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个冷饭，再更新一个“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第二外语翻译考核政策”事件的后续。
先说下申请的结果：清华大学不予公开《求真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细则》。其实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确定这份直接作为学生处分依据的《处分细则》是否客观存在。若有求真书院的师生看到过的，劳烦后台告知一声——毕竟，作为一份对于学生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即便不对社会公开，至少也应当在书院内部进行公示。
再简单交代一下此次申请信息公开的背景。
在清华大学“第二外语翻译考核政策”事件当中，求真书院直接以自身名义，对相关学生作出“记2次大过处分”，该处分直接援引《求真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细则》作为规范依据。
但问题在于：这份文件无法通过清华大学官方渠道查询获取。
既然一份文件已经被实际用于处分学生，且引发了广泛舆论争议，那么它究竟规定了什么、处分依据是什么、程序如何设置，本身就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共讨论价值。于是在3月20号，我向清华大学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求真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细则》全文。
4月13号，清华大学给我回复了一份《延期答复告知书》：告知我需要延长答复期限，延期至2026年5月12日前再作出答复。对此，我也发布过一篇图文《》进行分析介绍。
然后就到了昨天，5月12日，清华卡着最后一天向我作出了《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函》。
结果当然是：不予公开。
坦率来讲，这并不令人意外。真正让我觉得值得讨论的，反而是这份简短的《答复函》背后所暴露出的一些法律问题及现象，所以还是决定简单写一篇，权当普法。
借此也正好回应一下《答复函》结尾那句“请依法依规合理使用本答复函，请勿用于非法或不正当用途”：本人作为律师，将这份《答复函》用于法律分析和普法教育，通过个案分析普及信息公开法律知识、推动高校治理法治化，是完全合法且正当的公益行为。这当然算不上什么“非法或不正当用途”。
当然，也希望某些高校在强调“依法依规”的同时，对自身的程序合法性，也能有同等程度的重视。更不要在背地里搞小动作。
01/
清华答复的核心问题：法律适用错了
先说我的核心观点：清华此次的信息公开答复，存在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
并且针对这个问题，我在4月13日分析《延期答复告知书》时就已经论述过。应该是本号人微言轻，清华应该没有注意到，我就再不厌其烦地说一下：对于高校的信息公开工作，原则上高校应当直接依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29号〕执行，而不应参照、更不能直接援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原因很简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原则上仅适用于行政机关，而并不适用于高校这类事业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存在一个历史沿革问题：根据08年施行的旧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第三十七条规定，高校作为教育类事业单位，对于信息公开工作可以“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也就是说，在旧法框架下，高校的信息公开工作，确实可以“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所以如果放在2019年之前，清华这样援引，其实还说得过去。
但问题在于，条例改了。
在19年施行的新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当中，对于教育类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工作，删除了原先“参照本条例（即《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的表述，取而代之的，是第五十五条：“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的规定执行”。
翻译成人话就是：高校的信息公开，别再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了，请回到你自己的规则体系。
而既然教育部早在2010年便出台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在此情况下，对于信息公开工作，高校就应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直接依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29号〕执行，而非再绕道去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因此，这次清华大学在《答复函》中，直接援引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作出不予公开决定，至少从法律适用层面来说，这是站不住脚的。
02/
可能的反驳：高校能否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十四条？
这里也顺带回应一个可能的反驳。
有人可能会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开政府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条例。”而高校在学位授予、学籍管理等事务上，本来就具有法律授权的管理职能，所以高校是否仍然可能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答案是：有可能，但范围有限。
高校仅仅在“学位授予、学籍管理”等少数特定法律授权职能上，才可被视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进而落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适用范围。
但问题在于，我申请公开的并非学位授予或学籍管理事项，而是《求真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细则》。它本质上是学院内部制定的一份纪律处分规范文件，至少从性质上看，很难被归入第五十四条所说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范畴。
换句话说：第五十四条，在这里并没有适用空间。
再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清华大学真的认为自己此次信息公开行为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适用范围，那么是否也意味着，我可以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十一条，针对清华大学的答复行为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家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会受理。
这一悖论本身，恰恰说明此处并不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03/
清华拒绝公开真正的理由，应该是“内部事务信息”
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你是不是有点吹毛求疵了？即便法条引用错了，清华不公开就一定没道理吗？
倒也未必。
我猜测，清华之所以会援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应该是认为《求真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细则》可归类于“内部事务信息”的范畴。
也就是说，清华大学认为《求真书院处分细则》仅涉及高校的内部管理，而不对外部直接产生法律效力，所以可以不向社会公开。
客观来看，这个逻辑，其实是有一定讨论空间的。
让我们再回归到《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第七条第（二）项，根据该项规定，“学校章程以及学校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明确属于高等学校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范围。
在本次申请中，《求真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细则》当然属于一种“规章制度”，只是此处略有争议的是： 第七条第（二）项中的 “学校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包括学院、书院层面的规章制度？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法律解释问题。
如果从较宽的理解来看：学院、书院作为学校内部组成部分，其制定的纪律处分规则，同样影响学生权利义务，理应纳入公开范围。
但如果从较窄的理解来看：第七条所说的“学校规章制度”，可能仅指校级层面的制度文件，而不包括院级内部规范。
坦率来说，如果我是清华大学的法律顾问，我可能就会往这个方向论证，即：《求真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细则》属于院级内部制度，并非校级规章，因此不属于《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主动公开事项。
这个理由虽然在法理上仍有争议，但至少是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体系内进行论证，算是一条更合法、也更体系化的拒绝路径。往后对于类似情形，清华若想继续拒绝公开，可以考虑参考一下我这个论证逻辑，而不必舍近求远去求助于一部根本不该被适用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04/
“可以不”公开，不代表“不可以”公开
既然从《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角度来看，清华大学并非完全没有拒绝公开的法律空间，那么这件事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前面所分析的，其实只是一个法理层面的讨论，即，清华大学是否存在一条相对合理、合规的拒绝公开路径。
答案是： 从法律技术角度而言，这 有可能存在。但问题在于：“可以不公开”，不代表“不可以公开”。
换句话说：即便清华大学认为自己依法享有拒绝公开的空间，它仍然完全可以选择公开。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份涉及学生纪律管理、并且已经引发广泛舆论争议的规范性文件，清华作为中国top2的高等学府，向公众公开一下、以正视听，又有何不可？
所以，这件事最终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清华“能不能”不公开；而在于，它其实“可以”公开，只是“不愿意”公开。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清华大学认为《处分细则》属于内部管理文件，那么它至少应当向求真书院内部师生进行公示。原因很简单：一个纪律处分规则，至少应当满足最基本的程序正义要求，即规则应当是可知的。否则，一个学生被处分时，却连处分依据此前是否存在、内容是什么、如何适用都无法获知，那么处分本身的正当性就会变得非常可疑。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求真书院的学生，到底有没有看过这份《处分细则》？
如果有求真书院同学看到这篇文章，也欢迎后台告诉我。我是真的好奇。
最后，再说一点更宏观的感受。
这次申请也进一步说明了，高校信息公开制度，本身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它披着政府信息公开的“外衣”，却没有获得行政救济制度的“骨骼”。
面对行政机关的拒绝信息公开行为，申请人至少还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甚至提起行政诉讼，程序上，有外部监督，也有司法救济。
但高校呢？高校拒绝公开、不答复、敷衍答复之后，申请人往往只能向学校内部或教育主管部门举报及申诉，而这些路径，大多缺乏足够的程序刚性。最终造成的现实是，高校既承担公共管理功能，又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外部问责机制。
于是，一些高校面对信息公开申请时，往往显得格外敷衍与傲慢。因为它们知道，自己的漠视与拒绝，通常不会有什么实质后果。
最终“依法依规”四个字，也就很容易沦为一种单向要求：对学生讲规则，对公众讲程序；但轮到自己时，规则和程序，却又总可以适度弹性。
至于《求真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细则》究竟存不存在、写了些什么，现在看来，可能仍然是个谜。
——颜森林
202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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