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越南的街头,不管是河内的老巷杂货铺,还是胡志明市热闹商圈,甚至乡下乡镇的戏台,你总能撞见中国四大名著的痕迹。商家供着关公神像,小孩追着孙悟空的故事,老人唠嗑能说上大段三国段子,日常说话张嘴就是“张飞脾气”“刘备借荆州”的梗。四部诞生在中国的古典小说,怎么能在异国火了几百年还丝毫不见降温?
这是根子上的基础,其实和两国的文化渊源分不开。越南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官方文字就是汉字,治国理念也来自儒家,从科举制度到日常伦理,方方面面和中国高度契合。越南读书人从小习汉字读经史,读四大名著原版根本不存在文字障碍,不用转译就能读懂里面的人情世故。
四大名著讲的忠义侠义、修行善恶、兴衰人性这些核心内容,刚好贴合越南社会推崇的文化价值,刚传入就拿下了各个阶层的受众。四大名著不是一下子铺满越南的,是一步步慢慢渗透进来的,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文献实物可考。
最早火透越南的就是《三国演义》,大概十七世纪就已经深入当地社会,先是以汉文抄本在士大夫圈子流传,后来改编成㗰剧、嘲剧这些当地戏曲,顺着演出走到了普通百姓面前。越南汉喃研究院现存《西游记》紧随其后传入,靠着神怪故事的通俗属性,没花多少功夫就普及开了,清代前期就已经在越南流传。1878年广东佛山专门刻印了喃字版的《西游演歌二本》,卖到越南堤岸一带,以当地传唱的六八体形式传遍乡间。
最早的《三国演义》喃字刻本是1908年的版本,在这之前,《桃园结义》《华容道》这些三国戏已经在越南盛行数百年。《水浒传》至迟在18世纪就传入了越南,一开始因为“官逼民反”的主题没得到官方全力推崇,可老百姓特别喜欢读。20世纪初出现了多种译本,一推出就风靡了整个越南市井。《红楼梦》传入的时间相对更晚,早年只有汉文原版在士人阶层流传。
1962到1963年河内文化出版社推出了一百二十回全译本,刚上市就被越南知识界当成东方文学的巅峰之作。整个传播路径其实清晰得很,从供士人阅读的汉文原版,到喃字译写面向普通民众,再到国语字译本全面普及,四大名著慢慢完成了从上层到下层、从城市到乡村的全覆盖。
如今四大名著早已经超越了“外来书籍”的定位,早就深度融入越南的语言信仰艺术和日常生活,成了越南文化底色的一部分。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语言层面的渗透,越南语里大量人名典故都直接来自四大名著。
孙悟空、猪八戒、刘备、林黛玉这些称谓直接变成了日常用词,“张飞脾气”喻暴躁,“是个貂蝉”指爱撒谎,“像曹操”就是说多疑,这些说法早就成了全越南全民通用的表达。更深层的影响甚至重塑了当地人的信仰,《三国演义》直接带起了越南全民性的关公崇拜。
阮朝官方早在1740年就定下武庙祀制,专门立庙祭祀关公,1746年又下敕令修建关圣庙,民间更是到处修关帝庙,不少家庭都供奉关公神像,忠义的信仰早就深入了越南社会的肌理。
文学艺术层面也深受影响,越南的汉文历史小说、喃字诗歌、㗰剧剧本,大量模仿四大名著的结构和人物设定。年画木雕刺绣这些民间工艺的题材,也和中国一脉相承,养出了高度相似的审美体系。
有文献记载,越南早年木版色彩水印行业十分兴旺,产量最多的产品就是年画,题材和手法都和中国年画十分相似,就是这种文化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四大名著能在越南延续数百年热度,其实藏着四个不可替代的文化逻辑。
头一条就是文字相通,大大降低了传播成本,古代越南通用汉字,士人可以直接阅读原版,不用转译就能领会精髓,这是很多其他国家根本比不了的优势。再一条就是价值共鸣,能打通所有阶层,忠义侠义、家国善恶、兴衰起落这些主题,既符合官方的教化需求,又贴合普通民众的情感诉求。
上能登大雅之堂,下能入市井闲谈,覆盖了所有年龄段所有阶层的人群。还有一条就是传播形式足够多元,从抄本刻本译本,到戏曲唱本说书年画,放到现在还有电视剧短,什么样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接受方式,实现了全场景覆盖。
最后一条就是靠民间力量自发传承,华人商旅、移民、戏班、书商、译者、民间艺人,一起拼出了一张完整的传播网。就算当年越南官方下令禁止购买中国书籍,四大名著这类典籍的传入也从来没中断过,19世纪还有越南人专程跑到广东佛山刻印喃字书籍带回本土,靠着一代代人的努力让经典传了下来。
这四种逻辑加在一起,给四大名著构筑出了超强的文化生命力,让经典超越了时空和国界,成了中越文明互鉴最持久的见证。越南古代受汉文化深度浸润,独立之后也长期承袭汉字、儒家和各类典章制度,本来就给四大名著的传播准备好了最肥沃的土壤。
今天我们看到越南孩子喜欢孙悟空,商家供奉关公,老百姓随口就能说一段三国故事,真的一点都不用惊奇,这本来就是千年文化交流结出的自然硕果。
参考资料:新华网 四大名著在越南的传播与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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