行精雕细刻，而且形态各异。
五、结语与展望
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是揭示中国民族建筑“多元一体”特征的内在要求，是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需要。从历时性角度看，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经历了先秦至唐宋时期初步碰撞，元明清时期的全面交流，以及清末至民国短时期内的局部交融，体现了建筑演进的长期前进性与短期失衡性的统一。从共时性角度看，明清时期苗疆走廊驿道网络的完善，迎来了各民族建筑融合的高潮期。来自内地的汉式建筑与苗疆走廊各民族原生建筑进行碰撞、融合、创新，形成了以苗疆走廊西段“彝汉融合型”、中段“布汉融合型”、东段“苗汉融合型”为代表的多民族、多地区、多类型建筑，彰显了建筑演变的多元性特征。从最终目标看，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是相互借鉴、相互认同的过程，是共同性增强的过程，是走向一体化的过程。明清以来，各民族以驿道交通为网络共建精神家园，以山地生境为土壤共承干栏基因，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共享汉式建筑，以文化融合为线索共创地域建筑。通过搭建“网络”，尊重“底色”，嵌入“图斑”，最终走向“共融”，促进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性”和“一体性”统一，为中国民族建筑多元一体特征的形成提供生动范例。
一部中国建筑史，本质上是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演进历史。“走廊—流域—通道”作为线性文化空间，或者文化线路，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区域。位于云贵高原的苗疆走廊西接藏彝走廊，北临武陵走廊，南连南岭走廊与湘桂走廊，东通洞庭—长江流域，构成西南与江南、北方与南方、边疆与内地互联互通的“榫卯”。作为新近提出的概念，苗疆走廊在地理空间上却是“走廊群”中的“走廊”，是西南各民族“频繁互动交流区域”中的“核心区域”，堪称开展包括各民族建筑在内的“三交”研究的典型区域。此外，苗疆走廊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文献展”上，也充分证明了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大一统历史，促进各民族交流互鉴中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王东，贵州理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志强，武汉科技大学特聘教授，贵州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贵州文史馆馆员。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西南苗疆走廊屯堡聚落与防御体系整体性研究”（5216800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及政策建议”（21JZD0040）；2025年度贵州省理论创新联合课题 “基于GIS技术与数据库建构的明代苗疆走廊（贵州段）关隘遗产分布及保护传承研究”（GZLCLH202570）；2025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资助项目“明清苗疆走廊防御聚落风貌特色”（ANXSXF2025008）；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基于数据化测绘与数据库建构的明代贵州交通型防御聚落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25GZCB97）；2025年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科研项目“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一体特征’”（NAIC202501)。本文入编《中国民族建筑学术论文特辑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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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作者授权，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信息宣传部整理、编辑，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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