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女性乌姆·尼扎尔，名叫萨米拉·卡尔曼·迪亚卜，来自四八年领土内的海法。《阿拉伯圣城报》在她位于舍法阿姆尔的家中见到了乌姆·尼扎尔。
她已在这座城市生活了数十年。她带着记者穿行于历史与地理的街巷之间，讲述的并不只是个人经历，而像是一个完整社会、一个民族的命运切片，既有甘甜，也有苦涩。她从人生的第一站海法讲起。她说，初恋总是最难忘的。随后，记忆又延伸到贝鲁特、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纳布卢斯、雅法、拿撒勒等地。
在她那间宛如博物馆的家里，挂满了画作和艺术品，摆着大马士革风格的座椅，身后还有一架高大华丽的钢琴。乌姆·尼扎尔回顾自己自1932年在海法出生以来的人生轨迹时，多次谈到父亲——她口中“生命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英雄”哈吉·塔希尔·卡尔曼，也谈到了母亲。
她回忆说，已故父亲塔希尔·卡尔曼在奥斯曼统治末期从纳布卢斯来到海法，同行的有守寡的母亲和四个姐妹。她还提到家族姓氏的来历，说家族出自纳布卢斯辖区的舒韦卡镇。父亲四岁时丧父，不到十岁就不得不离开学校，到海法的集市谋生，长期卖面包、馅饼和自制糖浆饮品，帮助家里维持生计。
谈到父亲时，乌姆·尼扎尔说，他是白手起家的典型，哪怕讲上一周，也说不尽他的分量。她说：“他虽然富有，却对穷人非常敏感。比如，在青蒜还没有普及、价格还不便宜的时候，他不让孩子们吃加青蒜的 labneh。他还承担海法一所孤儿院里几个女孩的生活开支。”
当被问到为何总是详细谈父亲、却很少提母亲，是否更爱父亲时，她回答说：“我母亲阿莉娅·西德基是土耳其裔，和当时许多女性一样。坦白说，我更爱父亲。我每天都会为他祈祷，在先知之后最常想起的人就是他，因为他是理想的父亲。父亲是通过一位朋友认识母亲的，那位朋友也娶了一位土耳其女士。”
她还讲到父亲生意的发展与兴盛。很快，他就成了在全国和地区都颇有名气的商人，经营的贸易网络延伸到大马士革、巴格达、贝鲁特和开罗。她说，父亲甚至可以坐在海法办公室里，打一个电话，就完成一笔把伊拉克椰枣运往埃及的交易。
但“灾难日”的剧变也中断了他的经济事业。海法失守后，他搬到伊卜廷村。此前他已在那里购置了数千杜纳亩土地，并建立了一座农场。这座农场至今仍在，他的继承人仍拥有其中大部分面积。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62年早逝。
乌姆·尼扎尔1932年出生于海法的德国医院。她提到，母亲属于当时在城市医院生产的那一代女性，像意大利医院、德国医院和哈姆扎医院等，都是当时的分娩地点。
她回忆说，那时的海法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十分活跃。她特别提到“沙姆人市场”，说那是海法最著名的市场之一。通常只有大人才会去那里。市场靠近马车广场，也就是今天的巴黎广场。那里有叙利亚商人出售布料、鞋子和食品。
她接着说：“我还记得纳伊姆·阿萨勒的商店，那是一个很大的商业综合体，几乎什么都有，而且就在居民区之间。这些市场里既有阿拉伯人，也有犹太人，彼此关系原本不错。后来，随着移民潮涌入、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加剧，以及1936年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这种关系才有所倒退。”
在乌姆·尼扎尔的记忆里，海法不只是一座城市，更像一整套生活世界的舞台，商业与艺术、海洋与市场、住宅与音乐在这里交织。
社会生活
谈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她概括说，那是非常美好的岁月。不过，不同阶层、不同宗教群体在生活水平和保守程度上还是有差异。她说，如果自己想去参加某位朋友的生日会，会先告诉父亲，而父亲会先去打听这位朋友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同意。
她说：“比如基督徒的婚礼，男女并不分席，还会提供酒精饮品。”说到婚礼的具体样貌时，她又补充：“会有来自巴勒斯坦广播电台的女歌手，从耶路撒冷或雅法赶来，带着她的乐队为婚礼演出。婚礼是只对女性开放的。卖冰淇淋的人也会来，有些婚礼还会像今天一样提供正餐。”
她还回忆起一些埃及艺术家到访海法的情景，其中包括优素福·瓦赫比、阿米娜·里兹克和乌姆·库勒苏姆。不过，她自己没有参加过这些活动，倒是她父亲常去。她说：“我父亲会去参加这些在海法下城举行的演出。每次因生意去埃及时，他也都会去开罗听乌姆·库勒苏姆演唱。”
她还回忆起黎巴嫩裔医生纳伊夫·哈姆扎，来自阿卜耶村。他在海法创办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医院，如今叫“兰巴姆医院”。她说，自己很熟悉他，觉得他外表英俊、谈吐得体、喜欢社交，也是位名医。他的女儿们曾与她一起在拿撒勒修女学校读书。她还提到，当时海法也住着一些来自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家庭。
从沙姆人市场到马车广场，从哈姆扎医院到拿撒勒修女学校，乌姆·尼扎尔重新唤起了一座在“灾难日”改变之前、充满生气的海法。
乌姆·尼扎尔在海法长大。她最早在海法英语学校读书，和兄弟一起上学，之后转到加尔默罗会学校，最后在拿撒勒修女学校完成学业。这些学校都是女子学校，也都是传教学校，尽管当地其实还有很多本地学校。
按她的说法，拿撒勒修女学校会请英国人教英语、请法国人教法语、请阿拉伯人教阿拉伯语。她说：“直到今天，我仍然能说这两门外语。老师是阿拉伯修女，学生既有海法本地人，也有来自雅法、阿卡等地的女孩。”
1948年的“灾难日”打断了她的求学之路，也让她和家人在贝鲁特流亡了一年多，直到1949年底。那段时间里，她进入贝鲁特一所英语学校继续学习。
后来，萨米拉·卡尔曼·迪亚卜与家人从黎巴嫩秘密返回，定居在伊卜廷镇父亲的农场。此后，她又回到海法的同一所学校继续读书。高中毕业几年后，她在伊卜廷从事教育工作，任教于父亲出资创办的一所学校。
已故的穆瓦法克·迪亚卜医生在贝鲁特工作多年，在完成耶稣会大学学业后行医。后来，一家巴勒斯坦民间组织邀请医生到海法乡村地区服务，他应邀前来，最终定居舍法阿姆尔。巴勒斯坦“灾难日”之后，道路阻断，他也无法返回。
在那间宛如博物馆的家里，画作、大马士革座椅和钢琴之间，萨米拉·卡尔曼·迪亚卜讲述着一个始终把海法带在身边的女人的一生。
乌姆·尼扎尔说，1961年，迪亚卜医生来到她位于海法以东的村庄伊卜廷，后来两人相识并结婚，育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此后，他们定居舍法阿姆尔，一直生活到他于2008年去世。
除担任舍法阿姆尔及周边地区第一位医生外，他还每周抽出一天义务接诊，为穷人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甚至免费送药。
萨米拉女士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精神饱满，衣着讲究，记忆清晰，思路明快，观察也很细。她向记者讲述了大量细节。在回顾自己、丈夫和父亲的人生之前，她先端上了一杯柠檬饮，让人想起巴勒斯坦传统待客方式。那杯饮料清爽可口，配比也很讲究：一点糖，再加一点玫瑰水和橙花水。
说起这杯饮料，她说：“很多很多年来，柠檬饮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家庭。我们总是用柠檬、水和橙花水来做它，而橙花水过去就在巴勒斯坦或黎巴嫩本地生产。最早的时候，我和亲戚苏阿德会在海法和伊卜廷的家里自己做柠檬饮。我们会挑大的柠檬，洗干净后连皮切开，加上糖，再反复捣压、揉搓，让糖和柠檬的汁液充分出来，最后过滤，再加入玫瑰水。这样，一杯天然、家常、带着传统风味的饮料就做好了。”
当被半认真半玩笑地问到长寿和健康的秘诀时，乌姆·尼扎尔说，这首先是来自真主的恩赐，此外还要加上知足，以及与自己真诚和解。她1932年出生于海法，平时吃得不多，坚持阅读，尤其喜欢小说，也爱听音乐，爱唱旧时代的歌曲。
她语气坚定地说：“要和自己和解，也要和你的主和解。先和你的主和解，然后再和自己真诚和解。我每天睡前都会做一点良心上的自我审视，哪怕只有两分钟。这样，你就会睡得很沉，很安稳。”
至于是否会觉得自己与当下时代格格不入，她说，自己会尽量适应现实；如果实在适应不了，就选择沉默，转而去读书、听音乐，和所爱的人一起消磨时光。
在从事教育工作之后，乌姆·尼扎尔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她曾在舍法阿姆尔参与成人教育，开设扫盲班，也活跃于多个妇女和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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