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媒体报道，由高市早苗一手搭建的“国力研究会”将在5月21日召开首次会议。发起人包括——副总裁麻生太郎、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政调会长小林鹰之助。
日本媒体报道，高市将这团体视为巩固党基、推行政策的强力后盾。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她的野心，而是她实现野心的路径，与二战前日本帝国那套“国策动员机构”，在架构、话术乃至意识形态底色上，呈现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复刻。
“国力研究会”的四个核心目的：高市在复制战前国策动员模式
高市早苗在自民党内根基薄弱，被视为“讨厌派阀活动的孤狼型政治家”。她去年在未与党内大佬打招呼的情况下就强行推动预算案通过，导致麻生与铃木俊一“气得发狂”。正因如此，当党内各派系纷纷成立新团体蚕食其执政基本盘时，“国力研究会”应运而生。
这个团体用每月仅300日元的象征性会费，将党内多数议员捆绑在“支持高市”的名义之下。议员们私下坦言：“不加入就会被说坏话”。一名无派阀年轻议员直言：“会费仅300日元，没必要特意惹高市首相讨厌”。这不是政策团体，这是强制站队的政治工具。
共同社报道：“考虑到首相的党总裁任期，将通过议员联盟，加强其在党内的基础。”换言之，“国力研究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为高市连任总裁、冲击长期政权量身打造的工具。
哪些人被排除在发起人名单外？石破茂前首相连邀请函都没见过，岩屋毅前外相明确拒绝，森山裕前干事长不打算加入。而明确表达参选下届总裁意向的林芳正总务相，则被刻意不邀请。自民党元老评价这个团体的真实状态：“表面上是支持首相，实则是‘同床异梦’。”
高市的目标很清楚：把支持自己的人编入核心圈，把反对者和潜在挑战者挡在门外。所谓“跨派阀”只是表象，本质是一场以“忠诚度”为唯一标准的权力筛选，筛选那些愿意在对华强硬、修宪扩军路线上与高市保持一致的人。
二战阴影下的惊人复刻：从昭和研究会到大政翼赞会，战前日本国策机构干了什么
要理解“国力研究会”的真正性质，必须对照二战前日本帝国那套完整的“国策动员组织”体系。它们不是普通学术社团，而是日本从侵华到全面二战的大脑、推手、动员机器与舆论洗脑机器。
对照今天：高市的“国力研究会”同样以“国策研究”为名，同样集聚了政界、官界乃至经济界力量，同样以“安全保障和资源能源”为核心议题——这与昭和研究会的“军事扩张+经济掠夺”双轨议题高度吻合。
大政翼赞会（1940-1945）：把全体国民绑上战车
1940年10月，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了大政翼赞会，解散所有在野政党，将整个日本社会纳入战时动员体制。它掌控全国町内会、邻里组织，监控民众思想、举报反战言论；组织青年义勇队、女子挺身队，强征劳力用于军需后勤；通过“国民运动纲要”要求一亿国民“从生活、生产各方面为战争服务”。
对照今天：高市也在推动所谓“政府与自民党一体推进政策”，其本质与翼赞会的“举国一致”逻辑一脉相承，以“国家存亡”为名压制不同声音，以“党政协同”之名架空议会制衡。
国家总动员审议会：把日本变成一个战争经济体
这个内阁下设的最高国策咨询机构，直接负责审议并实施《国家总动员法》的配套细则：将全国工业、金融、运输、劳动力全部收归国家管控；协调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全面转向军工生产；优先保障军队物资供应，民用领域实行严格配给制；审议战时增税、强制储蓄、征用劳工等政策，为长期战争持续输血。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后改称“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战时决策的集权中枢
这个军政合一的机构由首相、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等核心人物组成，统筹战争指导、外交与国策，决定了全面侵华扩大化、对美开战与偷袭珍珠港等最顶层国策。
这套机构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策闭环”——智库制造理论 → 审议会规划方案 → 翼赞会压制反对 → 最高会议拍板执行。 日本帝国正是依靠这套体制，把一个国家一步步拖向军国主义深渊。而高市早苗的“国力研究会”，正是在复刻这套闭环的第一环。
战争机器的齿轮已开始转动：高市近期一系列危险操作
如果说“国力研究会”是高市战争蓝图的政治发动机，那么她上任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操作，就是这副蓝图的施工图纸。
4月21日，高市内阁通过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针，废除将出口目的限定为“救灾、运输、警戒、监视、扫海”的五类用途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坦克、导弹、战斗机在内的杀伤性武器成品出口。这意味着日本从“原则禁止”彻底转向“原则允许”——从卖“盾”到卖“矛”。
日本教授直指要害：高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正明显趋于瓦解，却无力接受这一新现实，于是选择以解禁武器出口来对抗现实”。
5月5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在菲律宾敲定了向菲转让二手护卫舰的框架协议，解禁仅两周，首笔军火出口便已落地。日本正从一个“和平国家”加速转变为一个“军火输出国”。
4月底，日本政府敲定方案：将自卫队衔级名称恢复为二战结束前日本军队使用的“大将”“大佐”等称谓，计划年内向国会提交修订草案。
日本1954年成立自卫队时，刻意废弃旧军队称谓、采用数字序列衔级，意在切断与旧军队的历史联系，体现“和平宪法”精神。如今恢复旧称，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与认知层面的根本性突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上一针见血地反问道：“日方是否仍沉迷于重温军国主义旧梦？所谓‘荣誉感’指的是什么？”他更直言：“这是在受害国人民伤口上撒盐”。
军衔是军队的灵魂符号。恢复“大佐”等称谓，意味着自卫队正在从“去军事化”的和平组织向“正式军队”的象征体系全面回归。这背后是自卫队扩权、修宪的连环棋。
高市和日本右翼势力仍在猛推这一措辞。日本专家分析认为：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会压缩日本“和平国家”的外交空间，甚至“反而可能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
高市自上台以来，就将修宪列为核心政治议程。她多次公开表态，要在“一年内”推进修宪，特别是修改宪法第九条，这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和平条款，是战后日本最根本的制度约束。而她背后的动力，是要让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高市试图修订“无核三原则”，为日本未来可能的核武装化埋下伏笔。
中方已反复警告：日本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拥有足够多的核材料储备，只要突破政治和法律约束，其从“核门槛外”到“拥核国”的距离可能远比外界想象的要短得多。
如果高市继续走下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不远了
把上述所有线索串联起来看，一个危险的闭环正在成型。
“国力研究会”提供了政治动员的组织框架——它就像当年昭和研究会与大政翼赞会的结合体，一边制造“威胁论”理论、一边压制党内不同声音。
解除武器出口禁令，提供了军工产业的扩张动力——日本从此可以合法地向全世界的冲突地区输送致命武器。
修宪第九条，则是最后一道枷锁的拆除——一旦完成，日本将没有任何制度约束可以阻止其向海外投射武力。这每一步，都在复刻二战前日本帝国走过的道路。
从昭和研究会到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战前日本正是依靠一整套“国策动员机构”完成了从和平国家到战争机器的蜕变。而高市早苗的“国力研究会”及其配套政策体系，正在以几乎完全一致的政治逻辑和组织形态，复制着这套战争动员模式。
若国际社会放任高市政权继续推进危险政策，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将快速成型：短期内，完成修宪、恢复交战权、实现军工产业全面扩张；长期，复刻二战前“对外侵略扩张”模式，以“生存危机”为借口，挑起地区冲突甚至全面战争 ，重走二战老路。
今天差的那一环，或许只是修宪的最后一步，而这一步一旦跨出去，日本距离再次发动战争，就真的不远了。
正如中国外交部所警示：“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中国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维护者，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复活。
当前的中日关系困局，根源在于高市政权的对抗路线和错误言论。如果高市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仅中日关系将面临更严重的倒退，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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