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重庆解放前的地下斗争，大家最先想到的多半是坚贞不屈的江姐，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差点毁掉整个西南地下党组织的，是几个身居高位的自己人。当年那场连锁叛变的首恶，活到重庆解放后才被清算，可枪决前的一番操作，直到现在都让人大跌眼镜，议论纷纷。
故事得从1948年春天的重庆说起。当时重庆城郊牛奶场附近，总有个衣着朴素的中年男人行色匆匆，看着心事重重。这人叫刘国定，明面上是不起眼的普通职员，背地里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那时候敌后地下党日子真的难，所有人都得藏着身份干活，收入没个准数，家里还有老小要养。刘国定那会穷得焦头烂额，孩子要交学费，房租也到期，找管经费的同志求援，对方只说经费是党的生命线，半分都动不得。
日子过成这样，纪律稍微松一点，人就容易走歪路。后来查实刘国定偷偷挪用过组织的经费，这事本身违反纪律，也让重庆市委领导层悄悄埋下了定时炸弹。没等组织好好处理隐患，外头敌人的网已经慢慢撒开了。
重庆市委改组之后，刘国定正式出任市委书记，冉益智成了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说起来冉益智这人底子就不干净，早年在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干过，还曾经造谣污蔑过红军，蹲过重庆监狱之后才转而加入共产党。那时候白色恐怖环境复杂，转投革命的人不少，不少人真的洗心革面，可冉益智压根不是能扛事的人。
那时候地下党办了进步刊物《挺进报》，专门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早就被特务机关盯上了。没多长时间就出了纰漏，负责工运宣传的许建业最先被捕，特务顺着线索摸，很快就摸到了刘国定头上。刘国定被捕后耍小聪明，只承认自己是候补党员，想蒙混过关缩小破坏，可还是没逃过敌人的追查。
1948年4月17日，冉益智按约定去北碚接头，一进接头点就被提前埋伏的特务按在了地上。这家伙骨头软得惊人，没扛多久就全招了，哭着喊着只要留自己一条命，什么都说。他管着整个重庆的组织关系，知道从市委到下川东的所有核心机密，连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的住处都摸得门清。
拿到线索的特务立马押着冉益智溯江而上，去万县抓涂孝文。涂孝文本身还兼任川东临委副书记，手里握着整个下川东的所有联络网络，被抓之后没多久也撑不住叛变了。这下连锁反应直接炸了，从重庆市委到下川东基层党组织，几乎被连窝端，江竹筠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江姐，就是这次行动中被捕的。
江姐被押到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特务软硬兼施，各种酷刑利诱轮着来，想从她嘴里掏出更多情报。不管敌人怎么折腾，江姐半点儿核心信息都没吐，只说“我是我，他们是他们”。不少被捕的党员都跟江姐一样，哪怕组织网络破了，自己的底线从来没破过。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江姐被敌人枪杀在歌乐山，年仅29岁，用性命守住了共产党员的骨气。
重庆解放之后，新政府开始清理战争时期遗留的叛徒特务，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两个人很快被揪了出来。梳理完幸存者口述和敌人留下的档案，查清了两个人的背叛事实，1951年，人民政府依法判处两人死刑，执行枪决。
让人错愕的一幕发生在刑场，行刑前，俩人当中突然有人高喊“共产党万岁”，甚至还唱起了《国际歌》。在场的老地下党员听了只觉得刺耳，有人嘀咕都到这时候了喊这个有什么用，还有人说这笔账早就算清楚了。
这事到现在都还有争议，有人说这是叛徒临死前想给自己留个好名声，纯粹是演给别人看的。也有人说人到临死绝境，难免会回想自己早年的经历，心里那点残存的信仰碎片突然冒了出来。可不管怎么说，当初出卖同志换活命是实，给组织造成不可挽回的惨重损失也是实，喊再多口号也洗不掉叛徒的身份。
回头看这段历史，当年重庆地下党的组织架构本身没什么大问题，单线联络分区管理，都是敌后斗争攒下的成熟经验。坏就坏在选干部的时候，只看工作能力，没把政治底色和人品放在第一位，才让坏人占了关键位置，出了事就是灭顶之灾。哪怕整个组织链条都崩了，还是有江姐这样的硬骨头守住底线，人和人的选择不同，最终的归宿更是天差地别。
参考资料：红岩春秋 1948年重庆地下党组织破坏事件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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