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中国边疆学是一门以研究中国疆域历史形成以及边疆地区社会发展、民族关系、治理实践等内容为核心，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于一体的交叉性新兴学科。目前，我国边疆学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在服务边疆治理和国家战略中发挥了应有作用，但在学科理论、方法、范式等方面，还缺乏鲜明的中国边疆研究导向，亟须构建以中国边疆为逻辑起点、以“中国边疆历史、现实特性”为认知范畴、以边疆治理现代化为现实关怀的自主知识体系。
我国历来重视边疆地理、交通、风俗、资源、人文等知识，并在古籍中保存了大量边疆地理志、图经、行纪等文献，如《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大唐西域记》《岭外代答》《岛夷志略》《皇舆全览图》等，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但是“中心—边缘”和“华夷之辨”思想束缚了古代对边疆知识体系的建构。
▲学术出版物是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学术出版物。图为两份出版物封面。 中国边疆研究所供图
近代以来的中国边疆研究，始于因应边疆危机而产生的边疆史地学。清乾嘉以降，“西北史地学”兴盛，以考据为基、经世为旨，开辟了边疆实证研究之先河。其考察范围已经系统涵盖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社会、民族等内容，但仍谈不上科学性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自觉。吴文藻先生认为，“民国以前，中国有筹边政的策论文章，而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韩儒林认为：“嘉道以后，我国学者在西北舆地之学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于受时代的拘限，没能进一步利用新材料，采取新方法，出现了停滞不进的状况……”
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社会学东渐后，在救亡图存时代大潮的推动下，我国学者们将边疆作为重要调查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边政学。边政学是在中国孕育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多学科与现实导向是边政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支撑边政学发展的有生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则是边政学发展初期的核心支柱。民族学学者主要以田野调查方法为依托，系统全面、翔实可靠地记录边疆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深入了解、建设边疆奠定了资料基础。然而，边政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范式，特别是从文化角度对族群、民族等问题的探讨，不可避免受到西方民族理论的影响，因此存在很大局限。
除民族学外，西方“中国学”研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边疆研究。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的“东方学”研究蓬勃兴起，他们对与西方相对的东方诸地区、国家、民族和族群的研究，形成了与西方新语文学对应的众多东方“民族语文学”新学科。这些域外“学”以地域或族群命名，一方面发挥西方学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民族学方面的优势，对于研究对象的语言、文字、民俗、文化乃至历史进行了系统探究；但是另一方面，其所制造的“语言—族群—主权”的虚假同构链条，亦需高度警惕与有效防范。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研究方法。为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边疆学界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版图、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等关键问题展开研究，为中国边疆历史叙事提供了框架和体系。特别是新时代以来，边疆研究日益走深走实，学科建设不断推进，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理论特色更加鲜明、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实践导向和问题意识更加凸显，有力服务国家边疆治理大局。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当前边疆知识生产仍存在理论原创性不足、学科交叉深度不够、理论回应现实能力偏弱、国际话语权有待提升等问题。
面向新征程，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要坚持唯物史观，立足中华民族发展史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史的双重维度，在历史长河中厘清边疆与内地双向塑造、互构共生的辩证关系，准确把握边疆作为国家有机组成部分的内在统一性，深刻揭示边疆地区在维护国家安全、弘扬中华文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开放发展、构建和谐周边等国家重大战略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高水平学理支撑。
一要加强中国边疆学核心概念的科学界定。系统梳理“边疆”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权”“治理”等基本概念的历史语义流变与当代内涵，辨析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语境中的核心指向与实践张力，以中国边疆历史及现实特性为指引，形成表述清晰、逻辑自洽、内涵明确，兼具历史纵深感、现实解释力与国际对话能力的中国边疆学核心概念，避免概念泛化、滥用与理论空转。
二要深化中国疆域整体史的理论探索。既要突破西方二元对立的叙事陷阱，也要摒弃王朝史观“中心—边缘”的僵化结构，建构一种动态、互构、整体性的历史解释体系。要以立足“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核心指引，着重梳理边疆与内地互动共生的历史脉络，揭示各民族在疆域形成、制度创设、文化交融、经济联动中的贡献，为当代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与理论支撑。
三要超越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实践中铸就的，既不是受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影响的产物，其独特发展道路也完全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认识局限。这一历史事实要求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自身的历史语境，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出发，深入研究边疆发展的历史进程，系统揭示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规律，准确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内在机理与历史必然性。
四要在边疆各民族发展史研究中，以汉文史料为基本框架，用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将历史上边疆地区的社会演进、人群发展与中国整体历史进程紧密结合，牢牢把握中国疆域形成发展、历代王朝治边实践、边疆社会结构变迁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等主线。汉文史料具有连续性、全面性等特点，时间上涵盖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地域上覆盖包括中原与边疆的广大地区。藏文、蒙古文、满文等大量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生动记录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面貌及其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从多民族视角印证了“大一统”的历史追求与共同价值，是史料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要在边疆治理现实问题研究中体现理论建构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如，从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目标的角度，提炼出理解边疆安全关系、风险类型与总体安全逻辑的理论框架，推动边疆安全研究在学理与方法上系统发展；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构建理论框架，探索边疆治理体系与现代化建设适配性、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边疆安全稳定与开放发展辩证关系等；以海洋强国建设为目标，围绕“保护海洋与开发海洋有机协调发展”“海陆一体、联结世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等构建海疆理论框架，深化理论认识。
六要构建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新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有利于发展当代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中国特色地缘政治理论体系。既要扎根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政治智慧与“大一统”治理传统，也要汲取历代边疆治理中“亲仁善邻”“国虽大，好战必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信修睦”等制度智慧与实践理性，更要立足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及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实践，推出边疆研究成果，讲好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故事，提升中国边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监制 | 肖静芳
统筹 | 安宁宁
编辑 | 李翠 海宁
制作 | 魏妙
来源 |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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