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是被我妈从小打到大，后来受不了，姐姐逃了，再也没回来

我姐是被我妈从小打到大，后来受不了，姐姐逃了，再也没回来

遥远的回声

我最后一次见到姐姐，是在一个夏天的末尾。那天傍晚的阳光很薄，像一张快要燃尽的纸，贴在厨房的墙壁上，发不出什么热度。我妈在灶台前炒菜，油烟机嗡嗡地响，锅铲碰铁锅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像某种倒计时。

姐姐的房间里已经没有多少东西了。床铺是平的，枕头上没有压痕，书桌上那本翻了无数遍的《红楼梦》也不在了，只剩下一道道圆珠笔划过的痕迹，深深地刻在木纹里。抽屉半开着，里面是一些她带不走也不想带的东西——几支用秃了的铅笔，一张初中的毕业照，还有一根红色的头绳，打了死结，解不开了。

我不知道她是几点走的。那天夜里我没有睡熟，隐约听见门开合的声音，很轻，像风把一片叶子吹过了门槛。我以为那是梦。后来我无数次回想那个声音，越想越觉得它真实，又越想越觉得它虚幻。也许人在回忆里待久了，分不清哪些是真切发生过的，哪些是后来自己长出来的。

我妈炒完菜，把盘子端上桌，然后照例喊姐姐吃饭。喊了三声，没人应。她皱了皱眉，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走到姐姐房门前，推开了门。

她站在门口，大概有几秒钟没动。我坐在饭桌前，透过门框看见她的背影，那个背影突然变得很僵硬，像一堵被抽走了钢筋的墙，随时都会塌下去。她转过身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我没有见过第二次——那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很深很深的茫然，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往下看了一眼，发现根本没有底。

“你姐呢？”她问我。

我说我不知道。

她又站了一会儿，然后坐下来，拿起筷子，开始吃饭。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眼睛盯着碗里的米饭，好像在数每一粒米。我也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咽不下去。我妈把一碗饭吃完，站起来，把碗洗了，然后走进姐姐的房间，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她没有出来。

我收拾了碗筷，洗了锅，把剩菜用保鲜膜封好放进冰箱。一切做完之后，我站在姐姐的房门前，耳朵贴上去听。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我以为她在哭，可是没有哭声。我以为她在收拾东西，可是没有翻动的声音。安静得像一潭死水，连涟漪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我妈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眼睛是肿的，但她没有提姐姐的事。她照常做了早饭，照常扫地拖地，照常出门买菜。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又什么都不一样了。像一个人假装自己在走路，其实每一步都在往下坠。

姐姐比我大四岁。我出生的时候，她四岁，正是开始记事的年纪。关于她的童年，我所有的了解都来自后来的拼凑——我自己模糊的记忆，邻居们压低了声音的交谈，还有一次，我外婆喝醉了酒，拉着我的手说了一些话，第二天又什么都不承认了。

我妈不是那种天生的恶人。这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的一件事。她年轻时很好看，我见过她的一张照片，扎两条辫子，穿着碎花裙子，站在一棵槐树下，笑得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那是我爸给她拍的，那时候他们刚结婚，日子还甜。

我爸在我姐姐两岁那年出了车祸，没死，但是伤了脊椎，从此下半身瘫痪。一个原本在工地上搬砖的男人，忽然之间连翻身都要人帮忙，那种落差足以把一个人从根子上毁掉。我爸没有毁掉自己，他毁掉了我妈。不是故意的，没有人是故意的，可是毁掉就是毁掉了，跟动机没有关系。

我妈忽然之间要养一个瘫痪的丈夫，一个两岁的女儿，然后很快又多了一个我。她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手艺，只能在镇上的服装厂做工，一个月挣八百块钱。八百块钱要交房租，要买药，要买奶粉，要买米买菜交电费。她精打细算到了每一个钢镚儿的地步，可还是不够。

隔壁的王婶后来跟我说，你妈那时候瘦得像一根竹竿，风一吹就要倒。她说有一次看见我妈在菜市场捡白菜叶子，蹲在地上，一件一件地往塑料袋里装，旁边卖菜的老板娘假装没看见，把头扭到一边去了。

这些事情姐姐都记得。她记得我妈从菜市场回来的样子，记得我妈坐在床边给我爸擦身子的样子，记得我妈在深夜里一个人坐在厨房抽烟的样子——我妈不抽烟的，但那些年她抽了很多烟，一根接一根地，好像在烧什么东西，又好像什么都没在烧。

姐姐五岁那年，一锅开水从灶台上翻下来，浇在她的左胳膊上。她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整条胳膊都缠着绷带，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我妈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来医院看她，每次来都带着一个馒头或者一碗白粥，放在床头柜上，说一句“吃了”，然后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有一次我妈大概实在太累了，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姐姐那时候还小，不会表达复杂的情感，但她后来跟我说，那天晚上她看着我妈睡着的样子，忽然觉得特别特别害怕。不是怕她醒过来，是怕她醒不过来。她说我妈睡着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空的，什么情绪都没有，像一栋被搬空了家具的房子，什么声响都没有，安静得让人想逃。

这种害怕后来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执念。姐姐开始努力地讨好我妈。五岁的孩子，能想到的讨好方式很有限：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不哭不闹，把碗里的米饭吃得一粒不剩。她做到了这些，但还不够。她开始学着洗衣服，够不到水池就把凳子搬过来垫在脚下，把小手伸进冰冷的水里，搓着连她自己都拧不动的湿衣服。她开始学着做饭，站在凳子上够灶台，有一次差点把厨房点着了，我妈回来之后打了她一顿——不是因为差点失火，是因为浪费了一锅米。

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看见我妈打姐姐。其实在那之前一定有更多次，只是我太小了，不记得了。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坐在客厅的地上玩积木，听见里屋传来一下一下清脆的声响，然后是姐姐的哭声。那种哭声不是小孩子撒娇或者耍赖的那种，而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挤出来的，像一口井被人踩碎了井盖，水在下面翻涌，却找不到出口。

我妈打完之后，走出来，看见我坐在地上仰着头看她，她的表情忽然碎了。她蹲下来，把我抱进怀里，抱得很紧很紧，紧到我觉得喘不过气。她没有哭，但是她的身体在发抖。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很复杂的味道——洗衣粉的味道，油烟的味道，汗水的味道，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人在生活的重压下慢慢朽坏的味道。

姐姐七岁的时候，我爸死了。那天是星期三，我在幼儿园，姐姐在学校。我妈一个人在家，给我爸喂完早饭，收拾好碗筷，然后去洗衣服。回来的时候，我爸已经走了。就这么简单，一个人从活着到不活着，不过是一盆衣服的时间。

丧事办得很简单，没什么人来。我妈没有哭，姐姐也没有哭。我太小了，不懂什么叫死亡，在灵堂前面跑来跑去，大人们看我的眼神很复杂，有心疼，有无奈，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厌烦——大概觉得这个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爸死了之后，家里的日子并没有变好，但也没有变得更坏。少了一个人，少了一张嘴，少了一笔药费，也少了一种气氛——那种沉闷的、压抑的、像一块湿透的棉被盖在头顶的气氛，消散了一些。但很快，另一种气氛取而代之。

我妈开始打姐姐。

不是偶尔打，是经常打。不是轻轻打，是往死里打。

原因五花八门：碗没洗干净，打；作业没写完，打；回来晚了，打；和同学出去玩，打；顶嘴，打；不顶嘴，也打。有时候根本没有原因，我妈下班回来，脸色不好，姐姐走过去问一句“妈你吃饭了吗”，一巴掌就扇过来了。

我后来无数次回想过那些年，试图找到我妈打姐姐的规律，找到某种可以解释这一切的逻辑，但每次都失败了。如果非要找一个原因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姐姐长得越来越像我妈年轻时了。同样的眉眼，同样的轮廓，同样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牙齿的样子。我妈照镜子的时候，看见的是一张被生活和命运反复碾压过的脸；她看姐姐的时候，看见的是一张还没有被毁掉的脸。也许那不是嫉妒，也许那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她恨的不是姐姐，她恨的是那个曾经年轻过、对生活充满过期待的自己，活在了姐姐的身体里。

姐姐从来不还手。一次都没有。她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让我妈打。打完了，她也不哭，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洗碗，扫地，写作业。有时候她的嘴角有血，她用手背擦一下，然后继续洗那些永远洗不完的碗。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她是怎么做到的，那种沉默不是软弱，那是一种比任何反抗都更令人心碎的坚韧。

我考上小学那年，姐姐上五年级。她每天早晨比我早起来一个小时，给我做好早饭，把我的书包收拾好，然后叫醒我。我那时候不懂事，有时候赖床不肯起，她就坐在我床边，轻轻地推我，一下一下地，像在敲一扇紧闭的门。我发脾气，她就等我发完，然后说：“该起来了，不然要迟到了。”

她不怎么跟我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因为她发现了一个规律——每次她跟我多说几句话，或者跟我多玩一会儿，我妈就会找借口打她。好像我妈觉得她对我的亲近是在争夺什么，是在把她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从我妈手里抢走。所以姐姐学会了跟我保持距离。她还是会照顾我，会给我做饭，会帮我系鞋带，但不会跟我多说一句多余的话。我们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一种无声的、高度程式化的东西，像两个演员反复排练同一场戏，每个动作都精确，每句台词都简短，没有任何即兴发挥的空间。

我九岁那年夏天，出了一件事，让我开始真正意识到，我和姐姐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那个世界是我进不去的。

那天下午，我妈在房间里午睡。姐姐在厨房里切菜，准备晚饭。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写暑假作业，其实没在写，在发呆。然后我听见厨房里传来一声很短的尖叫，然后是菜刀掉在地上的声音。我跑过去，看见姐姐的左手食指在流血，血滴在案板上，滴在她刚切好的土豆丝上，一滴一滴的，像一朵一朵小小的红花。

我去拿创可贴，翻遍了抽屉没找到，就跑去叫我妈。我妈被我叫醒了，很不高兴，问我什么事。我说姐姐的手切伤了，在流血。我妈翻了个身，说：“死不了。”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我站在她的床边，愣了几秒钟，然后跑回厨房。姐姐已经把伤口用一块破布缠住了，血把布浸透了，还在往下滴。她看见我回来了，笑了一下——那是我记忆里她为数不多的笑容之一——说：“没事，不疼。”

我说：“妈说死不了。”

姐姐的笑僵在脸上，然后慢慢地，像一片薄冰在春天的河水里融化一样，从她的脸上消失了。她没有说什么，转过身去，把案板上的土豆丝倒进垃圾桶，又重新拿了一个土豆，开始切。她用那只受伤的手按着土豆，每切一刀，那块破布上的血就多一圈。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九岁的孩子失眠，听起来不太可能，但那天晚上我真的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隔着一面薄薄的墙，听见姐姐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声音。我想象她也醒着，和我们之间这面墙一样，安静、沉默、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第二天早上，姐姐的手指肿得很厉害，整根手指都变成了青紫色，像一个熟过了头的茄子。她用纱布重新缠了一下，然后用那只手拎起书包，去上学了。我不知道那根手指后来怎么样了，我甚至不记得它是什么时候好起来的。也许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以为它会留下一个巨大的伤口，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疤痕，但实际上它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愈合，然后在某个很深很深的角落里，变成一个从不发炎但永远存在的暗伤。

姐姐上初中的时候，她的成绩很好。不是那种“还不错”的好，是那种让老师专门来家访的好。班主任姓周，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推眼镜框。她来我家那天，我妈正好在打牌，三缺一，她很不高兴地开了门，让周老师进来。

周老师坐在客厅里，环顾四周，看见了墙上的奖状——都是姐姐的——然后跟我妈说：“你女儿很聪明，成绩非常好，尤其是语文，作文写得特别好。”我妈“嗯”了一声，眼睛瞟着牌桌，心思早飞回去了。周老师继续说：“我觉得她可以考县里的重点中学，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考虑市里的。”

我妈这时候终于把目光从牌桌上收了回来，看着周老师，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二十年的话：“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早晚要嫁人的。”

周老师的表情变了，但她什么都没说。她站起来，推了推眼镜，走了。临走的时候，她摸了摸站在门口的我姐的头，那一下摸得很轻很慢，像是在摸一件很容易碎的东西。姐姐低着头，没有看她，但我看见姐姐的手握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了一道一道的白印子。

那天晚上，我妈打牌赢了钱，心情不错，就忘了周老师来家访的事。但姐姐没有忘。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晚没有出来。第二天早上，她的眼睛是红的，但她什么也没说，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后来她还是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没有人逼她，也没有人帮她，她就是自己考上了。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那天，我妈看了一眼，扔在桌上，说了一句“家里没钱”。姐姐站在那里，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把它收进了抽屉里，和那根打死结的红头绳放在一起。

她最终还是去上了学。不是因为我妈同意了，是因为我外婆偷偷塞给她一笔钱，说：“你妈不让你去，你去。读出来了，就不用回来了。”外婆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抖的，但她没有哭。她这一辈子早就不哭了，眼泪这种东西，在一个人的身上是有配额的，流完了就再也没有了。

姐姐去县城读书之后，家里的气氛变了很多。不是说变好了，是说变空了。像一个房间被搬走了一件大件的家具，突然多出一大片空白，所有人走进来都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我妈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但她不打我。这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她打姐姐的时候毫不手软，但对我，她连重话都很少说。后来我长大了一些，慢慢琢磨出一点道理来——也许是因为我长得不像她。我像我爸，从眼睛到鼻子到嘴巴，几乎是我爸的翻版。我妈看着我的脸，看到的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与其说她在对我好，不如说她在对一个鬼魂献祭。这种想法让我觉得很不安，但也让我觉得很安全——毕竟，谁会去打一个鬼魂呢？

姐姐每两周回来一次，周六下午到家，周日下午走。每次回来，她会给我带一些东西——有时候是一本旧书，有时候是一支笔，有时候是一包糖。东西不值钱，但每次她递给我的时候，眼神都很郑重，好像她在交给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我那时候不懂，现在想来，也许她确实在交给我一些重要的东西——不是书，不是笔，不是糖，而是她在那个没有我的世界里，念念不忘地为我攒下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好意。

她回来的那些日子，我妈一般不会打她。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姐姐不在家的那些时间里，我妈已经积攒了一些别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怨恨，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类似于愧疚的情绪。这种情绪会在姐姐推门进来的那一刻被激活，让她变得比平时温和一些。但温和这种东西，在我妈身上是待不久的，像冬天的太阳，照一会儿就没了。等到第二天下午姐姐要走了，我妈的那种温和就基本上消耗殆尽，她往往会找一句什么话来说，不是什么好话，是一句锋利的、像碎玻璃一样的刻薄话，然后姐姐就背着书包走了，头也不回。

初二那年，姐姐恋爱了。或者说不叫恋爱，叫被人喜欢。对方是一个高年级的男生，据说成绩很好，长得也好看。我后来见过那个男生一次，高高瘦瘦的，戴眼镜，笑起来很干净，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块鹅卵石。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或者没发生什么，总之这件事被我妈知道了。怎么知道的，我不清楚，也许是有人告了密，也许是她自己在姐姐的日记里翻到的——姐姐的日记本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但我妈找东西的本事，比任何侦探都要厉害。

那个周末，姐姐回来的时候，我妈没有像往常一样先保持温和再慢慢变冷。她直接开始了。

我从没见过我妈那么失控。她把姐姐的书包从房间里拖出来，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课本、笔记本、笔袋、钥匙、一个苹果、一封信。那封信掉在地上的时候，我妈弯腰捡起来，看了几行，然后开始撕。她把信撕成一条一条的碎纸，扔在姐姐的脸上，然后开始打她。

先是扇耳光，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像一个不知道疲倦的节拍器。姐姐的脸很快就红了，然后是紫的，然后嘴角开始流血。我妈没有停。她开始用脚踢，踢姐姐的腿，踢姐姐的腰，踢姐姐的肩膀。姐姐蜷缩在地上，用双手护住头，一声不吭。我站在旁边，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上前拦住我妈，但我的腿动不了，像钉在了地上一样。我想喊，但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发不出声音。

最后是我外婆来了。我不知道是谁叫的她，也许是我在意识模糊中打了电话，也许是有邻居听见了动静。外婆冲进来的时候，我妈正骑在姐姐身上，双手掐着姐姐的脖子。外婆一把推开我妈，把姐姐从地上拉起来，搂在怀里。姐姐的脸已经发青了，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睛睁得很大，但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没有。

外婆指着我妈说：“你是要把她打死吗？”我妈喘着粗气，站在房间中央，像一个刚结束了一场恶战的野兽，浑身上下都是戾气，眼睛里全是血丝。她没有回答外婆的话，而是盯着姐姐，盯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你要是不想在这个家待了，你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别回来。”

这句话说出来的那一刻，我看见姐姐的眼睛变了。那种变化很微妙，不是忽然亮起来或者忽然暗下去，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像一扇窗户，本来蒙着雾气，外面什么都是模糊的，忽然之间，一只手从里面把它擦干净了，外面的世界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每一棵树，每一栋楼，每一条路，都前所未有的清晰。

姐姐从外婆的怀里挣脱出来，站起来，擦了擦嘴角的血，然后开始收拾地上的东西。她把课本一本一本地捡起来，摞整齐，放进书包里。她把笔袋捡起来，拉好拉链。她捡起那个苹果，用衣角擦了擦上面的灰，放进了口袋。最后，她蹲下来，把地上那些被撕碎的纸片一片一片地捡起来，捧在手心里，像捧着一捧雪。

她走到门口，停了下来。我以为她要回头，要说点什么。但她没有回头。她的背影在我的视线里停留了大概两秒钟，然后她迈出了门槛，走进了外面的阳光里。

那天是星期天。姐姐走了之后，我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三天没有出来。外婆照顾我，给我做饭，送我上学。三天后，我妈从房间里出来，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做了早饭，然后去服装厂上班。一切又恢复了原样，像一个被人从中间劈开的树，看起来还在长，其实中间的裂缝越来越大了。

姐姐没有再回来。

她的房间一直保持着她走那天晚上的样子。床铺是平的，枕头上没有压痕，书桌上那本《红楼梦》不在了，只剩下圆珠笔划过的痕迹。我妈不让任何人动那个房间。有一次我趁她不在，进去看了看，发现抽屉里多了几样东西：我们小时候的一张合照，我送给她的一张贺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姐姐生日快乐”，还有一根我的头发，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被她捡起来，夹在一本书里，书页被压出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我考上了大学，去了很远的地方。毕业后找了工作，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里做着一份不好不坏的事情。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把日子过得四平八稳的，像一个按照图纸造出来的房子，每个房间都规规矩矩的，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我妈老了。是真的老了。头发白了，背驼了，走路慢了。她不再打人了，甚至不太跟人说话了。大多数时候，她坐在阳台上，看着外面的马路发呆。我问她在看什么，她说：“没看什么。”但我知道她在看什么。她在看每一个路过的年轻女孩，看她们的背影，看她们的步伐，看她们甩动的辫子。她在那些人中间找一个人，找了很久了，一直没有找到。

有时候她会突然问我：“你姐有没有联系过你？”我说没有。这是实话。姐姐走后的这些年，她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没有发过一条信息，没有任何消息。她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连一个涟漪都没有留下。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问过我妈，但我想她也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姐姐走的那天晚上，如果那扇门没有关上，如果她没有说出那句“滚了就别回来”，如果她追出去，如果她在姐姐的背影消失之前喊一声她的名字——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但这些问题没有意义。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结果就是姐姐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家厨房灶台上那锅水早就烧干了，锅底都烧穿了，可火还开着，还在徒劳地烧着，烧着空气，烧着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去年，我回了一趟老家。镇子变了很多，多了很多楼，少了很多树。我走在街上，忽然看见一个人，背影很像姐姐。同样的身高，同样的走路的姿势，同样的微微向左偏的脑袋。我的心跳一下子变得很快很快，快到我以为它会从喉咙里蹦出来。我加快脚步追上去，喊了一声“姐”。

那个人转过身来。不是她。是一张陌生的脸，年轻的脸，像我姐又不是我姐的脸。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张陌生的脸，忽然觉得很想哭。不是因为失望，而是因为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姐姐是真的不会回来了。不是“可能不会回来”，不是“大概不会回来”，而是真的、确凿无疑地、像一列开出了站台的火车一样，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我们小时候住的那条巷子。巷子还是那条巷子，窄得只能两个人并肩走。墙上的白灰剥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灰扑扑的砖头。我站在尽头往里面看，看见一个女孩蹲在地上，大概七八岁的样子，用粉笔在地上一笔一划地写着什么。我走近了看，看见她写了一行字：“姐姐，你快回来。”

我没有问她写给谁的。也许她有一个姐姐，去了很远的地方念书或者打工。也许她没有姐姐，只是觉得写这样一句话，会让这个世界变得不那么空。

我继续往前走，走到巷子的另一头，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女孩还蹲在地上，还在写。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亮晶晶的，像碎金子一样洒了一头。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姐姐走的那天晚上，她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声音。没有哭声，没有叹息，没有任何表示留恋或者不舍的动静。她就这样安静地走了，像她活着的时候一样安静，像她在那个家里待着的每一天一样，安静地吃一碗饭，安静地洗一盆衣服，安静地挨一顿打，安静地擦干净嘴角的血，安静地闭上眼睛睡觉，安静地在所有人还在沉睡的深夜里，把门轻轻地带上，然后安静地消失在黎明前最深最浓的黑暗里。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跟她说的，但一直没有机会说。那句话很短，只有三个字——“对不起”。

不是替我妈说的，不是替我外婆说的，不是替这个家或者这个世界说的。是我自己，替那个九岁的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小男孩说的。替那个看着她手指在流血的画面凝固在记忆里、变成一块锋利石头的自己说的。替那个站在房间门口浑身发抖、两条腿像钉在地上一样、没有上前一步拦住我妈的懦弱的、胆小的、没用的自己说的。

对不起，姐姐。

对不起。

如果有一天，你在某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某个你终于觉得安全了的地方，忽然打了一个喷嚏，那不是因为你感冒了，那是我在几千里之外，喊了一声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