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觉得古代的食品是纯天然无添加的,没有科技与狠活。但实际上,古代奸商的狠活多到你想象不到,其手段和想象力足以令人咋舌。

酒里兑水在那时都算是有良心的,更狠的直接在酒里加砒霜。古代酿酒全靠粮食发酵,成本不低,为了提高利润,奸商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往酒里掺入少量砒霜,目的有两个。一是让假酒喝着有冲劲,少量砒霜能让人产生头晕发热、喉咙发辣的错觉,古人不懂其中原理,反而把这种所谓的冲顶感当成是酒劲足的上等佳酿。

二是砒霜能让浑浊的劣质酒变得清澈透亮,看着更显高档,方便卖出高价。长期喝这种酒的人,往往手脚麻木,脸色发青,还以为是酒力太猛所致。

除了酒,水产和肉类的作假手段更是刷新下限。据清波杂志记载,古代没有冷链运输,从外地运到京城的虾米,往往颜色枯黑无味。

为了掩盖水产的腐败,黑心商贩想出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办法,就是用尿液浸泡一整晚。利用尿里的氨气,让半死不活、颜色发黑的虾米重新焕发诱人的红润光泽。

我们今天深恶痛绝的注水肉,根本不是如今人们的发明。南宋学者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就留下了肉食之灌以水的铁证,证明早在800年前,给猪羊强行灌水增重已经成了行业潜规则。

更有甚者,用死马肉冒充昂贵的鹿肉。南宋的癸辛杂识里就记载,商贩会低价收购病死或摔死的马,把马肉切块,埋在掺了消石灰的泥土里腌制3天,让发黑发臭的马肉变成鹿肉一样的淡红色。

再用豆豉、丁香等香料长时间炖煮,彻底掩盖马肉的腐败味,最后涂上鹿血调的酱汁风干,做成售价高昂的鹿脯。无论是颜色还是口感,都能以假乱真,连懂行的人都容易被骗。

此外,鸡塞沙、鹅羊吹气也是古代肉类作假的常用手段,往鸡肚子里塞沙子,给鹅羊的身体里吹气,让瘦弱的禽畜瞬间变得肥硕饱满,以便在称重时多赚黑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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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极为昂贵的蜂蜜也没能逃过这套路。在供需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奸商们用廉价的麦芽糖掺进真蜂蜜里,再撒上碾碎的蜂巢渣,就摇身一变成为上等芽蜜。

更离谱的是所谓的樊蜜,把硫酸铝钾和糖水混合,凝固后色泽透亮,还能拉丝,看起来比真蜜还好。就连酱油、醋、香油这些调味品都难逃黑手,往廉价酱油里扔点炒焦的麦子和红糖冒充陈酿,往醋缸里泡烤过的骨头增加香气,都是常见操作。

更丧尽天良的是在粮食上动手脚。商贩会往米麦里洒水增加重量,有时还会掺上沙子。乾隆年间直隶旱灾,官府赈灾的米里竟然掺了30%的白垩土和滑石粉,这样做不仅能增重,煮出来的饭还能多膨胀40%,看着分量足,但长期食用会导致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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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丧心病狂的作假狠活,古代的消费者并非只能自认倒霉。早在西周时期,法律就规定还没成熟的五谷和果实不准进场交易,为的是防止百姓吃了中毒,也是为了打击以次充好的行为。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变质有毒的肉必须赶紧烧掉,不烧就打90棍。如果故意卖给别人致人生病,判刑1年;要是吃死人了,直接判处绞刑。

不仅如此,唐朝的消费者如果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如果商家不退,消费者可报官,由官府出面调停并杖击卖方。

商品经济更发达的宋代,则强制各行各业成立行会,所有商户都得登记在册。行会会长专门负责评定商品成色和价格,如果哪家铺子往酒里注水或在米里掺沙子,行会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朝廷还在集市设立巡检司,每天定点巡查。明清时期管控更细,不仅沿用了唐代的重刑和宋代的行会监管,还增加了牙行监管,也就是中介。

如果牙行明知是假货还促成交易,官府同样会追究其责任。当时像同仁堂这样的老字号,甚至已经在包装上标注成分、功效和禁忌,这已是如今通行的食品标签的雏形。

然而,刀斧都架在脖子上了,为何假冒伪劣食品依然层出不穷?原因很现实:利润太高,而作假成本太低,被抓到的概率却不高。

古代一个城市上千个摊贩,巡视官员一天又能查几个?许多人就是赌这个概率。更关键的是,古代监管看似周全,实则有很多盲区。

没有精准的检测手段,很多隐蔽的作假行为根本查不出来,比如往酒里加少量砒霜,往蜂蜜里掺饴糖,仅凭眼看鼻闻根本无法分辨。

而且,古代没有开具发票的习惯,消费者买到假货再回头去找,卖家早就概不认账。为了几斤注水肉去打一场赢不了的官司,对小老百姓来说实在不划算。

官商勾结的情况也让管控形同虚设,官员收了好处,就对作假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当地作假成风,百姓投诉无门。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制假售假这股歪风就从未停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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