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刘锋
从永乐通宝到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条穿越六百年的货币之路。本文深入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当前战略窗口期与破局路径。
600多年前，明成祖朱棣开铸 “ 永乐通宝 ” 。郑和七下西洋，庞大的船队每次装载 200 多艘船、 2.7 万余人，船上满载金银宝货、丝绸和青花瓷器，其中 “ 以铜钱为大宗 ” 。据《瀛涯胜览》记载， “ 爪哇国通用中国历代铜钱，旧港国亦使用中国铜钱，锡兰国尤喜中国铜钱，每将珠宝换易 ” 。这些铸造精整的永乐通宝，流通范围遍及东亚、东南亚乃至东非沿岸，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硬通货。日本 48 处遗址出土的 55 万余枚中国钱币中，永乐通宝占近 3 万枚；西沙群岛水下考古发现的铜钱中，永乐通宝占比高达 61% ；甚至远在非洲肯尼亚的曼达岛，也在 2013 年出土了永乐通宝。
穿越600年，今天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支撑着全球近30%的制造业产出和供应链网络，然而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仅约4%，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仅约2.4%。这种货币地位与经济实力的严重错配，不仅扭曲了中国资产的全球定价，更成为企业出海和金融安全的战略瓶颈。笔者早在多年前便多次呼吁重视这一“金融体系最大短板”，并在2025年明确提出“近两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战略窗口期” ，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新的安全资产中心，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否则将错失良机。
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判断今年以来不断得到官方渠道的肯定和呼应。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上海货币论坛”上明确指出，当前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黄金窗口期”。202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宏观审慎工作会议，明确部署“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安排，优化货币互换和清算行网络，强化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从“最佳战略窗口期”到“黄金窗口期”，从学者呼吁到政策共识，人民币国际化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窗口期不会永远敞开，机遇稍纵即逝。本文将进一步从当前形势出发，剖析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核心堵点与问题，分析其利弊，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风险防控路径。
为什么说“现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佳战略窗口期”？
这一判断并非凭空臆测，而是基于外部与内部两条逻辑线的共振。
从外部看，美元信用正在遭受历史性动摇。2025年，美元指数从年初的110附近跌破100关口，全年累计下跌9.4%，创下2018年以来最差年度表现，上半年跌幅更是1974年以来同期最大。全球“去美元化”趋势持续推进：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2025年三季度末降至56.92%，连续十个季度位于60%下方，远低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近80%的历史高位。与此同时，美国将美元“武器化”的倾向愈加明显——大规模使用关税作为经济武器、滥用金融制裁工具、冻结他国美元资产，这些行为不断侵蚀美元作为国际公共品的信用根基。正如周小川所指出的，这为多元货币体系发展创造了空间。美元信用体系出现裂痕，全球储备管理者正在寻求替代方案，这为人民币提供了历史性的突围窗口。
从内部看，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贸易网络已构成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已从2022年的18%快速攀升至2024年一季度的30%，资本项下人民币收支占比已达73%；2026年一季度，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达4.52万亿元，货物贸易结算占比超过80%，说明人民币跨境使用扎根于真实的实体经济场景。与此同时，熊猫债发行持续扩容，2025年超过1700亿元；离岸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加大，2026年连续两期合计近300亿元。人民币融资成本显著低于美元和欧元，利率优势正推动人民币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融资货币。
内外共振之下，窗口期已经打开。但窗口期并非永恒的赠礼——美元从崛起到取代英镑历时半个世纪，当前美元信用动摇为人民币提供了难得的“替代机遇”，但若不能在制度开放、资产供给、信用建设等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窗口必将收窄，机会成本极高。笔者2025年即指出，应在近两年取得突破性进展，否则将错失良机。
基础设施与技术条件的“堵点”：四大核心矛盾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堵点。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四大核心矛盾。
其一，经济实力与货币地位的严重错配。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约18%，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但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仅约4%，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仅约2.4%，这种不对称性在主要经济体中绝无仅有。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错配仍在持续：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高速增长（96万亿元级别），但境外人民币存款余额仅3.5万亿元，境外债券存量仅1.2万亿元，形成27:1的流量-存量比，而美元的这一比率仅为5:1。这意味着人民币在境外“来了就走”，大量跨境支付流量并未沉淀为境外人民币资产存量，货币的“蓄水池”功能严重缺失。
其二，贸易结算领先与资本项下薄弱的矛盾。人民币国际化呈现出明显的“贸易结算驱动”特征，资本和金融账户项下的使用层次还较低。商务部调研发现，企业的人民币跨境使用主要集中在贸易结算，民营企业是主力军，东南亚是主战场，但在投融资、资产配置、衍生品交易等更高层次的货币使用场景中，人民币的渗透率明显不足。企业跨境人民币使用存在“不便、不畅、不广”的问题——境外人民币信贷渠道有限，跨境融资可获得性差，导致企业即使有意愿使用人民币也面临现实的操作困难。
其三，在岸体量与离岸定价权分离的矛盾。离岸人民币（CNH）资金池规模约1.5万亿元，不足在岸人民币总量的3%，且80%集中在中国香港。在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规模仅为离岸市场的约四分之一，导致定价权部分旁落。这种“两头小、中间不通”的格局，意味着离岸人民币市场深度不足，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国际投融资活动；在岸市场又因资本管制而无法有效影响离岸定价，形成了“弱定价—弱影响力”的循环。
其四，美元体系依赖与“去风险化”需求的矛盾。尽管“去美元化”趋势明显，但全球贸易结算中美元占比仍超40%，美元稳定币占据全球稳定币市场份额的98%。CIPS全球支付份额仅约3.79%，全球大宗商品仍以美元计价为主，人民币在贸易中的结算占比尚未推动形成全面定价权。即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大量项目的初始融资仍以美元计价。这种“想用人民币而不得用”的被动局面，根源在于基础设施和制度供给的不足。
利弊权衡：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与风险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对其利弊有清醒而理性的认知。这既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理想，也不是应当回避的畏途。
从收益维度来看，第一，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降低对外经济交往的成本与风险。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和贸易目前仍高度依赖美元结算，普遍承受汇率风险、融资约束和清算障碍的三重压力。人民币国际化可直接降低企业的汇兑成本、减少汇率波动对利润的冲击、摆脱对SWIFT系统过度依赖带来的制裁风险。
第二，可以提升资产定价权。当一国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其资产定价必然扭曲。人民币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导致在岸与离岸市场长期存在价差，削弱了人民币作为资产定价锚的公信力。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强化人民币资产的独立定价能力。
第三，能够助力经济结构转型。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提升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减轻地方政府对高GDP增速的路径依赖，并为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拓展市场和提升竞争力提供重要支撑。
第四，能够增强国家金融战略纵深。在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进程中占据一席之地，有助于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避免被动承受美元体系调整带来的外部冲击。
从风险维度上来看，其一，应积极应对“特里芬难题”的挑战。传统上，一国货币国际化需要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输出本币，而中国长期保持货物贸易顺差。虽然周小川指出，人民币可通过资本金融账户、对外贷款、央行货币互换等渠道有效输出，但这一过程仍需要精密的制度设计。
其二，应努力构成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稳定的平衡。如果资本账户开放节奏过快，可能引发短期跨境资本大进大出，加剧汇率波动和资产价格震荡，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资本项下开放仍需一步步地慎重向前推进。
其三，如何应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削弱。随着人民币被更广泛地持有和使用，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和反向约束效应都会增强，央行的政策空间可能受到更多外部因素的制约。
其四，如何实施离岸人民币信用的风险管理。中资房企境外债券违约（2021年至今违约总额高达1470亿美元，投资者现金回收率低至0.6%），已经对人民币国际信用造成实质性损害。如何有效管理离岸人民币资产的信用风险，是必须正视的重要课题。
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远大于风险，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节奏、路径和制度安排来推进。当下窗口期难得，迟疑的代价可能远超推进的风险。
解决方案与路径：打通堵点，降低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推进。
以“资产锚定”建设人民币信用基石
货币国际化的本质是信用的国际化。当前，离岸人民币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有流量、无存量”，根源在于缺乏足额的、安全的、可流通的资产锚定。
首先，需要加大离岸人民币安全资产供给。持续扩大离岸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丰富国债期限品种，建立离岸国债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境外持有人民币提供可靠的安全资产载体。2026年的连续发行已经奠定了良好基础，但规模和频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其次，大力推动境内优质资产向境外开放。中国拥有海量的实体经济资产和金融资产，但受制于跨境流动限制和产权不清晰等问题，大量存量资产无法转化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基石。笔者此前即指出，应借助市场化、法治化机制，将这些境内资产转化为可被国际投资者认可的信用锚。具体而言，应加快推进REITs等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国际化，解决投资主体不明确、产权不清晰等制度障碍，让国际投资者能够通过持有人民币资产实现对人民币的信用信任。
第三，合理管控境外信用风险。中资房企境外债券违约案例的深刻教训表明，境外人民币资产缺乏有效的跨境司法执行保障和法律确权机制。应加快推进跨境司法协作，建立境外人民币债券违约的跨境处置框架，切实保护国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修复和巩固人民币的国际信用。
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实现制度性突破
资本项目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无法回避的制度关卡。但开放不等于“一步到位”，应坚持循序渐进、风险可控的原则。
一是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试点范围。可在自贸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特定区域试行更高程度的资本项目开放，采用“宏观审慎+托宾税”管理短期资本流动，在试点中积累经验、完善制度。
二是优化QFII/RQFII等跨境投资机制。当前境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仍受限于配额机制，难以自由配置股票、信用债等高风险高收益资产。应在风险可控前提下进一步放宽额度限制、简化审批程序、拓宽可投资范围。
三是打通资本的双向流动通道。不仅要让外资“进得来”，也要让境内资金“出得去”。在满足合规要求的前提下，为居民和企业提供更便利的境外投资渠道，促进资本双向流动的动态平衡，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循环中的活跃度。
完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构建“自主可控”的支付体系
支付体系是货币国际化的“高速公路”。
一是应大力提升CIPS的全球覆盖面和参与度。截至2025年末，CIPS已连接128个司法管辖区的1600余家机构，全年处理业务量达980万亿元，同比增长43%，但与SWIFT系统相较，在接受度、覆盖面、认可度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应在扩大网络覆盖的同时，优化CIPS的制度规则和服务体验，使其成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境支付系统。
二是须积极布局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已实现近实时结算，结算时间从2至3天缩短至数秒，成本降低50%以上。应进一步推动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规模化应用，这不仅提升效率和安全性，还可有效规避地缘冲突带来的制裁风险。
三是应不断丰富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生态。在主要离岸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衍生品等多元化投资工具，为境外持有者提供丰富的投资和保值增值渠道。只有让人民币资产“值得持有、方便持有”，人民币才能真正从支付工具升级为国际储备资产。
依托实体经济优势，拓展人民币使用场景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
其一，可将大宗商品贸易作为突破口。当前部分大宗商品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不足5%，这是典型的“有能力用而未用”的领域。应充分发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资源进口国的买方优势，在铁矿石、原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进口中加大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推进力度。
其二，继续深耕“一带一路”和东盟等重点区域。人民币在中国和东盟的结算量已劲增35%，占区域贸易比例的28%。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项目从美元融资转向人民币融资，这一趋势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和货币互换安排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其三，进一步发挥央企产业链“链主”优势。支持央企搭建人民币国际化生态体系，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使用人民币，将人民币提升为核心司库货币。产业链的龙头效应可以带动整个供应链的本币化进程。
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多层机制
在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必须筑牢风险防线。
第一，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升级。央行已明确提出“逐步拓展宏观审慎政策覆盖范围，前瞻性研判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应将跨境资本流动、离岸人民币市场、汇率大幅波动等纳入统一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创新丰富政策工具箱。
第二，离岸与在岸的防火墙设计。在资本项目渐进开放的过渡期内，应保持必要的防火墙机制，防范离岸市场波动对在岸市场的过度传导。但同时应不断优化“连接通道”，避免防火墙过厚阻碍正常的资本流动。
第三，汇率弹性与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助于吸收外部冲击、缓解资本流动压力。2025年人民币汇率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稳中有升，全年升值4.43%，表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正趋于成熟。
第四，信用风险的跨境治理。建立和完善境外人民币资产的信用评级体系、信息披露制度和违约处置机制，从根本上筑牢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防线。
展望：2030年，人民币有望成为全球第三大储备货币
从永乐通宝到数字人民币，从郑和船队到“一带一路”，中国货币对外流通的历史已有600余年。六百年前，永乐通宝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硬通货，靠的不是武力扩张和制度强迫，而是强大经济实力和活跃贸易往来支撑下的自然选择。今天的人民币国际化，同样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以制度型开放为径、以信用建设为锚，走出一条稳健而自信的道路。
站在2026年的历史节点，笔者依然坚持最初的判断：当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佳战略窗口期。若能在美元信用危机的关键窗口期内，稳步推进上述攻坚计划，到2030年人民币有望跃居全球第三大储备货币，真正成为与中国经济实力匹配、并被全球认可的“金融新锚”。而这，不仅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全球提供多元稳定货币公共品的应有担当。
六百年前，“永乐通宝”随商船远航，成为南洋、西洋诸国信赖的流通媒介，那是经济繁荣的自然外溢，也是开放国策的必然产物。今天的人民币，承载着中国经济的体量与活力，所需要的不只是规模扩张，更是制度信任的构建和信用体系的夯实。历史从不许诺任何国家的货币天然拥有国际地位，但它总会回报那些顺势而为、勇于改革开放的经济体。窗口已开，唯有行动。
来源 | 经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 | 王茅
审核丨秦婷
责编 | 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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