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老愚觥 作者:大鹰

1950年6月25日朝鲜国内战争爆发,同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命令,从10月16 日夜晚开始,上百万新中国的优秀儿女“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战争是惨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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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烈的战争整整进行了一年多时间。在付出巨大牺牲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朝人民终于嬴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及李承晚集团在朝鲜三•八线上的板门店谈判……

战争终于结束。然而,战争的必然产物—一战俘—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悲剧却没有就此结束⋯⋯

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万多人被俘,其中,有14000多人被裹胁到台湾,有6673人返回了祖国大陆。在所有2万多名战俘中,只有极少数成了背叛祖国的败类,而绝大多数,保持住了红色战士的本色⋯⋯他们同所有活着归来的志愿军英雄一样,流血淌汗,吃苦受难,九死一生。他们的心灵却多了一重被敌人绑缚蹂躏侮辱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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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在汉城南部的一个村庄,美军发现了一位落单的志愿军战士

当他们归来,扑向祖国母亲怀抱的时候,人们啊,是该安抚他们受伤的心,还是往他们受伤的心上撒盐粉呢?结论应该是明确的,然而,我们……而且,一“左”就是二、三十年!

政策,一夜之间翻了脸

1953年下半年,6千多名被俘志愿军战士陆续回国了。火车缓缓驶过被战火夷为废墟的朝鲜国土,这是他们曾经浴血战斗的地方,在这里他们理了亲爱的战友,在这里他们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在这里他们饱尝了集中营暗无天日的苦难⋯⋯

有人带头唱起了集中营中他们自己编写的歌曲:

“可爱的祖国,幸福的家园。……

这是哺育我们成长的地方。

我们愿为他献出血汗。

坚决回去,死也不变,不背叛自己的祖先,永做祖国优秀儿男……

是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好样的,他们没有背叛祖国人民和党⋯⋯现在,他们扑向母亲的怀抱……

他们被集中到辽宁省昌图县。这里组成了一个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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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日子是火红的。首长的接见,慰问团的演出,女学生的献花⋯⋯还有那些粗糙的却十分珍贵的纪念章,还有那热闹的杀猪宰羊。总政治部制定和下达了对归来人员实行“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的方针。归管处的同志们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休息,学习一段,很快就会分配工作。他们为逝去的岁月而激动,为自己“贡献”太少而不安,为辉煌的未来而兴奋。他们常常含着微笑睡去,又带着微笑迎接黎明。

可是,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一切都消失了。据说“上面”有了新的“指示”,说,归管处报上去的对他们处理的“样板”材料挨批了,说归管处“右倾”。“于是,归管处的大门关上了。他们开始学习。学习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标准,学习刘胡兰、赵一曼……学习革命军人的气节……然后开始“控诉交待”。

归管处的同志,讲了几句使他们莫明其妙的话:“你们的功劳祖国人民早就知道了,现在是你们向祖国民讲清问题的时候了。”于是,当年在集中营中带头英勇斗争的共产党员带头交待,他们和那些死去的英雄们比,和共产党员的标准比,严格检查自己,从被俘时为什么没有“以死尽忠”、讲到“抽了敌人的烟,就是向敌人投降”。

他们讲得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交待”一次,又“交待”一次,“自我上纲”越来越高,甚至使用了“假设”——“假如,再关上我十年,也可能⋯⋯”他们虔诚地涂抹着自己越来越黑的形象,直到最后,连自已都为自己“塑造”的形象吓呆了,这不是叛徒吗?这不是叛国投敌吗?

接下来是“互相帮助”。在别人的“启发诱导”下,所有当过“俘虏官”的不分情由,一律成了“为敌服务”,暴露自己姓名、部队番号的一律成了“泄露军事秘密”。集中营内的英勇斗争,似乎并不存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叛变性行为”……

而这些就成了定罪的依据,有的被开除了军籍,有的共产党员被开除了党籍,有的共青团员被开除了团籍……无论如何,这6千多人,从整体上来说是被丑化了。仿佛他们不该回来,仿佛战俘的本身就是罪过!

向这些为争取回国而奋斗、而流血、而残废了的人,宣布那样的“结论”,无疑是一件异常残酷的事情。某医院1954年7月的一份“对归来人员结论和宣布结论的工作简报”是这样记载的:

“……确定6月29日开始宣布。宣布方式方法,以先党、团员,后群众;先召开党员支部扩大会,后再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大会从开始到结束,都由党委领导主持。在进行中是顺利的,严肃的。有的党团员反映:“离开组织怀抱近三年了,今天第一次又重新过党的生活了,也许是最后一次过党的生活了……”

这是一个令不堪回首的痛苦的时刻。会场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人们呆坐着,除了宣读者的声音外,没有一丝声响。

每念到一个名字,就揪紧了一颗心。“散会”连喊了三遍,没人动窝,会场上的灯熄灭了,有的人还呆坐在那里。

志愿军某部指导员田方保,在集中营里被叛徒、败类们在一夜之间打昏过三次,他没有吐一个字,没有出卖一个同志。

回国后,他带头作“典型交待”,对自己无限上纲,结果被开除党籍。他听到这个结论后,愣了足有半个小时,然后放声大哭起来。他回忆说:“我悲痛万分,泪流满面,比我在13 岁那年,父母双亲都饿死在逃荒路上还要难过万分。我想,我这个苦孩子,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在战场上,我不惜牺牲,英勇杀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师失利,我仍收集我方散兵,向敌人进行抵抗,直至身负四处伤,不幸被俘。被俘后,我领着大家反审查、反饥饿、争自由,在斗争中我坐过水牢,一夜打晕我三次。难道就这样把我的党籍开除了吗?真是对天呼唤,苍天不应;对地哭叫,大地不理呀……”

那一夜有多少人彻夜未眠,哭湿了枕头?有的人心脏病发作,连夜被送进了病房。第二天早晨,这个医院的一百多名归俘,只有3个人去食堂吃早饭……

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竟然感谢归管处对他们的“宽大处理”。决心书,保证书纷纷飞向办公室。他们表示:“党对我的严肃处分是对我的关心和爱护。”甚至有人还上书,要求加重对自己的处分⋯⋯

尽管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这些归俘中的大多数人还是相当愉快地离开了归管处,踏上了返乡的道路。应该说,走出归管处的大门时,他们的想法是天真的,纯洁的。

志愿军某团副参谋长,老党员、老战士魏林说:“自已参加革命快二十年了,现在我才三十多岁。开除党籍就开除吧!再革命三十年照样是老党员。”

许多党员战俘表示:“母亲打两巴掌,这没啥。我决不灰心丧气,继续积极工作,努力学习,重新争取进步,再加入组织。”

然而,生活多次无情地撕开了他们流血的伤口。在随之而来的整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们几乎都不能幸免。“战俘”二字像一个恐怖的幽灵,每当有了“政治运动”,这个幽灵就出现了,每当讨论入党、调级、子女参军、就业……这个幽灵就坐在了审判席上,这些勇敢的战士,从此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

先情的历史镜头

先看看志愿军某团副参谋长魏林从“归管处”出来后的命运吧。应该说,在6千多名归国战俘中,他的命运算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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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林出生在中国革命根据地延安附近。父亲是赤卫队长和农会主席。魏林11岁就当上了儿童团长,1935年8月参加了红军,从此跟着部队南征北战。在朝鲜战场上,他英勇杀敌,在战俘营里,他领导战俘坚决与敌人斗争……遣返回国后,他被“开除党籍,恢复军籍”,于1954年转业到本溪矿务局任副科长。

刚到矿务局的那些日子里,魏林苦闷极了。他很少说话。他住在办公室里,节假日常常提着个矿灯,下到矿井里去干活。空闲下来,他就坐下来,常常一个人在流泪。

这个曾经有过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一次接一次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书记对他说:“你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正和上级联系。“魏林一声不吭,又提着矿灯下井了,又照样一封封地写汇报和申请……党员们被感动了,他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叛徒”。党组织两次决定吸收他“重新入党”,上级党委却两次否定了基层党支部通过的魏林重新入党的决定,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直到1980年,魏林才被恢复了党籍。

在压抑的精神世界里生活了近26年,在这26年里,他没有受过更严酷的打击,这是魏林同志不幸中的大幸⋯⋯

如今,魏林已近古稀之年。尽管历尽坎坷,但他的身体仍然是硬朗。他正在写集中营生活的回忆录,虽然他写起来非常吃力。他要把它献给党,献给死去的烈士,献给子孙后代。

杜岗比魏林的“命”就差得多了。

杜岗,长得粗壮结实,在集中营里,他曾经假报是“炊事班长”,领导被俘的志愿军战士开展争取回国的斗争。他被叛徒、特务吊起来毒打,把牙打掉了两个,仍然高喊:“我是共产党员!我就是要返回祖国!”

杜岗,1944年入伍,1949年入党。因为是战俘,他曾被两次开除党籍:一次在生前,一次在死后。

1975年10月,在开往山西省河津县的长途公共汽车上,一位中年乘客突然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司机紧急停车,乘客们手忙脚乱地把他放倒,人们在他的嘴边只隐隐约约听到了“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他便告别了人世。

人们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一个红色塑料皮工作证,止面写着:

杜岗,山西省河津铝厂行政处副处长。杜岗在被遣返回国后,由于他在“自我交待”中交待出在被俘初期曾被迫唱过“耶稣歌”,自己上纲为“丧失气节”,而归管处竟不顾他在对敌斗争中的突出贡献,将他开除党籍。

1954年11月,他转业到地方工作,1961年又重新入党。这对于曾经被开除党籍的一名战俘来说。不知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在他入党的支部大会上,杜岗哭倒在鲜红的党旗前。从此,他没日没夜地忘我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批斗、被毒打,他从“学习班”出来,直接就到工厂去干活。1973年他被“解放”,担任行政处副处长。当时工厂正在扩建,他东奔西跑到处去找材料。一次,他累昏了过去,医生诊断他得了心脏病,要他注意休息,但他把“诊断书“往抽屉里一放,又上了工地。由于积劳成疾,他终于倒在了为党工作的岗位上。

杜岗在闭上双眼时,他念念不忘的是,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死时候可能是幸福的、坦然的。然而,他不知道,在他死后,会被重新开除出党。

在铝厂的礼堂里,那些对杜岗怀着敬意的同志送来了花圈。追悼会就要开始了,突然冲进一队“造反派”,他们在死者的遗像上打了黑叉,撕下“杜岗同志永垂不朽”的横幅,贴上了“打倒大特务、大叛徒杜岗”的标语,杜岗再次被开除党籍。

1982年,杜岗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和军籍。众多的战俘的命运比魏林和杜岗更惨。

请看如下几个历史镜头:

在山西省新绛县的乡间小路上,走着集中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常委马兴旺,他满身尘出,一脸愁云。他的身后跟着衰弱已极的妻子和哭天号地的两个幼小的孩子。马兴旺转业后努力工作,曾被提升为石油部某研究所机修厂厂长。1958年,他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全家被遣返回山西老家,十几年没有工作,生活无着⋯⋯

在北京市密云水库的工地上,押来一队劳改犯人。中间走着集中营的对敌总翻译张泽石,他因为在1959年和当年的战友姜瑞溥等人一起上书,为6千名“战俘”的遭遇鸣不平,被打成“叛徒右派集团”,关进了铁牢,真诚相恋的女友也被迫离异。

在四川省丹楼县的街头,走来一队敲锣打鼓的人群。为首的是一个被绑着双手的瘦小的中年汉子,寒冬腊月他只穿着一条短裤,胸前挂着的黑牌上写着:“叛国投敌分子梁光辉”,在他的左臂上用黑笔画着一个大圆圈,圆圈里还能隐约看见他在集中营里被强迫刺上的“反共抗俄”四个字,旁边用墨笔写着:“反革命的活证据”……

在武汉市阳新工业区的一间破旧的工棚里,集中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支委彭林正在沉重地磨着一把刀子,他要用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在济州岛集中营升旗斗争中担任护旗队员,用自己的胸膛挡过敌人的坦克、机枪,保卫过五星红旗。

但他回国后却被打成“美国特务”,家被抄了,妻子和孩子受到株连。他留下的遗书只有两行字:“我不是特务。你们永远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

不能继续写下去了。如果要写,就需要列出6千多名战俘的名单!谈到这些悲惨的遭遇时,那些坚强的共产党员们,那些被砍断脚没有落过泪的硬汉子们都泣不成声。仅仅因为是“战俘”,许多人至今还是妻子不认他为夫,子女不认他为父,亲戚以有他为耻!……他们九死一生回到祖国,难道是为了这种强加的命运吗?作为6千名活生生的人,他们的价值,尊严和权利何在呢?

有人说当年对志愿军战俘的处理办法,是模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些战俘的命运中,却有太多的“特色”;比如“株连”;比如“永世不得翻身”;比如以道德名义定罪……最可怕的就是“无罪之罪”,实际上人们是在用道德的名义在宣判他们,这在两千年的旧中国是最大的罪名,在现代呢……

这是一页我们谁也无法回避的历史。在那个功与过、是与非颠倒的年代里,人们看到的是一架倾斜的历史天平。

他在希望的春天里死去

春天来的太晚了,然而春天毕竟来了。

1982年迟到的春天。在四川省某县城一个小小的角落里,住着一位饱经岁月风雨折磨的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李正文。一天下午,两位穿军装的青年干部走进了这间落满灰尘的小屋。他俩是县武装部的同志,是为落实党中央关于为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复查的文件精神,专程为李正文落实党的政策来。赶巧,李正文不在家。年轻的军官请李正文邻居转告李正文;请他回来时立即写一份自传,尽快到武装部来谈一谈。

晚上,在某川剧团拉胡琴的李正文回到了家。这个当年英姿飒爽的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员,已经衰老得不像样子,白发,皱纹,而他只是刚刚度过50岁的生日。

30年前,他作为一个“归俘”踏上了他在集中营里准备为之流尽鲜血的故乡的土地。迎接他的,没有鲜花,没有欢乐。作为一个俘虏,他从未奢望过这些,他只是想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为这块土地奋斗过的公民,把自己问心无愧的汗水洒在故乡的土地上。可是,他的这最起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一切都因为他是“战俘”。

他的档案被存放在公安局“内部控制”,历次政治运动象一阵阵旋风,把他卷起来、抛下去。“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叛徒”、“特务”这些帽子他都戴过。当刚刚返回故乡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处境待遇并不满意,开始,他还想向人们说明真情,向人们诉说委屈,可是没人听,也没人信。于是,他被整怕了,他被整得快疯了,他不再敢去碰“政治”这两个字。他躲在川剧团的角落里,拉着胡琴,沉浸在哀婉凄清的旋律中,夜夜伴着一盏孤灯抛洒着冷泪⋯⋯从此,他不问不闻政治⋯⋯

这天晚上,他听到邻居转告的两位军人的话,他噤若寒蝉:怎么,又要折腾他的战俘问题了?他一夜没睡,辗转反侧思前想后,往日的苦难象恶魔一样又呈现在眼前:归国之初,在“归管处”里,学习认识,自我批判和宣布开除党籍、军籍时,面对自己愤怒声讨的,是冷冰冰军人的脸……返回故乡,在当地武装部和公安局报到时,是冷冰冰的军人的脸……此后历次运动,挨打,受训,都有军人的冷冰冰的脸!30年!往日不堪回首啊!现在,他们又来了……能有什么好事!而自己已风烛残年,尚能有几年的活头?难道再被他们揪出来示众侮辱吗?

终于,他下定了死的决心,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50岁的生命!告别了他在异国集中营里日思夜想的故乡。

李正文投环自杀的噩耗传来,武装部的同志感到十分不安。他们是来做一件好事的,没想到却引出了这样一幕悲剧。

年青的武装部军官们可能难以理解:这个曾经冲出集中营的五尺汉子,为什么变得如此脆弱,何以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的悲惨的故事太多了。6千多人,6千个悲壮的故事。

1万4千多名志愿军战俘被劫持到了台湾岛,30多年来,他们又是如何度过的呢?这又是1万4千多个故事:

30年星移斗转,美国换了6任总统,日本实现了经济起飞,南朝鲜成了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人类向太空发射了宇宙飞船,航天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被纳粹德国俘虏了几百万人,而被打败的是纳粹德国。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在纳粹的集中营关押的战俘中,有一名战俘当了法国总统,这就是访问过中国的密特总统。而这些中国志愿军的“战俘”们呢?

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他们将会背着“战俘”这两个字走进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