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明星与社交名媛
近些年来，书市上出现了一些以昔日上海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在众多的人物中，往往会有一个"交际花"，有的还是书中的女主人公。这些人既长得美艳又善于交际，且无社会职业，常年周旋于一些有钱男人之间，受这些男人中的一个或几个供养，长住在高级旅馆或是公寓里，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就像曹禺的话剧《日出》中的陈白露，或眼下的一些"金丝雀"和高级"二奶"那样。
在旧日上海这样的女人确是有的。那时我家开设在三马路上的惠中旅舍是上海的一家甲级旅馆。那里的五楼都是带会客室的高级套房，其中有几套房间就被这样的女人包租着。我跟随父亲到旅馆中去玩的时候，常能见到她们。其中有些人看得面熟了，她们也知道了我的身份，还摸着我的脑袋唤我"小开"。
这样的情形当然不止"惠中"一家，另一些甲级旅馆中，如"大东"、"东亚"、"新亚"、"扬子"、"东方"、"大中华"等，都有这样的女租客住着。一些乙级旅馆中也会有这样的女人住着，只是档次较低些罢了。而长期租住在"国际"和"金门"这两家特级旅馆中的这类女人的档次，便要比住在甲级旅馆中的更高。这正如那时的妓女也有书寓、长三和幺二的等级之分一样。
然而，哪怕是住在特级、甲级甚至最豪华的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北楼）中的这类女人，都算不上真正的"交际明星"。她们中有的是上海各大舞厅中的红舞女，有的是过去书寓、长三中的红倌人，从良嫁人后重又下堂出来招蜂引蝶，也有脱离了家庭住到外面来广交"朋友"、受人供养的女人……这些女性过着阔绰的生活，有着相当的排场，甚至在上至政要下至黑道之间周游交接，但她们严格说来都是不够档次的。用我父母一辈人的话说，充其量只能算是些"交际草"。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20世纪30到40年代活跃在交际场上的名女人呢？
有一位1949年之后去了台湾的名叫陈定山的文史作家，也是中国最早的化学工业厂﹣﹣家庭工业社的少东家，当过大学教授，因此也属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社会名流。他在1958年曾写过一本笔记集《春申旧闻》，其中讲到当年上海的"交际名媛"时这样写道："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继之者为周步苹、陈皓明。周为邮票大王周今觉的女公子。陈则为驻德大使陈蔗青之爱女。其门阀高华，风度端凝，盖尤胜于唐、陆。自是厥后，乃有殷明珠、傅文豪，而交际花身价渐与明星同流。"
旧时上海有名的"交际明星"当然不止这几人，但无论是哪个，能有资格被称为"交际明星"的，首要条件是当时被公认的"名媛"，必须出身于名门，纵然不一定家境十分富有，但总是有相当社会声望的人家。
交际明星唐瑛
自从以诗人徐志摩感情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在大陆和港台播映之后，陆小曼（剧中由伊能静饰演）的许多事情已经被广大观众所了解，因而不再赘述。陆小曼的才艺确是被所有认识她的人称道，她能诗善画，晚年尚能成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盖亦由此。上海文史馆至今收藏着不少她的画作。
唐瑛和我母亲年龄相仿，都是出生在1910年前后。她的父亲是沪上留德名医，兄长腴庐是宋子文最亲信的秘书，平时和宋子文形影相随。那年宋子文在上海北火车站遇刺，刺客认错了人，开枪误杀了宋子文身旁的唐腴庐。宋子文因他代替自己丧命而很觉内疚，在厚赠抚恤之外，对唐氏家人一直都很看顾。唐瑛在上海最贵族化的基督教会中西女塾毕业后，嫁给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市政水道工程师李祖法。他是上海滩上有名的"（宁波）小港李家"的家族成员，父亲李云书是沪上巨商，李氏家族中"祖"字辈的成员在上海数以百计，大部分是社会名流或富商。其中，李祖永是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很具实力的永华影业公司的老板，而有个叫李福莱的在敌伪时期曾落水当汉奸，和"76号"特务组织关系密切。唐瑛下嫁李祖法后因性格不合而离婚，改嫁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
唐瑛
我不清楚我母亲和陆小曼是否相识，但她和唐瑛却是相熟的朋友。上海沦陷时期，我父母离异后，母亲住进愚园路西端的西园公寓，几乎每天都有不少朋友来打牌、吃饭和聊天。我和姐姐们也是每天学校放学就往那里跑。母亲的那些朋友中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皮肤白皙，身村苗条，亭亭玉立，嗓音甜美，打扮清雅脱俗。母亲唤她"陈瑛"，教我们唤她"阿瑛娘娘"。以后才知道她便是上海有名的交际明星唐瑛。有一回母亲带了我到霞飞路去买东西，回家时走过泰山公寓。母亲说阿瑛就住在里面，便上楼到她家去。阿瑛娘娘搬出许多糖果来叫我吃。那时还是沦陷时期，巧克力是十分稀有的名贵食品，可惜我生性不喜甜食，因此只吃了一块。
我母亲费宝树在她交往的那个圈子里是以美貌闻名的，她的美貌和身材都属于古典美女型。而唐瑛则是另一种气质，她的漂亮中洋溢出西洋女性风味，谈吐举止也比母亲活泼得多。如果两人同时出现在一个社交场合，风头无疑是属于唐瑛的。
费宝树
母亲在1948年去了香港，以后唐瑛也去了。当我到香港时，唐瑛已不在那里，母亲说她移民去了美国，并和她已多年未直接互通音信了，只是彼此通过朋友们知道都还活着并且安好而已。
交际名媛周叔苹
陈定山文章中讲到的上海另一位"交际名媛"周叔苹，和我母亲有超过半世纪的交谊，但奇怪的是我在上海时从未见到过她。
周叔苹
我母亲是在十七岁时嫁给比她大十五岁的我的父亲的，那时我父亲在英商有利银行当买办。婚后在公共租界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上买了座房子做新居，毗邻便是邮票大王周今觉的住宅。
周今觉是当时有名的实业家，开了好几家厂。称他为"邮票大王"，是因为他喜爱集邮，所集藏的邮票的总价值为全国集邮者之冠。其中一件清末红印花加盖小字一元四方联是世间孤品，据1941年《世界邮票年鉴》估价为五万美元。这在当时可算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能买十辆十六只汽缸的林肯豪华房车或一幢挺大的花园洋房。
周家有位待字闺中的大小姐，名叔苹，比我母亲长两岁。中间并未经人介绍，两个女孩子（当时已结婚的母亲无论按年龄或性格来说都只能算是个女孩子），一个在二楼阳台上，另一个在自家的花园里，隔着道墙通过招呼和谈话便成了朋友。以后，周叔苹嫁给了个姓李的富室子弟，我母亲则从西摩路搬到了愚园路上，两人间的来往便不及以前密切了。在这段时间里，周叔苹经常出入上海上层社会的各种社交场合，并且十分活跃，同时还翻译一些英文短篇文学作品，在林语堂主编的《西风》等高品位杂志上发表。由于她的家庭背景、社交能力和在文学上的成就，使她成为当时上海上流社会中的交际明星。
母亲和周叔苹的再度交往是在两人移居香港之后。从1949年初起，有大批上海人拥往香港，大都居住在两个地方，即港岛的北角和九龙的尖沙咀。母亲和周叔苹都住在金马伦道上，几乎每天都要见面，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同是从上海来的朋友。她们常在一起麻将、聚餐、聊天，有时也结伴同去台湾探望亲友。这时的周叔苹已是人到中年，不复有过去的风光了，但也许是想要留住逝去的韶华，她穿着打扮还像二十来岁似的，并且经常是浓妆艳抹。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年过八旬。由于她在垂老之年还穿上鲜艳夺目的流行时装，常在尖沙咀街头踽踽而行，一些当地居民和商店货员便给她起了个外号"老美女"。这外号无疑是含有讽嘲意味的，但用这外号唤她的人大概不会想到，这位打扮"出位"的老妪当年曾是上海这座大都市中很有声望的名媛。
我是在1983年初到香港时才见到母亲的这位好友的。母亲带我去拜访她时，要我唤她李auntie ，并告诉我，她是一位作家。当时我只是感到这位 auntie 的穿着打扮和她的年龄不甚相称，以为她大概是那类给报纸写小品或专栏的女作家，这样的作家在香港和台湾是很多的。
在这次拜访之后不久，我在油麻地的集成书局中买到一本她70年代在台湾出版的小说散文集，集中所收都是她在中年以前发表的作品，读后感到内容和文笔都有相当水准。为这本集子作序的是台湾国民党中的元老级人物张群（岳军）。虽然作序者的官位并不能代表作品的质量，但张群毕竟是个学者型的政客，在蒋介石时代他是中枢的重要谋士，到蒋经国时代又是重要顾问。过了些日子，我在上海的新华书店中又买到一本由周叔苹翻译的外国著名长篇小说《拿破仑和黛丝丽》。这本译作由北京的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书中保留着蒋彦士为译本所写的序，此人又是一个台湾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
我把这两个"发现"讲给母亲听。母亲笑我太大惊小怪，她说周叔苹的作品远不止我看到的这两本，周叔苹在台湾出版过好多本书，是和《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齐名的同辈女作家，只是在香港这地方知者不多罢了。
前些年母亲去世后，我和姐妹们便与李 auntie 不再来往，只知她仍旧居住在香港，倘若还健在，算来应已年过九旬了。
当年上海的交际名媛如唐瑛、陆小曼、周叔苹等都出身名门世家，但也有少数人并非名门出身而成为社交界名花的，其中最出名的便是被多家小报称为"乱世佳人"的"黑猫"王吉。
"黑猫"王吉
给王吉起"黑猫"这外号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由于她在嫁人之前曾在上海有名的黑猫舞厅中当过伴舞女郎，不仅擅长伴跳维也纳华尔兹和探戈等难度较高的舞种，还能表演西班牙和吉普赛舞蹈，常获得满场喝彩；含义之二是她常年穿黑色衣裙或旗袍，束玫瑰红腰带或辫带，一直都是这样的颜色搭配，只是服装式样不同而已。
王吉可称是多才多艺，她能操英、法、日三国语言，又会书画，是当时有名画家符铁年的入室弟子；她又善于演唱京剧、昆曲，曾与梅兰芳演过《游园惊梦》，饰剧中的春香。
王吉初嫁的丈夫名叫秦通理，是当时的硝矿管理局长。这是个大有油水可捞的肥缺，但官职不高，只能算是中级官吏。他利用王吉的美貌和交际能力，为他结交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从而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以后两人由于性格越来越不合而离婚。"八一三事变"之后，秦通理当了汉奸。他仍不能忘情王吉，想利用财势让她与自己复合，但王吉报之以冷笑："你以为当了汉奸就可以逼我屈服？我找个比你大的汉奸给你看看。"
潘三省原是上海滩上一个有名的赌徒，上海沦陷之后，当了名小汉奸，又攀附上了原任日本陆军少佐的浪人佐佐木康五郎和汪伪政权的沪西警察局长潘达，获得特许在白利南路（今长宁路）上开出了沪西越界筑路地区的第一家赌场，并且在接踵开张的"秋园"、"伊文泰"、"惠尔登"、"荣生"等数十家赌场中都参加股份，于是骤然间成为巨商。他娶得王吉之后，买下了两座大花园洋房，占地面积都在十亩以上。一座在法租界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上，作为他们夫妻俩的住宅；另一座在沪西开纳路（今武定西路）上，则用作开设一家会员制的赌场，由于邻近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起名为兆丰总会。
兆丰总会不是家公开的的赌场，不是会员或不由会员带领便不能入内。那里的会员大都是汪伪政权中的"新贵"，另外一些则是上海的有钱人。我的父亲孙伯绳在沦陷时期从未担任过任何伪职，但他在自己创办的华东商业储蓄银行倒闭清理之后，受聘当了另一家私营银行的经理，并且和不少沦陷后入日寇怀抱的"新贵"过去就很熟，因此也算有资格成为这家总会的会员。关于那里面的一些情况，是他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当了中学教师时给我讲的。
据父亲说，兆丰总会中的一应事务都由"老板娘"王吉打理。这里底层两间大厅里摆设着各种赌台。其中一部分赌博如轮盘、牌九、大小、番摊等，是由赌客和赌场对赌的，而另一些赌博如麻将、扑克、沙蟹等，则是在赌客之间互赌，场方只管抽头。王吉经常穿着长及脚背的黑色旗袍，在各张赌台之间穿梭来往招呼赌客，遇到相熟的朋友有时会在身旁坐下谈笑一会儿。这时，即使那个熟人是个"部长"、"次长"级的汉奸，也会感到挺有面子而面露得意。
赌场的后面是餐厅，中餐、西餐各一间。据父亲说，那里的中菜质量平平，西菜的味道却很不错，那是因为王吉用高薪从礼查饭店中挖来了一个专做法国菜的高级厨师。有些会员中的老饕并不爱赌钱，就是冲着这里的西菜而到这家总会来的。
洋房楼上是供会员休息的场所，他们可以在这里洗土耳其浴（即桑拿浴），有大间和单间可供抽鸦片，在大间中可以边抽烟边聊天，在单间中则可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大间和单间中都有经过专门训练的装烟女郎伺候。那些女郎是经过一番挑选的，大都出身于贫穷家庭，年轻而有相当姿色，倘若客人要求提供性服务也可以答应。但据父亲说，这样干的客人并不多，因为不少会员都自诩是有"身份"的人，不屑于玩这类"下等"姑娘，也有一些人怕在总会里干了这类事传扬出去，家里的老婆会打翻醋缸。在这里面玩女人的大都是些"和平军"的高级军官，那些都是粗鲁之徒，其中有些还是带着队伍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土匪头子。
兆丰总会北面一里处的愚园路上有一家好莱坞游乐场，是沪西最大的赌窟，那赌场中的所有吃、喝、抽都免费供应，而在兆丰总会中的每一项享受都是要付钱的，只是不用付现款而以签单结算。
1943年，潘三省因有外遇，与王吉离了婚。王吉分得一笔财产后，便和初恋时的男友严某在法租界的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上买了幢小洋房同居。她和潘三省的离异使她逃过了一劫。两年后日本战败投降，潘三省因"汉奸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他和王吉离婚后再娶的那个舞女王三毛也受到株连，被军统抓去关了几个月才放出来。
抗战胜利后，也曾有人提出因为王吉主持过兆丰总会的事务，要以"附逆罪"对她追究。但一则由于王吉已与潘三省离婚，再则她在国民党政府的上层也有很多关系，因此这件事便不了了之，王吉得以安然无恙。
上海解放前夕，王吉和严某去了香港。到那里后，也许是由于年华已逝，也许是已看透了浮华世相，她变得十分低调，几乎不和过去认识的人来往，只是静悄悄地过着平常日子。据我母亲说，听说王吉也来了香港，并且也住在九龙，但这么些年来却一直没有见到过她。
抗战胜利之后，上海滩上又出现了一些活跃在交际场中的女人，如夏丹维、谢家骅等，但在家世、教育、修养和才艺上都及不上前面述及的那几位了。
孙树棻，1933年1月10日生于上海，笔名树棻。祖籍浙江绍兴，出身银行世家，后来家道中落。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政法系。历任教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第五届理事。1993年移居香港，成为香港自由写作人与报刊专栏作者。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姑苏春》、《伴飞》、《毒枭》等，中篇小说《夜深沉》获上海市首届文学作品奖。晚年专述海上旧事，著有《上海往事：最后的玛祖卡》、《豪门旧梦》等。2005年9月2日病逝于上海，享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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