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今晚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一次久违的“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距其首个任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已过去了近9年。
在两场国事访问之间，中美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就在特朗普2017年对华访问一个多月后，他的政府发布了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对华方针。
在拜登政府时期，双方打破了自建交以来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的传统。这是两国关系从建设性接触转向激烈战略竞争、相互敌意加深的反映。
特朗普的访问是在其上任之初即快速对华重启以关税战为核心的极限施压，并遭中方系统性反制，彼此针锋相对的对抗可能导致毁灭性后果的背景下商定并即将展开的。
与首次对华国事访问时美国仍居于相对强势的发牌者地位不同的是，特朗普在对华进行新的访问之际，中方已按照美方提出的对等原则改变了被动接受的既往角色模式，接连主动出牌，使外交解决关税和贸易分歧成为双方的最佳选择。
在特朗普的新任期开始特别是对华极限施压遇挫后，他频频发出甜言蜜语，这与其在关税、科技、贸易上对华采取的严厉措施，看似矛盾，实则都遵循着一个内在逻辑，即期望以软硬两手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
“重塑对华关系”，特朗普政府如此设定此访愿景。然而，在美国对华战略已发生质变的情况下，中美关系调整能有多大空间？
无论如何，特朗普对华正式访问、全球头二号经济体领导人举行面对面最高级别的会晤，都将备受举世瞩目。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也将产生世界性影响。
一系列挫败导致内外交困，特朗普需要一场“外交胜利”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中誓言，将在上任首日推动和平解决俄乌冲突，但时至今日，它们的消耗战仍在持续。特朗普政府对俄外交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难以采取有效手段阻止战争持续。
他以和平缔造者自居，但同样是他，联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军事行动。伊朗在军事上失败了，但美国在战略上却没赢。德黑兰的核能力、弹道导弹、无人机令人头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倍增了其战略底气，更为重要的是，伊朗反美政权在其帮助下完成世代交替，继续执行鹰派政策，但特朗普政府对如何结束战争一筹莫展。
白宫在俄乌战争中对欧洲核心利益的漠视、在对伊战争中对欧洲地位的无视，以及对北约的全方位破坏，都极大地分裂了跨大西洋由来已久的联盟关系，由此也使其在对伊战争中陷入史无前例的外交孤立，没有任一同盟国愿与美国并肩作战。
特朗普政府去年4月2日发动“解放日行动”，无差别的高关税政策，在内引发违宪指控，在外招致强烈对抗，进一步分裂了其与盟友的关系基石，也使华盛顿在世界体系中离心离德，并推动中美走向谈判之路。
其负面后果与美国对伊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一起，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商品滞销、股市震荡、供应链断裂和生活成本上涨，使美国的国际威信扫地，特朗普对改善经济和民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难以兑现，引发民意反弹，在近期民调中，其支持率已降至34%到37%区间，为战后美国历届总统同期最低，而高达62%的反对率则创下其两届任期新高。
对委内瑞拉的闪电战行动是其为数不多的政治成就，但也激励其在对伊行动中作出战略误判，致使美国从中东快速抽离的计划落空，并可能持久深陷中东泥潭。即便是其最得意的移民政策，也因其激进地采取军事手段予以应对而毁誉参半。
尽管在白宫视频中一遍遍地说“我赢了”，但这正是特朗普心虚的表现。施政一年多成果寥寥无几，却在一系列重大行动中遭致挫折，直接促使民心远离、“MAGA运动”内部分歧加剧，共和党在不久后进行的中期选举中几乎铁定惨败。如何提升其民意支持率，减轻其施政挫败对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并继续有效掌控政局，成为其头号目标。
特朗普急需一场令人惊艳的“外交胜利”，展现其想干事、能干事、且能干成事的公众形象，以实实在在的贸易合同堵住民主党攻击的嘴巴，恢复畅通并可持续的供应链，安抚惴惴不安的产业界，以便度过危机，重树形象，扭转民意颓势。
当今世界，谁有足够大的体量、潜质和意愿在短期内帮助达成其期望的目标？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即将登陆中国，将中美关系推向全球时刻。
乞援和施压：特朗普如何平衡目标、重塑对华关系？
在出访前夕，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称，“我非常期待这次中国之行。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两国之间会有好事发生！”
这位总统从不吝惜以溢美之词或善言善语描述中国或对华关系。
在上任前，他就说，“美中两国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
去年6月，当福克斯新闻主播声称中国“窃取知识产权”、“进行网络攻击”时，他为中国辩护说，美国也做同样的事，这是一个肮脏的世界，“我们与中国相处得很好”。
但他在将要访问中东三国之际同样会说，他出访的目的是让海湾国家远离中国影响力，阻止中国拉拢中东获取能源。
在对华关系上，特朗普是一只双头鸟：见风使舵，视情决定以哪个头面对中国。
他在访华前夕的甜言蜜语凸显出他对此访达到预期目标，抱有很高期望。
而中方也本着务实的态度，等待特朗普拿出谈判底牌。
经过数轮经贸和外交磋商，双方确信，此次访问能带来实质成果。这是其访问能够成行的根本原因。而其前任的总统拜登，终其任期，都未能实现双方对对方首都进行最高级别的正式访问。
两种行动目标驱使着特朗普的访问：乞援（作为好大喜功、期望建立政绩的个体和作为即将面对选举的共和党人）与施压（作为美国总统、作为美国政府的最高代表）。
乞援清单：促进中国市场更加开放，要求中方加大进口美国大豆、牛肉等农产品、能源、航空及工业品等大宗商品，大幅提升非敏感贸易规模，平衡中美贸易逆差，并在非敏感领域扩大对美投资；就芬太尼管控加强合作，取得更可见的成效；保障关键供应链共赢；推动中方金融开放取得突破。
中方对特朗普政府极限关税战全方位、精准定向的反制，有效击中其软肋，削弱了城市郊区、农业州及相关产业的美国公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后者迫切寻求改善处境。
根据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披露，美方的愿望清单还包括在设立双边“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方面取得进展，这体现了特朗普期望通过构建中美贸易、投资合作机制，使相关合作能够快速落地见效。
施压清单中已公开的包括伊朗、香港问题。美方期望中国切断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关键供应链供应，并推动中方在和平结束冲突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以往美方关切的知识产权、产能过剩、贸易壁垒、台海和南海稳定、西藏和新疆、人权和宗教等一系列问题，是否继续成为特朗普此行施压的保留项目？
在过去九年的中美激烈互动中，中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扭转了被动应对姿态，改为有攻有守，突出体现在特朗普推动新一轮关税战过程中，中方坚决反击，导致双方互征关税层层加码，分别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45%、125%，如不及时遏止，结果将是鱼死网破；体现在中方适时祭出关键稀土供应王牌，华盛顿暂无替代供应链弥补缺失，不得不寻求谈判解决问题。
台海、关税、高科技供应链、日本再军事化、美方干涉内政，按照优先级，可能是中方希望在与特朗普的会谈中得到美方回应和解决的重点问题。
对台斗争进入至关重要的阶段，寻求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中方的敏感性、重要性以及对中美合作的关键意义，推动特朗普政府作出战略性让步，将是会谈的重中之重。
特朗普同意在北京就对台军售问题进行讨论，打破了里根以来的美国传统。这为双方在此问题上寻求共识提供了潜在可能性。
关税涉及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关乎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在当前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寻求美方将对华关税保持在合理水平，以确保双方进行公平贸易，维护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是中美此前进行的多轮经贸磋商的核心（包括最新在韩国进行的经贸磋商）。中方寻求在此次元首会晤中就相关协议最终拍板。
在高科技供应链领域与中国脱钩断链，是美国九年来对华战略竞争的重点之一，损害了中方的发展利益，寻求特朗普政府放松高科技及其产品输出的限制，将是在特朗普此访中希望达成的重要目标。
日本高市早苗政权对台海表现出激进的政策态势，修订和平宪法、推动再军事化、伺机核武装、介入台海冲突，是其几乎公开的目标，也成为台海局势发展的重要变量。作为日本的靠山和盟友，美国对日本的发展走向拥有无可置疑的影响力，事实也是在美国的支持或默许下，日本才有相关发展动向。中美最高会晤可能会提出中方在此问题上的关切，期望美方予以管控。
美方在涉疆、涉藏、涉港及宗教和人权问题上干涉内政是常态，可能也会成为此次中美议题。
同时，在中美整体关系上，降低敌意和对抗，加强协调与合作，重塑双边关系基调，改善两国关系氛围，为克服当前困难开辟道路，可能是中方的特别关切。双方在彼此关切的重要议题上达成共识，将为双方重塑双边关系的整体方向和氛围创造条件。特朗普政府在无法根本改变大国竞争国策的情况下，可能乐于同中方一起在中美关系中采取新的更富于善意的表述。反之，假如此次谈判破裂，那么双边关系的氛围将不可能得到改善。
战略竞争为中美两国之间逐渐塑造了以对等、公平为基本准则的关系，谈判和问题的解决往往伴随着“公平的交易”，过去美方居高临下、单方面施压中方改变已成为历史，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让步将是相互、对等的。假如中方给予美方某种合作，特朗普政府在中方关切的问题上也要作出对等的让步。
特朗普要想通过此访达成自身目标，必须注重双方条件和成果的平衡。他在访前提出，会发生“好事”，为会晤达成协议奠定了乐观的基调。双方在会后的联合公报中如何“平衡”表达彼此关切，达成两国“双赢”的协议，是一个悬念。
特朗普的个人特质对中美关系重塑的影响
特朗普是美国建国250年来的一个“异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任以来，他全面挑战美国的政治、外交传统，肆意改变美国由来已久的政策，鼓励个人崇拜，将个人意气贯穿到政策制订和施行的全过程，创造了民主社会强权的罕见先例。
他的个人特质在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第二任期，他不再避讳其与俄罗斯特殊关系的指控，全方位推行亲俄政策，大张旗鼓地疏远欧洲，将欧洲从美国传统首要关注地区移除，不遗余力地削弱北约和美欧联盟，几乎全盘削减美国对外宣传和援助机制，彻底打消克里姆林宫的安全担忧，并在俄乌战争中实质性地选边站，打击基辅的军事能力，弱化对俄制裁和限制，在外交上为普京提供舞台，抛弃美国历来警惕俄罗斯的政策，亲手将其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战略降级”，不再用美国主要的“现实威胁”和“战略对手”对其描述，也无任何相关措施涉及俄罗斯——这与对中国完全不同。
特朗普的个人成长经历使其形成了强人崇拜心理，利益至上、实用主义、毫无原则的思维和态度，并以擅长“交易”自诩。在他那里，为了个人目标或者为了展现其实现国家利益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实现国家利益，原则不再是拦路虎，如果没有美国政治体制的牵制，一切均可交易。
特朗普的个人特质对美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具实质性，为重塑中美关系提供了可能性，但却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美国下届总统选举的进行，其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必将引发美国朝野反思，并透过新一轮辩论和改革，杜绝下一个“特朗普”再现，防范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出现颠覆性错误。其执政期间的内外政策也将受到严厉审视和矫正。
美国对华战略的调适及其限度
特朗普重塑对华关系，不是无限的，不可能超越美国业已形成的大国竞争战略框架，且在本届政府外交叙事逻辑下，白宫必然坚持并升级对华竞争战略。
美国本届政府就对华战略所作的调适，在其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及其具体施政中得到了体现。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不再使用“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等刺激性语言对中国进行定性描述，降低对抗性叙事，对表述结构进行重要调整，以此为两国正在进行的谈判让路，反映了特朗普的交易思维。
在具体施政中，特朗普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投资管控政策有所松绑、对涉两岸关系实务处理偏向于柔化，并使整体对华外交基调从其第一任期晚期的“新麦卡锡主义”风格后退，双方的对抗不再疾风暴雨。
可能颇具讽刺性的是，特朗普在对华战略总方针不变的基础上沿用了其所不齿的前任“小院高墙”式竞争战略，且将其范围进一步缩小。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全政府在过去九年推进的大国竞争法律化、制度化进程，不可逆转。特朗普政府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仍坚持与中国的大国竞争，致力于从全球各地既往的重点地区战略收缩，将重心放在“西半球”和“印太”，其着眼点，是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安全战略更“聚焦”，为更强有力地继续推行大国竞争战略服务。
特朗普系统性推进有利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将俄罗斯从美国的战略对手中移除，为了对冲由此带来的国内风险，并进行合理的外交叙事，升级对华战略竞争是必然选择，本届政府中的建制派趁机将其变成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
尽管出于谈判的需要，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涉华相关内容进行了某些淡化，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制订的《临时国防战略指南》中仍将中国定义为“唯一步步紧逼的威胁”，将中国视为美国在海外面临的“唯一焦点”。由此流露出其真心。
特朗普为谈判需要采取温和姿态同时，往往在两国谈判出现僵局后迅速变得强硬，证明了其对华态度是随着谈判的进展而变化的。
美国本届政府就对华战略进行调适，根本在于其早期对华发动激进的关税战失利，导致其必须寻求通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因此在特朗普个人交易思维驱动下采取策略性让步，以实现其通过谈判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在特朗普个人意志主导下，本届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某些缓和，但美国行政部门内部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的双层结构以及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多维牵制系统，都决定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总方针没有、也不会改变，中美关系出现的新变化仍处于每届美国总统对推进大国竞争的侧重点、强硬度和方式方法区别范围内。
未来几年，特朗普基于个人特质进行的外交努力，与中方产生“共振”，两国形成共识，为中国带来数年“战术机遇期”。这些年可能会催生新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加剧全球动荡。
然而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共和党失去对国会的全面掌控，特朗普按照自身意志推行政策的能力可能下降，尤其是美国政府换届，无论是民主还是共和党人掌权，中美关系发展都存在巨大变数。
中美最高接触：新旧世界交替的重要节点
特朗普在其首次入主白宫的当年颁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布“轰轰烈烈的大国竞争时代正在来临”，标志着冷战后一代以美国的历史善意为特征、战后规则为基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自由价值观的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开始终结。
俄罗斯2014年公然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并持续与乌克兰冲突，最终演变成2022年2月俄乌战争的全面爆发，则使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病入膏肓。
而美国作为冷战后独一无二的首要大国、作为新一代世界秩序的设计师和领导者，其总统在今年初未经联合国和美国国会授权，越界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突袭、抓捕其领导人解送美国受审，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公然声称要将格陵兰岛并入美国领土，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实质帮助俄罗斯，都意味着美国亲自缔造的冷战后世界秩序已经崩塌，欧洲、中东的混乱、西太平洋的平静被打破，战后世界历史上还从未出现如此多的重要地区面临危机，且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极度缺乏全球共识，国际组织失能、缺位，分裂和冲突成为常态。
人心对未来一片茫然。历史呼唤各国面对，世界需要解决方案。
在这一重大时刻，两个正处于史无前例的战略竞争之中的全球大国领导人决定举行九年来首次最高级别的正式会谈，是世界新秩序演进关键节点的关键事态。
他们讨论什么问题，达成什么共识，存在什么分歧，在哪些领域仍抱有敌意，打算以什么方式处理双边问题，对世界和地区正在发生的战争和纷乱采取何种态度，以及对构建世界秩序提出何种方案，直接关乎彼此关系的演变方向，关乎两国人民很多年的祸福生死，关乎世界和地区是战是和、是乱是治，关乎本世纪人类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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