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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齐晶晶，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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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鲁南制药、许家印案等近年频发的跨境争议案件揭示出一个严峻现实：许多看似已做“规划前置”的家族，仍在纠纷中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本文试从跨境与争议解决的双重视角切入，剖析典型案例，提炼争议共性，并探寻家族治理的深层启示。
据测算，未来五到十年将有超过300万家民营企业面临接班，涉及资产规模达数十万亿元。在“资产全球化、社会全球化与公司全球化”的驱动下，跨境传承已成为高净值家族无法回避的命题。
跨境与争议解决：双重逻辑下的审视
为什么必须从跨境的视角审视家族传承？答案深植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高净值家庭的财富版图早已超越国境，呈现出“境内为基、境外为翼”的全球配置格局。
股权、不动产、金融资产分布在多个法域，家族成员持有不同的税务身份，企业亦从本土经营迈向跨国运营。这一客观趋势意味着，家族传承的挑战已经从单一的法律风险，演变为复杂的跨国治理难题。BVI的信托法与香港的衡平法、中国大陆的民法典在此交叠，任何单一法域的思维都无法应对这种系统性复杂度。
但仅有跨境视角仍不充分，争议解决的视角同样不可或缺。原因在于，中国的家族传承正处于一个“纠纷频发期”。过往十多年间，家族财富领域的主流服务模式以非诉讼的架构设计为主——搭建信托、设立离岸公司、配置保险。然而，这些“规划前置”的方案正在经受现实的检验。
大量案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设计方案的人，很多从未真正处理过一场信托击穿或代持确权的诉讼。非诉与诉讼的经验断层，使得许多架构在“实战检验”面前暴露出未曾预料的裂缝。换句话说，任何一套成熟的传承体系，必然是在争议的反复淬炼中逐步形成的。只有从争议解决的终点来回望规划设计的起点，才能真正看清问题的本质。
两个标杆案件的深度剖析
（一）鲁南制药股权与信托纠纷：架构缺陷的系统性崩溃
鲁南制药案堪称中国家族企业跨境传承最具警示意义的案例。
创始人赵志全生前为规划身后事，委托他人将鲁南制药25.7%的股权置入信托，意图由女儿赵龙继承。然而，这一看似周密的安排，最终演变为旷日持久的跨境诉讼。
案件的症结在于“双层缺陷”叠加
在底层资产层面，股权长期以代持方式存在，权属不清是一切祸患的根源；
在顶层架构层面，信托的委托人与受益人均被设置为离岸公司，而非创始人家族的自然人，导致信托关系脱离了真实的家庭关系与个人意愿，变得高度抽象且脆弱。
受托人恰恰利用了这种结构性的模糊地带，将本应转归赵龙的资产转移至自己名下公司。该案涉及东加勒比最高法院、BVI高等法院、香港法院及中国内地法院的多法域平行诉讼，诉讼成本与时间成本极为高昂。
此案的价值在于它敲响了两记警钟。
第一，“股权清晰”是任何传承规划的绝对基石，任何出于短期便利而采取的代持等不透明安排，都是在用未来的灾难性风险交换当下的虚假安全感。
第二，法律工具的复杂性必须服务于传承目标的精准性——一个与家族真实关系、传承核心目标错配的复杂架构，其危险性可能远超一份简单的遗嘱。
（二）许家印信托击穿案：目的合法性决定工具效力
如果说鲁南制药案暴露的是架构设计的“技术漏洞”，那么许家印家族信托被击穿案，则触及了传承规划的“根基性问题”。
恒大集团清盘人在全球范围内追索资产的过程中，许家印于2019年前后在境外设立的约23亿美元家族信托，因设立时间处于公司已出现重大债务危机的敏感时期、涉嫌“欺诈性转移”且委托人保留了过度控制权，被香港法院通过“穿透式审查”纳入接管范围，信托的风险隔离功能在司法追索中暂时失效。
此案与张兰案共享同一裁判逻辑。法院通过“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审查，认定委托人设立信托的意图不纯，且在实际操作中保留了过度的控制权，导致信托的资产隔离效力被彻底否定。
法律意义上的信托，要求委托人将资产的所有权真实、不可撤销地转移给受托人，使其脱离委托人的个人财产范围。当委托人的行为表明其意图并非真实的资产隔离，而是将信托作为逃避既有或可预见债务的“外壳”时，法院将毫不犹豫地揭开这层“面纱。
此案的启示具有穿透力。再精密的信托架构，也无法保护来源不合法的资产，或为旨在逃避债务的转移提供永久庇护。合规是一切传承规划的生死线，逾越此线的“规划”，无异于在沙滩上筑城。
跨境传承争议的三大特征
从上述案件以及近年来鹰君集团、张兰案等多起标志性纠纷中，可以提炼出当前跨境家族传承争议的三个核心特征：
第一，成本极高且影响不可逆。跨境争议一旦爆发，即意味着高昂的经济成本与长期的消耗。鹰君集团罗老太的诉讼拉锯战已持续多年，据报道仅律师费用已高达2亿港元，尚不计败诉后需承担的对方诉讼费用。更为致命的是，此类争议将家族内部矛盾公之于众，对家族声誉与企业经营造成不可逆的冲击——银行收紧授信、合作伙伴观望、核心人才流失，这些隐性成本远比诉讼费用更为沉重。鲁南制药同样如此，公司控制权之争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修复周期极为漫长。
第二，专业人才极度稀缺。这些案件均涉及多法域法律冲突，BVI信托法、香港衡平法、中国大陆民法典、开曼公司法在同一案件中交织。能驾驭如此复杂局面的律师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屈指可数。其原因恰恰在于前述的行业断层——非诉讼从业者缺乏争议解决的实战经验，而擅长诉讼的律师又未必熟悉离岸信托与公司架构的精微之处。任何一套成熟法律服务体系，必然是在争议的反复淬炼中逐步形成的，而这一过程在中国才刚刚开始。
第三，规划前置不等于风险免疫。上述案件中的家族，几乎都在事发前做了“规划”，但为何依然爆发剧烈冲突？深层次原因可归纳为三点：
一是“重工具、轻治理”，只搭建了信托或代持的外壳，却未建立家族内部的决策机制与沟通机制，一旦成员间出现利益分歧，矛盾便直接传导至法律架构的脆弱处；
二是“重离岸、轻合规”，过度迷信离岸地的“防火墙”功能，忽视了资产来源合法性、委托人权利保留边界等根本问题；
三是“重设立、轻维护”，将传承视为一次性事件，而非需要定期评估、动态调整的长期过程。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这些争议对家族与企业的影响并非孤立的“内部事务”。家族控制权之争可能导致企业融资搁浅、上市受阻；实际控制人争议可能触发银行抽贷、供应商挤兑；企业动荡则直接影响数以千计乃至上万名员工的就业稳定。家族是企业的根基，企业是宏观经济的细胞，传承失序的冲击波会沿着“家——企——社会”的链条层层传导，这正是必须以更高维度审视家族治理命题的根本原因。
结语：
当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财富的物理分布已遍布全球，资产全球化、身份全球化与经营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许多家族在“走出去”时，对离岸地的法律环境、税务规则、争议解决机制知之甚少，对受托人的监督近乎真空，对家族成员间的利益平衡缺乏预判。这种“身已远、识未至”的错位，正是跨境争议频发的深层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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