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年一段让人动容的往事，王炳南走到生命最后时刻，意识迷离之时专门跟妻子交代遗言。
淡然感慨自己一辈子活得坦荡，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历经半生风雨沧桑，他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阅历才敢这般感慨？
1908年1月1日，陕西乾县，一户农家。王炳南就出生在这里。父亲王宝珊是辛亥革命的老人，曾与西北军首领杨虎城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这层关系，王炳南后来用了一辈子。
少年时代，他没有安分过。五四运动的风刮到陕西，他第一个往前冲。1925年，在三原中学读书时，他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又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年仅17岁，就当上了乾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不是挂名，是真干——组织农民抗粮抗税，发动群众，跟地方反动势力正面对着干。
干得太猛，家乡待不下去了。
1929年，靠着父亲与杨虎城的私交，王炳南拿到了一笔出国留学的资助，先去日本，再辗转到德国柏林大学，读政治学。表面上，他是个留学生。背地里，他在欧洲华侨中秘密组建抗日小组，把旅欧的中国青年一个个拢到旗下。
在柏林，他还认识了一个德国女孩——安娜·利泽，柏林大学的哲学博士。两人坠入爱河。1935年，他们在伦敦完婚，安娜随夫姓，改名王安娜。婚后没多久，组织一纸调令下来，让王炳南回国。王安娜二话没说，跟着走了。
她不知道，这一走，就是二十年的中国岁月。
1936年春，王炳南回到了西安。他这次回来，是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任务只有一个字——争。争取杨虎城将军，争取十七路军，联共抗日。
途经莫斯科时，代表团团长王明亲自交代了暗号：如果杨虎城答应与红军停火，就向巴黎的吴玉章发一封密电，暗号是"把杂志寄来"；如果不答应，就发"杂志不必寄了"。就这么简单，几个字，关乎几万人的命运。
王炳南到了西安，开门见山，直接把使命摊给杨虎城。杨虎城早就和红军有了来往，王炳南回来，不过是把他心里那颗钉子，钉得更稳了一些。杨虎城甚至让王炳南直接住进了自己的公馆，两人彻夜密谈，越谈越深。
那封暗号密电，很快发出去了——"把杂志寄来。"但真正的考验还没来。
1936年11月，蒋介石亲赴洛阳，逼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张学良苦劝，蒋置之不理。两人被逼到了墙角。就在这时，王炳南在上海又搭上了张学良——经杜重远介绍，他成了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的传话人，来回奔走，传递情报，协调立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城里枪声骤起。那一天早上，王炳南被敲门声从睡梦中惊醒。
杨虎城的卫兵站在门口，说：将军请你去开会。王炳南知道，出大事了。西安事变，就在这一刻爆发。
事变之后，局势乱成一锅粥。外有各方势力施压，内有主战派嚷着杀蒋。此时王炳南的位置极其微妙——他是杨虎城信任的人，也是中共的人，更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的纽带。
周恩来赶到西安后，王炳南便成了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协调沟通的关键中间人，来回传话、通报信息、处理突发状况，几乎没有停过脚。
事变和平落幕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寄来亲笔信，对王炳南的贡献予以高度表彰。这是他第一次被最高层记住名字，但不是最后一次。
枪炮打不赢的，就用嘴打。1939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随即设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扩编为外事组，王炳南任组长，直接由周恩来领导。
他面对的是什么局面？国民党牢牢掌控外交渠道，共产党几乎没有任何官方的对外窗口。驻渝的外国记者有四十多名，外国使馆一个挨一个，但他们接触的全是国民党那一套。
王炳南的打法是：交朋友。
他把重庆经营成一张关系网。美国驻华使馆的史迪威将军、卡尔逊上校、美国总领事，一个个被他搭上线，逐渐变成了可以说话的朋友。
外国记者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王炳南是唯一一个让他们觉得"共产党人是可以信任的"的联络点。更实际的是——通过这些关系，他为抗战前线争取到了大批援助物资，包括当时极为稀缺的盘尼西林。
周恩来对他的评价是：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
这不是客套话。彼时周恩来公务繁忙，王炳南等于是他的另一张嘴，对外传递立场，对内收集情报。谁对共产党有好感，谁对国民党心存疑虑，谁可以争取，谁需要警惕——这些判断，很多都经王炳南的眼睛过滤后，才送到周恩来案头。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舆论封锁极为严厉。王炳南直接把外事组的住所变成接待场所，召来各国使馆人员和记者，摆事实，讲道理，把中共的立场说清楚。
1945年8月28日，重庆白市驿机场。阳光难得地刺穿了山城的阴云。毛泽东乘坐的飞机在跑道上停稳，王炳南第一个登上机舱，向主席报告迎接人员名单，然后引着他走下舷梯。这是王炳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是他第一次以秘书身份贴身工作的开始。
重庆谈判期间，王炳南跟在毛泽东身边，穿梭于国民党上层、民主党派和外国使节之间，既是秘书，也是翻译，既是联络人，也是信息收集者。他是那段历史最近的目击者之一，但他从不多说，只做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炳南成了外交部办公厅的第一任主任，协助周恩来从零开始搭建这个国家的外交机器。那批从军队调过来的外交官，几乎没有一个懂外交礼仪，王炳南主持制定培训计划，请来国内最顶尖的国际法专家，几个月时间，把一群军人变成了站得上台面的外交官。
1954年4月，瑞士日内瓦。新中国第一次走上国际多边外交舞台，周恩来担任代表团首席代表，王炳南担任代表团秘书长。在这之前，他率先遣队提前抵达，选住所，排日程，布置安全，一件件落实。
在日内瓦，有一个细节流传至今。王炳南为代表团成员定制了一批黑色中山装，庄重，严肃。结果代表团成员走上日内瓦街头，路人纷纷脱帽鞠躬——因为瑞士的牧师，正是穿黑色衣服的。一批中国外交官，就这样被误认成了传教士。这个误会，后来成了王炳南最常讲的笑话之一。
但更大的事情在日内瓦悄然启动了。
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主动接触中方翻译，王炳南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号，立刻向周恩来汇报。这扇门，一旦打开，就不能让它再关上——周恩来拍板，授权王炳南以中方代表身份，与美国代表约翰逊展开直接接触。
1954年6月5日至21日，国联大厦，中美双方先后进行了4次正式会谈。这是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第一次坐在桌子两侧，开口说话。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开幕。王炳南是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对面是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
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好打——台湾问题像一块石头压在桌上，谁也搬不走，谁也绕不开。美国方面的目标是切割，分化，让北京承认"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王炳南的底线只有一条：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不谈判，不妥协，不让步。
谈判持续了九年。九年里，美方首席代表换了三任——约翰逊、比姆、卡伯特，一任比一任硬，但王炳南一直在原位，像一根钉子扎在谈判桌旁。
这九年不是没有成果。最具历史意义的，是1955年9月10日双方达成的平民回国协议——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对方平民的返回权利，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遣返。这一协议打开的缺口，让滞留美国的科学家们看到了回家的可能。钱学森，就是在这个框架下，在10 月 8 日踏上了归途。
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后来评价王炳南：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这句话，出自对手之口，更显分量。
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结束了九年的会谈生涯。他离开谈判桌的时候，桌子另一边的美国人，大概没想到——再过七年，尼克松就会踏上中国的土地，那条路，王炳南早就蹚出来了。
1975年，王炳南重新出山，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他已经67岁，但脚步没有停。此后十余年，他亲自带团走遍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待的代表团多达上百个。卢森堡大公国、波兰政府、奥地利维也纳市，先后授予他勋章，以表彰他在国际友好往来上的贡献。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这一年，王炳南飞越太平洋，第一次踏上了他谈了九年、却始终未能正式来往的那片土地。
1988年12月22日，北京，大雪。王炳南在病榻上，用最后的气力说出了那句遗言。"我一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他没有遗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足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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