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园
留园坐落于苏州阊门外，邻近戒幢律寺与寒山寺，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与沧浪亭、狮子林及拙政园并称为苏州四大名园。清光绪年间，由盛宣怀购下作为私家园林，并特地修筑起一条可行车马的石块马路，由阊门城门口直通那里，以便他的家人和亲属出城去游园。这便是眼下苏州阊门外最繁华地段的那条石路。
解放后留园被收归国有，60年代初由国务院颁令宣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6年，我在上海邑庙区的一所中学里教书，某个星期日，学校工会组织教工赴苏州一日游。回来后，父亲在晚餐桌上问我："今天你们去苏州玩了留园没有？"
我回答去了。他又问："那有没有看到一个坐在大门口的老头儿？"
由于这提示，我想起在那里确实看到过一位老者，相貌挺清瘦，穿件半旧的蓝绸长衫，坐在一张旧藤椅里，身旁是那只游客进门时扔竹签用的木箱。看这模样像是这座园林的司阍（看门人），但父亲何以会问到此人呢！我便说："是有这么个人，他是谁啊？"
"谁？！就是盛老四嘛！"父亲答道。
我惊讶地问："就是常讲到的那个盛老四？"
"当然。除了他，上海还有哪个盛老四！"父亲说罢摇了摇头，叹息了声说下去，"唉！想当年，他真是何等风光，想不到如今……"
这"盛老四"，以及"盛老五"、"盛老七"还有"盛老三"这些称呼，是我从童年时便听熟了的，虽然1949年之后极少再听到，但一两年前在一本革命斗争回忆录中，看到过一篇回忆"二七"罢工风潮的文章，其中就有他的名字盛恩颐，当时他已世袭父亲的职位当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商合办钢铁联合企业汉治萍公司（包括湖北的汉阳炼钢厂、大治铁矿和江西的萍乡煤矿）的总经理。在这篇文章中他是个反面角色，是镇压工潮、杀害工人运动领袖的指使者。但文章并未提及他的现况。我在读那篇文章时，曾做过推测，此人也许在解放前便已死了，或者在大陆解放前夕到台湾或者香港去了……
没想到他还活着，还留在中国大陆上，并且坐在留园门前的藤椅里……
虽然颇觉意外，但我并未对父亲的话提出质疑，因为我知道在二三十年前，父亲和盛老四之间的交往是挺密切的，以后虽逐渐疏远，但在他俩之间还有着不少共同认识的人，便是那些旧朝代留下的遗老遗少。所以他得到的关于盛老四下落的信息应当是翔实可信的。
"他是在那里看门吗？"我问父亲。
"拿不拿工钱不知道，只晓得就住在那里的门房间里，有个弄不清是第几房的老姨太在服侍他。听说也常有人去看他，都是些从前要好的朋友。"
"那他的那些子女呢？都到哪里去了？"我问道。因为过去曾听家人讲过，这盛老四在自家兄弟中是妻妾和子女最多的，正室和几房姨太太生的孩子加起来有二十多个。在我念过书的小学和中学里也有过好几个"毓"字辈的盛家孙辈，其中有几个听说便是这盛老四的儿子，年龄比我大些或和我相近，到现在也该踏入社会了。
"那就弄不清楚了……"父亲顿了片刻又说，"像那种人家，显赫的时候自然十分风光，可一旦坍崩下来就树倒猢狲散了。这些年来，像这样的情形还见得少吗！"
父亲所言不谬，用"树倒猢狲散"来比喻那些富贵人家衰败后的情形是再贴切不过的，一棵大树朽衰倒下后若还有几只"猢狲"留着不走，那多半也只是为了争夺桠枝上残剩的那些"果实"，往往弄得兄弟阋墙，对簿公堂，最后是几败俱伤，却养肥了那干起劲地帮着打官司的律师。那些残剩的"果实"分尽时，"瑚狲"和律师便作鸟兽散了，这类情况虽不能说已形成规律，但发生率却是极高，非但在报章上屡见披露，在我家的亲友之间也时有发生。
若不是我的家族子息单薄，到头来那棵不算大的树上只有父亲和我这两只一大一小的"猢狲"，这样的情形也是难以避免的。
在我那趟苏州之游约莫两年之后，那天仍是在晚餐桌上，父亲突然说道："今天你汪家表叔从苏州出来，说盛老四前几天死了。"
"是什么病？"我随口问道。
"脑溢血。没来得及送医院，就死在留园那间门房间里的。前天在殡仪馆大殓，你汪家表叔也去了，说一共到了十多个吊客，都是住在苏州的一些亲眷。"
父亲划了两口饭，停箸默然了片晌，颇为感慨地说道："记得那一年……是民国十四年，'齐卢战争'已经结束，沪宁铁路恢复通车，盛家的老四、老五两兄弟在上海请了一批朋友到苏州白相。我也去了。他们包下北局的新苏台旅馆招待客人。那天，大家出城到留园去吃蟹赏菊，连同本地的亲威朋友，一共上百辆马车排成长龙，领头的马车到留园门口时，末尾的马车还没有出阊门。沿路从观前街到景德路到石路，排在两边看热闹的人何止成千上万。想不到到他死的时候……"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
我想起了虔信佛教的祖母生前常说的一番话："凡百人等都千祈莫把福享尽，享尽了福，在生命中剩下的便是苦和灾了。"这番话她是告诫子孙的。
我也想起了中国的俗谚："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许那个常说而又抽象的"天道循环"确是存在的。
三井花园
我走进瑞金二路上那家瑞金宾馆。大门口那位穿制服的司阍挺有礼貌地微笑着向我招呼，虽然他并不认识我。
现在任何衣履整齐的人都可以进入那道大门了，可以进去住宿吃饭、喝酒或咖啡……即使不作任何消费，在里面那片日本风格的花园里游逛上一圈，再回出来时，门前的司阍也会微笑着对你说声"再见"。
在二三十年前，这样的情形是不容想象的。50年代初，我在打浦桥旁的上海法学院念书，每天上学和回家都要从那里走过。那时候那两扇黑色大铁门常年紧闭着，难得有时开启，便总有个穿便衣的大汉走出来，扬手拦住南来北住的行人和车辆，让门里的黑色轿车开出来转弯驶去。汽车开走后，铁门又随即关上。
由此推测，住在里面的必定是些重要人物。
某日放学走过那里时，一辆黑色轿车正停在大门前等候里面开门。我看到汽车后厢里坐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头发剪得很短。这时，同行的那位同学叫唤起来，声气挺激动："舒同！是舒同！"
舒同是著名书法家，以后我佩带了三年的那枚校徽上的字便是他写的。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在不久前召开的上海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动员会上给师生们做过报告。我再想看清一下时，铁门已经开启，轿车开进去了。我对同学的眼力有些怀疑，他却斩钉截铁地说那天听报告时自己的座位离主席台很近，因此决不会误认的。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后，我便不再从那里经过了，以后的许多年里，偶或从那里经过，总看到铁门紧闭着，也不知里面是住什么人或是做哪个机关。
这便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和周恩来一起发布了《中美联合公报》。报上报道说签署公报的地点在瑞金国宾馆中。这时才知道那幢房子已用作为宾馆，而且是国宾馆了。
倘若一幢房子也会有灵性的话，那么它一定会感到这是自身从建成到日后坍圮或拆除这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刻，足以将过去那段不甚光彩的历史遮掩过去了。
它所经历的那段不甚光彩的历史是在1939年到1945年之间，便是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时期。
1942年3月间，我祖父突然被设立在虹口的"大日本海军武官府"派人上门来抓走了，抓人时没宣布原因，家里人也不敢问，父亲托人打听了好几天才传回消息，祖父的罪名是"为富不仁"。我家的人当然明白，这"不仁"便是没有为"大东亚圣战""助饷"。此时再想起要"捐献"当然也为时不晚，但总不能贸然找上门去问到底要多少数目，还得按照绑架赎票的常规，设法找个和绑匪相熟的人去进行谈判，商定赎款数目，最后达成交易，交款放票。这样，父亲便想到了盛老三，跟祖母和一些亲友商量后，都认为他是做这个"中人"的最合适人选。
于是，父亲便到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上盛老三的"公馆"去求他了。
盛老三的大名叫盛文颐，是盛杏荪的侄子，他凭藉着伯父的关系，在国民政府里当过握有实权的税务官员，同时由于盛杏荪生前同日本皇族和华族的密切关系，也很得日本军政界高层的青睐。
抗战爆发前，上海和江浙一带的鸦片销售渠道一直都是由黄、张、杜"三大亨"垄断着的。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去了内地，张啸林因要投敌当汉奸被军统派人刺杀，黄金荣闭门不出。原来的鸦片货源虽已归日本军方控制，但他们却不便于亲自出面售卖鸦片，还须另找中国人担任代理，这便找到了盛老三，让他成立一家"宏济善堂"，专门负责沦陷区内的鸦片销售。为了对他拉拢和奖励，日本军方还作主把原来属于三井株式会社物业的三井花园赠送给他作为私人别墅。
于是盛老三转瞬间成了上海滩上的"鸦片大王"，销售鸦片所得的扣佣自然极其可观。不久，他又兼任了日伪政权垄断食盐买卖的"裕华盐业公司"的总经理。他一手掌握鸦片销售，一手把持食盐买卖，更进一步成为上海的"黑白大王"。他虽未在汪伪政权中担任官职，但由于深得日本军方的信赖，当时所具有的实际权势是决不在一名"部长"级汉奸之下的。
那天下午，父亲出去了三四个钟头才回来，脸色比出门时显得宽释了些。他告诉祖母，自己到盛老三那座别墅中时，他正在宴请几个日本高级军官，门里停满了日本军用汽车和带斗摩托车，门前还有日本兵站岗，幸得盛家那个门房认得父亲，这才能进门。在小客厅里独坐了一个多钟头，盛老三才抽暇过来见他，听了父亲的讲述，他满口答应帮忙，还说虽然和海军方面不熟，但定能转弯子托到可靠的人，约定两天后再到他家去听回音。
十多天后，祖父被放回来了。是盛老三派汽车把他送回家的。据祖父说，关在那里时并不太害怕，他明白像这类公开的绑票只是为了要钱而不至于要命的，再说他被绑票也不是头一回了，五年前他就曾被一伙来自奉贤的土匪绑走过，是父亲托了张啸林当"中人"赎出来的。事后知道那伙绑匪和张啸林关系甚深，绑票极可能是受他指使的。但上海滩上有谁敢得罪张啸林？因此我家只能"敲落了牙齿往肚里咽"。
这回我家付给"大日本海军武官府"的赎金是一百条"大黄鱼"。按照惯例还得给"中人"送一成的"辛苦费"。但一则盛老三对这区区一百两金子并不在乎，再则我曾祖父在李鸿章幕中时，曾当过盛杏荪的上司而祖父以后又当过他的下属，因此两家算是"世交"，送钱酬谢显得太"见外"，因此祖父从家里藏品中选了一幅董其昌的手卷和一只哥窑花瓶让父亲送去。盛老三客气一番之后也就哂纳了。
日本宣布投降后，盛老三便化装成穷人逃往江苏农村中，以图逃避惩处，后来由于携带的大量珠宝露了眼而被军统追踪捕获，以附逆和资敌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监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50年代中期病死在狱中。
抗战胜利后，金神父路上由三井花园变为盛文颐别墅的那幢豪宅被军统接收，一度曾用作三青团上海团部。解放后则由人民政府接管。
"富不过三代"。这句俗谚已无从考证首创于什么年代，但至少在我年纪很小时便已听到了。以后听多了，便觉得其中似乎酸溜溜地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是一些不富的人出于妒忌而对富人发出的诅咒之词。但当我再长大些时，所见所闻的大量实例使我感到过去那种想法并不对头。暴发致富而又迅速衰败虽不至于成为一条规律，但却实实在在已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第一代创业敛财，第二代肆意挥霍，到第三代即使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也只是靠着祖宗留下的一点"残羹剩饭"在苟延残喘了……上海滩上那些豪门家族的子孙中能恢复"祖业"的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
前些日子，《上海滩》杂志上登载过一篇记述盛氏家族百年沧桑的文章，文中引述了盛宣怀的一个孙子对作者的叙述："十年间我们不断地搬家，住过愚园路、长乐路、巨鹿路、万航渡路，车子越乘越大，房子越住越小，最后只剩一间，而且是灶披间，却要住我们一房八个人，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我晚上就睡在一张桌子上……"
把这样的居住环境和盛氏家族仅在上海一地便曾拥有过三座豪华宅第和上千幢出租的石库门弄堂房子的情形相比一下，这个豪门家族的衰败真可用"一泻千里"这个词语来形容了。
其实在上海未过两代便全面衰落的豪门和富户又岂止盛氏一家。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本人也是晚清一个颇有名气的官员，官至右副都御史，并且宦囊丰厚，在上海和家乡都广置物业，在当时也算得是一家豪门。张爱玲的父亲曾是上海有名的裘马公子，所娶继室是民初国务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但最后夫妇俩都贫病潦倒，死在上海江苏路上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曾是"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寒云）在上海居住过多年，由于他挥金似土又颇有才名，因此在十里洋场上所占风光曾一时无贰，但只十几年工夫便落得个床头金尽，幸得他有一手好书法，这才靠卖字能得糊口直至病死。
历数起来，在这片十里洋场上，经两代而败落的豪门还该有许多家，至于经三代而衰败的豪门则更是不可胜数，俯拾皆是，其中包括了我不少亲友的家族，也包括了我自己的家族。
"富不过三代"这句俗语的应验率何以会如此之高，曾有不少人（包括当事者在内）探究过个中原因，所列举的原因很多，如骄奢淫逸，挥霍炫富、争产内讧、战祸动乱、社会变革等等。
诚然，所举的这些内因和外因都是存在的，但这些都是现象而非实质，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如一位刊物女编辑所说过的那样：那是由中国千年来所形成和遗留下的文化中的糟粕所造成的。
我赞同这种说法，但又感到在这前提下所涵盖着的内容是极其复杂的，这也许是个值得社会学家和近代史学者们深入探究的课题，并且相信对这课题的探索和研究对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也是有其作用和意义的。
孙树棻，1933年1月10日生于上海，笔名树棻。祖籍浙江绍兴，出身银行世家，后来家道中落。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政法系。历任教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第五届理事。1993年移居香港，成为香港自由写作人与报刊专栏作者。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姑苏春》、《伴飞》、《毒枭》等，中篇小说《夜深沉》获上海市首届文学作品奖。晚年专述海上旧事，著有《上海往事：最后的玛祖卡》、《豪门旧梦》等。2005年9月2日病逝于上海，享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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